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在一场为顾彬举办的八十寿辰学术活动上，顾彬安静地坐着，听他半生耕耘的中国学界，回顾他的学术足迹。
【东西问客户端12月18日电】在德语中，“Übersetzer”一词同时指代“译者”与“摆渡人”。八十岁的德国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用自己的一生为这个词做了贴切注脚。
12月17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在一场为顾彬举办的八十寿辰学术活动上，顾彬安静地坐着，听他半生耕耘的中国学界，回顾他的学术足迹。顾彬带来的不仅是中国文学史的德文译本，更是关于“我们究竟如何真正理解彼此？”的回答。
▲德国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卞正锋 摄
这位以翻译十卷本《中国文学史》和鲁迅作品闻名的学者，在发言中平静回溯：“51年以前我来北京，当时不会中文，看不懂......但自1981年起，一切都改变了。”他将自己学术生命的根，扎进了中国的土壤。
活动现场，顾彬的学生、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李雪涛在致辞中，试图为老师的精神定调。
他引用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的观点，指出顾彬的学术生命体现了一种“不断敞开”的特质。“真正的思考不是提前知道答案，”他说，“而是让言说推动心灵抵达它原本未抵达的地方。”
顾彬的治学方法，被描述为一场永无止境的对话：与文本、与他者、与自我。
诗人欧阳江河回忆，顾彬翻译自己的长诗《庚子记》时，曾感叹“没有一个现成的德语和它对应”，这场翻译被诗人形容为持续三年的“折磨”，最终创造出的是一种超越中文与德文的“第三语言”。这种“生成”而非“提取”的过程，恰恰是人文理解的核心，也是机器目前难以企及的领域。
德国汉学家、欧洲科学院院士吴漠汀（Martin Woesler）的发言，从学术史层面揭示了顾彬工作的重要性。他指出，早期西方编纂的中国文学史，常陷入提供“现成的结论与评判”的窠臼。而中国悠久的“用言与引文”传统，目标在于“激活”原作，在读者心中唤醒整个文化谱系。
▲德国汉学家、欧洲科学院院士吴漠汀（Martin Woesler）出席活动并发言。卞正锋 摄
“在中国，打造文化素养的门槛远高于其他。”吴漠汀直言。这意味着真正的理解要求读者拥有深厚的积累，能从一个典故、一个意象中窥见整个精神世界。
顾彬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正是这一“激活”传统的当代实践。它并非简单套用西方理论框架，而是力求“将中德两种视角融为一体”，为读者留下自主探索与阐释的空间。在信息碎片化、结论快餐化的今天，这种尊重智力复杂性的工作方式，显得尤为珍贵。
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杨慧林教授通过具体“瞬间”，还原了一个超越“汉学家”标签的、介入式的学者形象。他回忆起“911”事件后，顾彬基于在北大校园的切身观察，对中国一些年轻人的反应感到“忧心忡忡”。
▲活动现场，德国汉学家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通过视频向顾彬送上生日祝福。卞正锋 摄
“如果一个人对中国的基本文化语境没有足够的了解，不会这样。”杨慧林评价道，顾彬的关切并未止于书斋内的文本，而是延伸至对具体社会情绪的体察与对人类普遍境遇的反思。他的忧虑，源于将中国议题置于更广阔人类命题下的严肃思考。
活动结尾，顾彬强调了与年轻一代对话的重要性：“我现在只能跟年轻人，因此我喜欢在中国上课，我老跟年轻人在一起......之前我觉得我不是老年人，我就是说我刚刚18岁。”现场一位学者总结，顾彬的工作启示大家：真正的文化交流，不仅在于彼此尊重，更在于能诚实地相互批评，从而获得更深层次的理解。（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