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顾彬：跟德国人不一样，中国南方人会享受生活

『编者按：德国汉学家顾彬1970年代第一次来到香港、澳门、广州，2012年起在汕头大学担任兼职讲座教授，2019年起在汕头大学担任全职特聘讲座教授。本文为其在“传统与现代、地域与世界——中外文明视野下的粤港澳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节选：』

　　▲2021年2月4日，位于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第十甫路、有着141年历史的茶楼“陶陶居”总店，经过约两年半的修缮后重开迎客，店内的岭南琉璃花窗别具特色。（中新社资料图片）

我第一次来岭南是什么时候？1974年。那时候我去北京学普通话，我快30岁才开始学普通话。那个时候没有飞机可以从德国飞到北京，要先飞到香港，从香港坐火车，走陆路。对我来说，当时的香港代表非常可怕的资本主义。

但是很快有变化。1985年，我带领一个德国作家代表团从北京到香港，在香港我们跟当地的作家们见面，包括梁秉钧，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香港，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的香港，是一个老百姓的香港。他给我介绍那里的博物馆，给我介绍岭南，给我介绍老百姓的茶馆——这个茶馆跟杭州的或者北京的完全不一样。原来我没有想到有人会喜欢咖啡茶（编者按，指奶茶），我觉得非常好喝。没有想到最近在香港还会有人用袜子准备咖啡茶（编者按，指丝袜奶茶）。

梁秉钧，我是他的译者，从1985年开始到（2013年）他去世以前，我翻译出版了他两本诗集，另外我写了关于他的不少文章，把他介绍给德国，请他来德国跟我开好多朗诵会。他在德语国家包括瑞士、奥地利在内，都非常受欢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有幽默感，我们上台朗诵诗，用普通话，用英文，还用广东话，我们老在笑，听众老在笑。

我第一次到澳门是1978年，当时还没有跟梁秉钧认识。1978年的澳门跟今天的完全不一样，人们在很多草地上睡觉，什么都不做。梁秉钧的心不光在香港，更在澳门。我们在香港的时候老去澳门，在那里写诗，享受葡萄牙菜等等。我跟香港和澳门非常重要的作家、艺术家早就认识。

从2012年起，我在汕头大学上课，有了一个固定的位置。汕头也是广东的，但是它的话不是广东话，谁也听不懂他们的话。我的第二母语现在不再是英语，而是中文，基本上我都能够说普通话。

梁秉钧生前给我介绍香港还有着古老的房子，老百姓的房子，不一定是英国人留下来的房子。我们老跟老百姓在一起，他写诗，我写诗，我写关于香港的很多诗，写关于澳门的很多散文、小说，什么都有。梁秉钧还给我介绍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墓，萧红的墓，萧红的一部分墓在广州，我去过；一部分在香港，我去过。

到现在我还是听到有人说香港没有文化，我不同意。因为我跟太多那里的作家们在一起，请他们到德国，在德国朗诵他们的诗，我们在德国舞台上表演，在博物馆、文体中心等等，他们很有文化。

梁秉钧把他自己的作品翻译成英文，他用英文写，他用中文写——还分普通话与广东话。一个现代作家应该掌握好多外语，但是到现在大部分的中国内地作家连一点外语都不行。他们老需要我带他们，给他们翻译，无论是英文、中文，还是德文。

梁秉钧他知道现代的城市是什么，我们老谈城市的概念，在中国除了王安忆之外，很少中国当代作家他们懂城市是什么，能够写城市的很少。首先梁秉钧告诉我城市的特点是它的速度快，在1974年，香港什么都快。现在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什么也都是很快，因此它们都是现代城市。

对梁秉钧来说香港的一个特点是vanish，“过时”，你今天在香港的街上看到一个美女，明天不在了；今天看到一个房子，明天不在了，什么都“过时”，这是香港的特点。但是香港人他们有一个物质的意识，他们喜欢吃饭。如果跟老百姓吃饭，我高兴，跟他们享受咖啡茶。这个物质的文化我们应该承认它不光是一个物质性的文化，还有别的。跟德国人不一样，中国南方人会享受生活，他们知道吃饭是什么，好的饭是什么。今天黎衡给我吃的我都没有吃过（编者按，凤爪），那么好的饭在德国我找不到。中国饭是一种艺术，我们应该承认。

我非常喜欢岭南文化。我翻译过一个诗人的作品，他也是18世纪的一个神父、画家，他来澳门学拉丁文，准备去罗马。他写过澳门二十四首杂咏，我都翻译了。我到澳门以后发现这是另外一个世界，但也是我的世界。那里的人不觉得奇怪，他们到了这里，就准备接受这个新的世界，这是非常重要、非常进步的观念。

我在香港还跟非常重要的一位摄影家和他的妻子合作过，我们在德国一块出的书，他们丰富了我的诗集——他们看了我的诗，按照他们的理解拍了照片放在我的书里头。他们说到了其中的岭南印象，因此他们的照片很“软”。我喜欢这个软的艺术。（完）（原标题：顾彬：我的粤港澳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