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古学研究中，用牲畜作为祭品的祭祀行为被称为“牲祭”。在吕鹏看来，中国以牲畜祭祀祖先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9000年前。
清明，扫墓祭祖的人群踏上返乡之路。有人摆上熟食好酒祭奠打扫，有人点香捧花默默伫立，也有人扛着猪头登山寻祖……无论带着什么东西，祭祖时总不会“空着手去”，在这些祭品的选择背后，不仅寄托着人们对祖先的怀念与哀思，也承载着中国人的生死观。
在考古学研究中，用牲畜作为祭品的祭祀行为被称为“牲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吕鹏长期从事动物考古研究。在他看来，中国以牲畜祭祀祖先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9000年前。
“有屋，有猪，才算家”
古人有句话“民以食为天，食以肉为上”。肉食珍贵，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在春秋时期的史书《左传》中记述了曹刿论战的精彩故事，曹刿口中的“肉食者”直接成了统治阶层的代称。正因如此，奉献给祖先的祭品，自然以家畜和家禽的肉食为重。
▲4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吕鹏介绍，祭品形式虽随时代而变，但“把最好的献给祖先”这一核心从未动摇。孙晨慧 摄
距今9000年至7800年的河南贾湖遗址，是目前已知最早出现以家猪和家犬作为祭品的地方。从那时起直至商代早期，猪一直是中原地区最主要的、最重要的牲祭选择。
在吕鹏看来，这一现象与中国早期农业社会的形成密切相关。人类开始驯化和饲养动物，意味着牲畜不再只是野生资源，而成为“自己的东西”。祭祀时献上的，必须是自己种植、自己饲养的食物，祖先才能“认得出来”，才能享受到“家的味道”。
▲狗是古代常见的祭祀动物，常与猪出现在奠基或墓葬牺牲中。图左为新时期时代的猪骨，出土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图右为新石器时代的狗骨，出土于河北保定南庄头遗址。孙晨慧 摄
他用汉字“家”来解释，宝盖头下面一头猪：有屋，有猪，才算家。
不过，考古资料也显示，祭品并非一成不变。在距今8000年前的辽河流域已出现单用猪头骨随葬的现象。吕鹏推测，中国长期面临“地少人多”的压力，如何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更多人是历朝历代绕不开的难题。 “祭品从最初的整头幼年个体猪，甚至商代王室会用大量的不同年龄的猪的个体；后来干脆只取头骨、下颌或者某条腿。”
吕鹏总结，在考古发现中，牲祭的最大宗就是猪，不仅因为猪的多产，同时也凸显了中国古代的养猪技术和国人多子多福的祈愿，以及中华文化在祭祀习俗上的延续性。
最高级别的祭祀，以牛为首
不过，从商代中期开始，“猪为主”的祭祀格局逐渐发生变化。
一方面，猪是中国先民最早驯化的家畜之一，饲养成本低、繁殖快，在早期社会中较为常见，因此自然成为最早的祭祀牲畜。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结构日益复杂，祭祀活动也开始被纳入更为严格的礼制体系。
大约在距今4500年至3300年间，黄牛、绵羊、山羊和马等家畜从西亚、中亚陆续传入中原地区。与猪相比，这些动物来得更晚，也更加珍贵。
到了商代晚期，随着祭祀制度逐渐规范化、等级化，牛的地位迅速提升，成为最高等级祭祀的重要牲畜。
这一变化在周代被进一步制度化。以牲畜种类区分等级的礼制逐渐形成：牛、羊、猪三牲齐备称为“太牢”，这是最高等级的祭牲组合，专用于天子祭祀社稷等重大典礼；只有羊和猪称为“少牢”，西汉戴圣所编《礼记·王制》中明确规定：“天子社稷皆大牢，诸侯社稷皆少牢。”。这套制度从周代延续数千年，一直到明清时期仍在沿用。
“牢”字本身也记录了祭祀的严肃性。商代晚期，“牢”并非指这套组合，而是指祭前对牲畜实施的专项圈养——被挑选出来的、用作祭牲的家养动物要单独饲养、精心喂食，与普通家养牲畜区别对待。《左传》里有一条记录：一头牛的角被鼠咬了，当即被取消祭祀资格。
“要保证（牲畜）在献给祖先之前不出任何差错。”吕鹏说。到了春秋时期，“牢”字的含义才逐渐演变为不同牲畜的组合关系，最终形成“太牢”、“少牢”这套沿用千年的礼制体系。
与王公贵族严格的礼制体系相比，普通百姓和不同地区的祭祀方式则更加灵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动物考古实验室。孙晨慧 摄
考古发现显示，祭祀往往也会“因地制宜”。距今约4000年前，西北地区森林逐渐转变为草原，猪不再适合大规模饲养，草地上遍布着牛和羊，用牛和羊做祭牲成为当地的选择，其后，在西周晚期之后，以牛羊头骨和蹄骨随葬的“头蹄葬”逐渐流行，并成为游牧或半游牧人群的极具特色的丧葬习俗。
而在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发达，水产资源丰富。考古学家在距今6400年至5300年的大溪文化墓葬中发现，人骨旁摆放着鱼骨，反映出当地“饭稻羹鱼”的饮食结构——祭祀祖先的，自然也是子孙们所获所食的鱼。
把最好的给亲人
吕鹏认为，牲祭是中国祭祀传统的一种形式，但它恰恰最能体现其中的核心观念——把最好的东西献给祖先。无论是墓葬中的牲祭，还是今天清明墓前摆放的供品，这一逻辑始终没有改变。
中国祭祀文化中，墓葬是死者的“阴宅”，随葬及上供的食物、器物乃至牲畜，都是为了让祖先在另一个世界延续生前的生活。“你不会把烂掉的苹果或腐肉奉献给祖先，一定是经过挑选的好东西。”吕鹏说，“这和现在清明扫墓摆供品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
在古代，对于拿不出肉食的普通百姓来说，粮食便是祭品。“一年都吃不上肉，能把自己种的小米、水稻、大豆奉献给祖先，已经是倾尽所能了。”吕鹏说。
▲4月2日，吕鹏介绍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的成立。孙晨慧 摄
进入当代社会，祭品的形态也随时代推移从实物走向“象征”。纸扎的房屋、手机、智能手表……“无论贵族还是平民，无论古代还是现代，祭品都是当下社会中最珍贵、最具时代特色物什的反映。”祭祀仪式结束后，食物类供品还可以带回，由家人共同分食。“祖先已经享用过了，这食物就带有了赐福的意涵。”吕鹏说。
回溯历史，无论是新石器时代墓葬中随葬的整猪、牛骨、羊腿，还是今天清明墓前的一盘熟食、一捧鲜花，其实都是中国人“慎终追远”的表现。我们用最好的牲畜慎重地送别亲人，把最珍贵的礼物随葬于阴宅，是“慎终”；后世子孙清明扫墓时虔诚摆上的供品，是“追远”，为的是追思先祖，不忘来处。（完）
作者/李紫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