要让现代化进程造福人民,不断提高人民的健康福、共富福、文明福、和谐福、平安福组成的“新五福”。
时值春节,在千家万户喜贴“福”字的背后,折射出中华民族悠久的福文化传统。
福字从字源看就和祈福相关,中华民族形成了悠久的祈福、祝福、送福、惜福、纳福的文化,并形成了“命由己造,福由己求”,“厚德载福”等观念。《尚书·洪范》已出现“五福”观念,“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汉代桓谭在《新论》中将“寿、富、贵、安乐、子孙众多”作为“五福”。康熙题写过被称为“天下第一福”的福字碑,其上的福字可分解为“多子、多才、多田、多寿、多福”。可见古人对于人生福祉的认识除了长寿、富裕、显贵、安乐之外,还有多子多福、多才多福,好德多福的观念。 ▲五福临门春节装饰。图源于网络
在当代中国,发展根本在于提高人民福祉,在于造福人民。要提高人民福祉当然离不开经济发展,但也不能只靠经济发展。根据人民生活满意度的跨国调查数据,在收入水平较低阶段,提高收入能显著提升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但在人均收入水平达到1万美元后,再提高收入所能带来的生活满意度边际效应就会递减,达到4万美元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已与收入水平几乎没有相关性。如今,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已超1.2万美元,这意味着下一步更需要综合提高人民的福祉。
2023年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步之年,在此过程中提高人民福祉,就是要让现代化进程造福人民,不断提高人民的健康福、共富福、文明福、和谐福、平安福组成的“新五福”。
第一,健康是福,应推行国民身心强健工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易经》云:“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身心健康是人生的主体性财富和福祉之源。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战略重点转向“保健康、防重症”,“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要更多依靠强身健体,可以推行全民健身计划,在全社会普及扶正祛邪、自力更生、生生不息的传统健身文化,推广站桩、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等简便易行的传统健身方法。同时也应推进心理强健工程,推进精神世界的自我改造与提升,更多参与集体生活,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现精神富足。 ▲2022年8月8日,市民在吉林省“全民健身日”活动中表演太极拳。郭佳 摄
第二,共富是福,应不断做大蛋糕,同时分好蛋糕。若将世界80亿的人口按照中国14人口的规模来划分,可以看出世界各国大体处于“六个发展阶梯”上。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均GDP基本上处于最低发展阶梯,在中国前面几乎是整个世界。今天,中国人均GDP按世界排名还在60多位,但从人口规模看,排在中国前面的已经只有12亿多高收入经济体人口。中国已处于第二个发展阶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是要迈上发展的最高阶梯。同时,要超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从小康迈向大同。不要将分好蛋糕和做大蛋糕对立起来,不平衡的发展就不可能是充分的发展,发展到这个阶段,分好蛋糕就是促进做大蛋糕的重要途径,例如,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通过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提高全社会的购买力,就能够有效扩大内需。 ▲2020年10月,西藏自治区米林县果农采摘苹果。西藏积极开展"订单定向"劳动技能培训,促进农牧区民众转移就业,让农牧民不离乡不离土实现就业增收。贡桑拉姆 摄
第三,文明是福,应推进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发展不但意味着物质产出的增加,还意味整个社会保持良好的状态。社会的进步,不只是财富积累,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协调推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水平同步提高,实现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态福祉。
第四,和谐是福,要重视各种类型共同体的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建设好各种类型的真正共同体,让个体在联合中实现真正意义的自由,实现更大的福祉。一是家庭共同体建设,不但要考虑个体权利与福祉,也需强调家庭权利与福祉,加强家庭伦理建设,重视家庭纠纷调解工作,推进良好家风建设。二是城乡、社区与工作场所共同体建设。三是中国人民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征决定了14亿人民是利益共同体、社会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四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身份、制度、机制。五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坚定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 ▲广西桂林临桂区四塘镇横山村,清朝宰相陈宏谋第九世孙陈付息在陈氏祠堂,教育晚辈延续“清廉”好家风。杨宗盛 摄
第五,平安是福,应建设“韧性社会”。韧性社会是指在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中,能够对外部风险带来的冲击进行自适应调整,形成负反馈循环机制持续弱化冲击,并按照既定目标继续发展前进的社会。韧性社会建设需要人们有效识别偏差与风险,提高风险抵御能力。整个社会从政府、企业到个人都能够未雨绸缪,建设风险消弭机制,做到“天黑有灯,下雨有伞”。
韧性社会还需要有应对各种外部冲击的缓冲机制、衰减机制、“隔震机制”,将风险冲击消弭于无形。这就需要建设风险控制机制,社会的控制系统要足够强大,能抵消外部冲击带来的扰动,使社会回到正轨。最重要的是全社会能形成应对风险和危机的“负反馈循环”。风险形成后,能够通过“负反馈循环”而不断减弱,整个社会在风险冲击下仍能继续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完)
专家简介: 鄢一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院长。从事发展规划的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承担执行发展规划多项重大课题,出版多部相关著作。从事中国道路、制度与中长期战略研究,探索中国学术话语构建,出版多部相关著作。
作者/鄢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