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农工商”四个字完成了古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建构，而“工商”两字代表了社会的城市化部分。
《宋代民众文化水平研究》是程民生老师对赵宋一朝，上至皇室，下至田间翁，包括全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文化水平的梳理和探究。
在此细聊“商人”的部分。
“士农工商”四个字完成了古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建构，而“工商”两字代表了社会的城市化部分。因而工商两大职业层的文化含量，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这个社会的经济文化质量的高低。
于“商”一字，在外部条件而言，宋代是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对外贸易发展、对内职业商人和兼职商人数量增加；对内而言，商人是依靠资源和脑力劳动来获得财富的，商业智慧的高低与财富值正相关，而商业智慧之根基是商人自身的文化水平。
程民生提及，以往宋史相关研究有注意到宋代商人的文化趋向，但真正细化方向时，商人阶层的文化水平未曾涉猎。
首先，看宋代商人文化水平的基本状况。
商人的整个商业全过程离不开算账、记账、读写书信、票据业务、借贷文件、纳税文件、制作文字广告等环节，因此“读写算”三项基本文化要求，于商人而言是切切实实的生存技能需求。如果是皇商相关的大商贾，文化要求自然更高。
文化素养于商人阶层而言，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于士人阶层而言，是“琴棋书画诗酒茶”。但另一方面这两个阶层并非壁垒分明，而是相互流通的。
有进仕之前先逐利求生存者，“行朝士子，多鬻酒醋为生”；有科场失利者，干脆弃笔从商“治诗，累试不第。议欲罢举为商”；有的则是官场失意，遂转身投商，如苏舜钦被贬后，“今得脱去仕籍，非不幸也。自以所学教后生，作商贾于世，未必至饿死。”
之所以士人和商人两个阶层没有壁垒分明，有人游走于读书、从商两途之间，原因之一是宋代商业文明的爆发。
商业社会的成熟度愈高，商人地位亦随之提高。从官员到士子，对经商赚钱的热衷度和参与度，大大改善社会层面对从商的舆论。其结果之一，便是宋代社会商业阶层和职业商人文化含有量的增加。
社会环境和商业环境善待商人，职业商人文化水平或主动或被动的提高，其后又反哺商业，尤以出版业之例最为显著。
以文学作品、尤其诗集为例。“宋代文学作品买卖已经形成市场，不少落魄士人发挥自身优势，靠卖诗文牟利。”若单是此，和宋以前并无大差别。但宋朝出现更高档的文化产品——“诗文批发”，卖诗集。
宋代活字印刷术的问世，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整个国家的运行轨迹。出版技术的迭代、崇文之风的盛行、商业模式的发展等等，这一切元素构成了宋代大量的文本被付梓、传世。
《宋代文学与文献考论》曾提及，因宋代文本资料之完善，包含但不限于《全宋词》《全宋诗》《全宋文》《全宋笔记》及《宋集珍本丛刊》在内，国家于2004年时便建立起完整的基本资料库。
所以我们如今知道，当初有个著名的南宋诗人戴复古说过：“七十老翁头雪白，落在江湖卖诗册。”自言落魄，实则他的诗集作品是成熟产业化链条上的一环，“故其吟篇朝出，镂板暮传。”诗集销至海外。
除去诗歌，还有各色宋人笔记等，这些都是宋代商业文化含有量的直观展现。
宋代书籍的大量发行，促使书籍市场成为大众市场。这是文化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动态版《清明上河图》。图片来源中新网
继续细究，大商人和普通商人的文化水平还有所区别。前者撑起了商人阶层的文化上限，后者是基础框架。
在资源及背景没有明显差距时，商场上比拼的便是文化素养了。以下三例：
“古董商需要识别古董的名称、真假、年代、存量、价值等，要具备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必须是文化人。如毕良史：他粗通文墨，以此为基础，又会书法，善于鉴别古器书画，由常卖发展成为大古董商，得到宋高宗的赏识。”
另太宗朝，“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俾各条利害，恕阅之第为三等。”有这般为国家法律条规献策的大茶商。
更有神宗朝精通外语、熟悉海外风土人情，使得朝廷甚为依仗的海商。
除却以上大商贾，还有数量众多的普通商人决定了宋朝商人群体的整体文化样貌。
此大范围群体中，有能用典打文字口水仗的商人；有结伴礼佛题字的商人；有“家业卖饼，好学不倦”，后得到程颐和范纯仁指教的卖饼者；有深爱读史的商人；有熟读《论语》的游街货郎；有可以“班朝录、供朝报、选官图、写牌额、掌记册儿……”的南宋市场上的“小经济”；有精通《易经》的四川卖酱小贩；有会作诗的酒保；有熟知法律的经纪人牙侩；有懂翻译的外贸经纪人。
而这以上的诸多例子，用程民生的话说，“以上事例，大多不是因罕见而突出的特例，而是附带的记载，这些点滴事件可以折射出，宋代识字的小商人或商铺的从业人员比较普遍，并不少见。”
甚至连商人家的女眷也识字、会筹算。“妾身生长临江边，幼嫁酒家学数钱。”
整整三百余年的赵宋，从国家的主基调“崇文抑武”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到社会现况——民间书院、私塾林立，教育系统相较前朝各代来说甚为发达；再叠加技术发展的佐助，印刷出版业的兴盛，这些综合因素达成了陈寅恪所说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这是个政治上的敛世，文化上的盛世。
文化之盛在于，书商主动被动的“传播民间声音，打破官方一元化言论”；民间文化普及的成本大大降低；“将说话人的底本作为话本出版，是书坊才从事的商业行为，这直接促成了小说的发展”；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诞生于大商人之手；更遑论出版业大盛导致如今诸多文本的传世。
宫崎市定曾说，宋代是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此间，这些胸有文墨的商人或许亦有其功。（完）
作者/裴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