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盘龙城遗址考古发现70周年。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研究所教授夏玉婷指出：盘龙城的铸造工匠技艺高超、富有创新精神，并且思想开放。
▲夏玉婷在“盘龙城与长江文明暨盘龙城遗址发现7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发言。图自@盘龙城考古
夏玉婷是她的汉语名字
夏玉婷本名玛丽亚·卡尤蒂纳（Maria Khayutina），夏玉婷是她为自己取的汉语名字。她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史，特别是以西周为中心的出土文献研究。2001年后，她先后在瑞士、德国工作；2013年，中国兵马俑首次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展出，她参与了与中国有关方面的协商、筹备工作，历时3年，展览非常成功。
夏玉婷曾为《牛津早期中国手册》撰写部分章节，还发表了多篇与中国有关的学术论文，其中有的被翻译为中文。
例如《社会学视角下的西周王年制度及其应用（者）》，夏玉婷发现，几千篇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只有几十篇包含了“完整的日期记载”，即包括王年、月份、月相和干支的四要素。为什么只有少量西周青铜器使用王朝纪年来记录时间呢，又是在什么情况下会用“王×年”这种表述呢？从这个很小的角度进入，夏玉婷论述了一个大问题，即这不仅反映了西周人的时间观念，反映了周朝档案制度的规范化过程以及官僚体系、行政管理方式的演化，而且它还说明，西周计时法与政治权威及等级社会秩序有关，与各级贵族对周王室的效忠程度或者“距离”有关。
夏玉婷多次来华参加学术交流活动。2016年，北京大学主办的“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论坛，她报告的题目是《青铜器铭文里反映的克商及文、武王的记忆与早期中国的纪念政策》；2023年，清华大学“古文字与中华文明”国际学术论坛，她报告的题目是《从兵器铭文及器型看秦、赵相邦与战国时期军事工业》。此外，人民大学2019年组织的“王言——古代世界的政治表述和权力建构”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2023年的“考古新发现与周代国家形态研究”青年学者工作坊，都有她的身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夏玉婷参加了2018年武汉大学举办的“楚文化与长江流域早期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做了《商末周初在长江中游与黄河中下游来往的交通线上的家族政体（以息邦为例）》的报告。“息”是一个小国，被楚国灭掉后设置了息县，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县之一。夏玉婷从河南罗山县天湖墓地考古结果入手，结合地理分析，认为“息”正处在盘龙城与中原交流最便捷的路线上；她再结合出土甲骨卜辞和青铜器上的铭文、族徽，认为“息”为中原王朝提供了某些交通服务，这与金属、矿料等资源的长途交易有关，这种“物流优势”是“息”这类小国得以建立的重要原因。
正是在2018年的武汉会议期间，夏玉婷第一次来到盘龙城，近距离观察了盘龙城遗址。
她注意到了盘龙城出土兵器
2023年，夏玉婷参加武汉大学主办的“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2023”，第二次来到盘龙城。武汉大学考古系盘龙城遗址工作站的公众号“@盘龙城考古”介绍了这次参观考察活动：“队员们在考古整理室向夏老师仔细介绍了盘龙城遗址2022年度王家嘴地点出土的相关遗物，夏老师与队员们就新近出土的陶器器型、纹饰、制作工艺等方面进行了讨论。随后，夏玉婷老师在考古队员的陪同下，实地探访了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地点。参观过程中，队员们向夏老师详细讲解了杨家湾2019—2021年的发掘收获。与此同时，在今年开工的杨家湾北坡地点，队员们也与夏老师交流了本年度的发掘计划和希望达成的学术目标。参观过程中，夏老师耐心回答了考古队员们关于德国考古学与汉学研究的相关困惑，并对盘龙城的考古工作给出了很多有益的指导。此次夏玉婷老师的参观访问既拓展了考古队员们的国际视野，也有助于盘龙城遗址作为‘武汉城市之根’的对外宣传。队员们期待夏老师能够再访盘龙城，进一步促进盘龙城考古工作的国际化、多元化。”
通过对盘龙城出土兵器、工具以及葬式的研究考察，夏玉婷形成了自己的观点——
在乌拉尔山以东和以西的北方考古遗址中，特别是在图尔宾诺、塞伊玛和罗斯托夫卡墓地中，銎斧、銎矛和刀或短剑一起构成了所谓“塞伊玛—图尔宾诺三件套”。在盘龙城，类似的器物最早一起出现在第四期等级最高的李家嘴M2墓葬中，而且位置都较为特殊，其共同出现并非偶然。在盘龙城，还有与典型商式葬俗不同的葬式，例如，在第四期小嘴M3墓葬中，墓主经过火葬。火葬在公元前1800—1500年间广泛流行于西伯利亚安德罗诺沃文化圈，这种葬俗可能通过北方移民传入中国北方，并随后传播到盘龙城。
“虽然盘龙城的兵器和工具显现出一些北方文化因素，但在盘龙城尚未发现完全对应北方器物的例证。这意味着这些器物并非从北方传入，不是北方原型的复制品。在盘龙城，銎斧（锛）上的斜线纹饰为盘龙城所特有，其他地方尚未发现。这表明，这些斧头可能是本地生产的。在某些器物中，例如饰柄直背刀，其形态和装饰融合了‘北方’与‘商’元素，并在鱼尾形剑柄短剑等器物中重新组合了多种元素。这表明盘龙城的铸造工匠技艺高超、富有创新精神，并且思想开放。上述研究表明，以盘龙城为代表的长江中游文明在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3世纪已经参与了大规模的欧亚跨区域互动网络。”
▲夏玉婷在盘龙城遗址考古现场。图自@盘龙城考古
【访谈】
今年是盘龙城遗址考古发现70周年、发掘50周年。由中国考古学会等单位指导，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北省文物局）主办，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承办的“盘龙城与长江文明暨盘龙城遗址发现70周年学术研讨会”于11月25—27日在武汉召开，海内外100余位学者参会，4位著名学者做主旨报告。
会上，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研究所教授夏玉婷的主旨报告引起长江日报记者注意，她的研究结论是：“盘龙城的铸造工匠技艺高超、富有创新精神，并且思想开放。以盘龙城为代表的长江中游文明在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3世纪已经参与了大规模的欧亚跨区域互动网络。”
这一结论是怎么来的？长江日报《读+》周刊就此采访了夏玉婷。
中国古代文明与北方草原文明存在交流
读+：从盘龙城兵器组合来思考它的文化传播，您是怎么想到从这个角度来研究的？
夏玉婷：大家一般更关注青铜容器，因为它们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特点。但是有必要研究兵器，这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我2023年到盘龙城博物馆看到了这些兵器，发现了一些跟北方草原兵器的共同点。
中国古代文明跟北方草原文明的交流，这已经不是新东西，大家都知道，做考古学的人很多都了解这个历史事实，所以我并没有发现什么非常特别的、非常新的东西。我的这一次研究是比较具体的，就是去看哪些文化可能跟盘龙城这些兵器有关系，这种关系是不是直接的。
读+：所以，中原地区和北方的文化交流，这是考古学界都知道的一件事，但是能够从盘龙城的兵器组合看到这一点，这是您的一个新发现？
夏玉婷：对，已经有很多考古学者探讨中国北部跟草原文化的关系，但是把长江流域的文化和北方草原联系起来的人不多。
三进盘龙城，每次都有新收获
读+：能否说说您对盘龙城遗址的印象？
夏玉婷：2018年9月，我第一次来到盘龙城。当时我参加了由武汉大学徐少华教授主持的“楚文化与长江流域早期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参观了盘龙城城墙和考古工作站的储藏室，看到了许多出土陶瓷器皿，考古学家给我看了一些包裹在纸中的残渣。这很令人兴奋，因为这是盘龙城青铜铸造的证据！在此之前，许多专家认为盘龙城居民是接受来自郑州商都的青铜器，但这一发现证明了盘龙城居民能够自己制作青铜器。当时，盘龙城博物馆仍在建设中。
2023年10月，我来武汉参加由武汉大学陈伟教授组织的“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2023”，再次访问了盘龙城。这一次，我在建成后的盘龙城博物馆待了好几个小时。我发现这个展览的理念非常好，我自己也做过策展人，所以我很欣赏盘龙城博物馆把展品呈现给公众的方式。盘龙城被发现的历史，包括考古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的日常生活细节，都被很好地重建了；数码动画对观众也非常有帮助，整体设计现代时尚。总之，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最近一次去盘龙城是2024年11月27日，我们看了一场关于商朝的精彩临时展览《商翼四极——商王朝地方文明特展》。策展人从其他地方借展很多著名的出土文物，比如三星堆的铜人像，或者陕西北部最近发掘的寨沟遗址的物品，这真是太好了。我希望盘龙城能在未来继续开展类似活动，并保持其作为武汉文化生活重要中心的地位。
这一次我还参观了考古工作站和发掘现场。考古学家们给我展示了新发掘的考古特征，这些特征非常特别，值得注意。我期待着在下一个挖掘季节后了解更多关于它们的信息，我相信国家会继续为这个重要的挖掘项目提供支持。
读+：您认为盘龙城遗址的价值主要是什么？在国外，盘龙城有名吗？
夏玉婷：盘龙城对研究中国文明有很重要的作用，之前我们大部分人都觉得中国文明出自黄河流域，但是在最近的六七十年之内，发现了很多比较早的遗址和墓葬，包括盘龙城。这说明中国文明发源不是局限在一个地方，这就开放了我们的视野。
国外普通人最熟悉的中国古代文化遗址应该是兵马俑和三星堆。在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术圈子里，安阳和周原可能更有名。这个圈子其实很小，国外专门研究商周考古的专家大概只有300人，在我们德国，可能只有5个人。但是盘龙城遗址现在有一个新的博物馆，修得非常好，我想它可能会吸引更多人来武汉看看。
“我对中国的文化和社会有了更多了解”
读+：您是如何走上汉学研究之路的？
夏玉婷：这非常偶然。我原来对考古学感兴趣，在俄罗斯也参加了几次考古发掘，后来我在莫斯科大学听到著名汉学家顾哲教授讲的中国古代史，他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我对他的演讲很感兴趣，所以开始听他的课。以后就开始学习中文，这样一步一步地，我自己也开始在这个方面做研究。在此之前，我看了一些翻译的中国文化作品，例如《道德经》《庄子》《诗经》，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兴趣越来越大。
读+：有些学者，长期专注在一个方向上，他研究的对象会对他自己产生一定的影响，您能否谈谈您20多年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感受？
夏玉婷：我有机会做这个专业的研究，非常荣幸，真是很幸运。很少人可以做他们最喜欢的东西，但是我有这个机会，对我来说非常好。西周时代距离我很远，但是我对它感兴趣。通过这个研究，我对中国的文化和社会有了更多了解，对我自己的思想开放也有好处，让我更好地了解中国人。我们的文化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可以了解他们为什么那样做。
除了西周，我也研究中国现代考古史，特别是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20世纪30年代对陕西的考察。徐旭生做了很多工作，使考古学在陕西制度化。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他很有幽默感，谦虚，但同时也很勇敢，他经常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曾经表示，希望将来能在发掘现场直接建造博物馆，并将周围环境改造成“有植物和电灯”的公园，让人们来了解考古学。现在，像盘龙城这样的遗址博物馆正在开放，并受到普通人的欢迎。如果徐旭生知道他的梦想正在实现，他会非常高兴的。（完）（原标题：德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夏玉婷： 武汉盘龙城3000多年前进入欧亚文明交流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