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不仅为国内民众打开了通往历史的大门，还成为海外学者探索中国的重要窗口。
时不时眉头一皱，眼睛一斜，露出疑惑的表情……近来，抖音博主“听泉鉴宝”成为不少网友的新晋电子榨菜。他在直播中鉴定器物时，时而严肃认真，时而幽默风趣，让观众在欣赏文物的同时，还能感受到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
“听泉鉴宝”直播间爆火，得益于大众对文物和考古的关注热情越来越高。其实，考古不仅为国内民众打开了通往历史的大门，还成为海外学者探索中国的重要窗口。今天就来讲讲，汉学家群体中的那些“鉴宝狂人”。
▲10月10日，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试掘工作在上海正式开始。图为工作人员在进行沉船表层堆积清理工作。（图片来自中新社）
谢阁兰是法国著名汉学家、诗人、作家、考古学家，他曾多次游历中国，并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因此他也被人称为“法国的中国诗人”。
1914年，谢阁兰带领小队考察陕西、四川等地墓葬，但因“一战”爆发，小队的考察工作不得不停止。1917年，他又以医生的身份来到中国，并借此机会考察了南京地区的墓葬。随后，他将考察成果整理成册并出版了《西洋镜：中华考古图志》。书中许多珍贵的老照片和手绘图，是研究中华历史墓葬的宝贵资料，也成为了研究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书籍。
仰韶文化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命名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典型代表。仰韶文化遗址考古成果的发布，证实了中国在史前存在较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打破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观念，填补了中国远古文化发展史上的空白。同时，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还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的新纪元。而这些，都与一位瑞典汉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有莫大的关系，他也因此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
▲在仰韶文化博物馆，游客参观馆藏文物小口尖底瓶。
1921年4月，安特生带人来到仰韶村，收集、采掘了大量的石器和陶片，还有少量的骨器和蚌器，最后装了满满4大箱，运回北京。回到北京后，安特生对采集到的石器、骨器、蚌器和陶片进行了研究，他敏锐地意识到，这里很可能存在着一处中国远古时代的重要文化遗存，很有必要进行一次考古发掘。于是他向中国政府提出申请，获批后，安特生与一些学者正式开始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精美陶器、石器、骨器等。
随后，安特生组织专家学者对出土的实物进行研究、分析，结果一致认定了他的判断：此处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前的汉族先民遗存，时代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或者稍晚，距今约7000—5000年。按照考古惯例，以首次发现地仰韶村将其命名为仰韶文化，因其遗存中多有绚丽的彩陶，所以也被一些研究者直接称为“彩陶文化”。
安特生对中国考古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发现了仰韶文化这一史前文化，还在于他引进了科学的考古理念，创立使用了一系列规范的方法，为后来的考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示范和遵循。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助力了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保罗·伯希和就是一个例外。19世纪下半叶，西方掀起了一股中亚（西域）探险考古热潮。许多考古探险团大肆非法发掘、收购、盗窃中国文物，以丰富他们各自国家博物馆与图书馆的特藏。
▲国庆期间，观众参观“最美涅槃佛”第158窟复制窟。（图片来自中新社）
伯希和一行于1908年2月14日到达敦煌县城。由于伯希和对敦煌藏经洞内的文物价值非常了解，他从中取走了许多珍贵的文献。据称，在伯希和接触到的1.5至2万卷文书中，他掠走了近三分之一。此外，他还带走了超过200件织物、木制品、木制活字印字版等文物。
“其实历史有很多可能性，考古发掘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也许未来更多发现又会带来更多观点。”正如英国汉学家、考古学家杰西卡·罗森所说，中国的考古事业值得全世界来关注和讨论。展望未来，期待有更多的汉学家以文物研究为桥梁，让世界听见来自中国珍宝的声音。
综合《北京日报》、《学习时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