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复旦古保院复原了一度失传的明朝开化纸制造工艺,建立起了一支由理科学者组成的科学保护团队和一支文科学者组成的传统古籍研究队伍。
▲看似是药材,其实都是调制颜料或者修复材料的原料。(图片来自文汇报)
在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以下简称“复旦古保院”)担任10年院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玉良今年已72岁,他考虑过从复旦古保院“二次退休”,但这一计划却“搁浅”了。
“古籍保护和修复中还有太多的科学问题需要解决。”日前,杨玉良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特别强调,期待更多优秀的青年科学家加入古籍保护这个“小众”但重要的研究领域。
从零开始,建起“全国首家”
复旦古保院是全国首家古籍保护研究院。“这10年,过得确实不平常。我们可以说是从零开始。”杨玉良说。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现存5000万本古籍,其中有1500万本亟待修复。
业界很多人都知道,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时曾修复过一批古籍,但受制于当时的条件,部分材料和修法不当,反而给后面的古籍保存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这充分说明,古籍修复和保护其实还有很多科学问题需要解决。”这也是复旦大学在10年前决定成立古籍保护研究院,当时还在担任校长的杨玉良破例兼任院长的重要原因。
“如今,我们对纸张、墨,还有各种无机、有机的颜料,凡是和写印相关的科学问题都已经做了非常仔细的研究,为古籍的修复和保护作了贡献。”杨玉良本人是高分子材料科学家,而纸和墨在他眼里都是高分子材料,所以,不少古籍修复和保护中的难题,到他手上,不仅称不上“难”,很可能就是一些常识问题。
比如,曾有一位徽州砚的非遗传承人向杨玉良咨询一个困扰了15年的问题:墨为什么磨得越细反而颜色越淡,这似乎是反常识的。杨玉良当即就解答了他的疑惑:因为墨是由碳颗粒构成的,和金刚石的结构非常类似,磨得越细,透明度就越高,透光率也越高,墨色自然就会变淡。同样,在造纸时,纸张的纤维也仿佛尼龙搭扣,连接的紧密程度决定了纸张的牢度。
“过去,我国的古籍修复多是依靠非遗手艺的传承,这很重要,所以复旦古保院先后引进了该领域的7位非遗传承人,而全国也只有28位非遗手艺传承人。”杨玉良以纸为例,他谈到,中国古代纸有五千年的寿命,开化纸一般也有三千年的寿命,但现在的机制宣纸在20年后就会开始发黄、破损。所以,纸和墨可说是古籍保护和修复的基础。“我担任复旦古保院院长后开展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确定了将纸和墨作为我们研究的重点。而今,10年过去了,事实证明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
如今,复旦古保院复原了一度失传的明朝开化纸制造工艺,建立起了一支由理科学者组成的科学保护团队和一支文科学者组成的传统古籍研究队伍——由此,形成了一支完整的古籍保护和研究团队。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研究人员正在从纸张表面取微生物样品。(受访者供文汇报)
推动文保技术“出海”,才能“救”更多文物
在杨玉良眼中,复旦古保院眼下还有一件最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推动中国文物修复保护技术的“出海”。
“大量中国古代的字画、文献、书籍因为历史的原因,目前还在西方的博物馆和一些收藏家手中,这些文物的寿命快要到了。还有一些文物或因为保存原因已经破了,或遭遇严重损坏。只有加强国际合作,才能将它们更好地保存、传承。”在杨玉良看来,中华文化要更好地走向世界,不仅仅是文化的内容要走向世界,还包括文明的保护以及承载中华文明的物质(如纸张)等,也要一起走向世界,这样才能真正扩大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让更多人亲近、热爱中国文化。
去年,复旦古保院牵头成立了包括汉堡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香港大学等12所高校在内的全球高校纸质文物保护联盟,逐渐开启了专业领域的更多国际交流。其中,汉堡大学是全球最领先的写印技术研究中心,曾被纳入过欧盟的高峰计划,对全世界的写印材料纸张和墨都有研究。
现在,复旦古保院对写印技术的研究也从纸张扩展到了其他材质。杨玉良去年就在云南西双版纳成立了一个院士工作站,专门对贝叶经的保护与修复开展研究。他兴致勃勃地向记者介绍,贝叶是一种棕榈树叶,古代经过处理后被用于抄写经文,在我国西藏、云南西双版纳,还有泰国、越南、老挝、斯里兰卡等都发现有大量古代贝叶经。如何对这些只有五六百年历史并且开始残破的贝叶经进行修复保存,正是团队研究的内容之一。同时,中国东北地区在广泛使用纸张前,经过处理的桦树皮是记录文明的载体,这些写印材料如何修复保存?寿命到底有多长?在复旦古保院,这些都是有待研究的科学问题。
现代科技对古籍保护的研究,没有尽头
“纸张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载体,不仅仅因为上面记载的文字内容,纸张物质本身就是文明的载体。”在杨玉良眼中,古籍保护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它至今都是一个小众的研究领域”。也因为“小众”,从复旦古保院成立至今,最令他苦恼的可能就是经费和人才的不足。
首要苦恼是,复旦古保院能够争取到的经费非常有限。其实,就在11月22日复旦古保院成立10周年的论坛上,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坦陈,现在古籍修复和保护领域,连一家国家重点实验室都没有。
虽然投入有限,但杨玉良选择坚持下去。一方面,“国家对古籍修复和保护越来越重视,还设立了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我们也参与其中。”当然,参与只是一个好的开始,这毕竟是一个小众且“烧钱”的研究,需要做很多科学实验。
其实,早在复旦古保院当年复原开化纸造纸技术时,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钟扬(注:钟扬已于2017年离世)就搜集了全国各地所有的荛花亚种,这是开化纸的重要原料,经现代科技测试,被认为是最适合造纸的品种。当时,全国各地的收藏家也都拿出了收藏的开化纸,复旦古保院则用技术检测各种开化纸的品质以及材质构成。
“作为院长,我的一大责任就是‘找钱’。”杨玉良直言,很多时候,是他凭借专业知识帮助企业解决了技术问题,而企业的回报则是帮助复旦古保院解决部分经费问题。
而令杨玉良自豪的是,通过多学科的合作,复旦古保院的相关研究已走在国际前列,“尤其是对我们中华民族的那些特定纸张文物的修复和保护,我们已经处于领先地位”。如今,复旦古保院的学者经常被国外科研机构或者文物保护机构邀请去作报告,还有研究人员已多次被美国、埃及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等海外机构邀请去支援他们的东亚纸质文物修复和保护。
“现在,我们连纸张表面的细菌群落都研究得清清楚楚。比如,哪些细菌不会影响纸张寿命,哪些细菌会影响纸张寿命,如何避免这些细菌的生长,甚至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研究古籍的‘年龄’和流转过程。”杨玉良说。
但是,现代科技对古籍保护的研究是没有尽头的。就在去年,国外就有一位青年学者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破解了两千多年前维苏威火山爆发中受损碳化的羊皮卷轴上5%的文字。这则新闻让杨玉良感慨良多。其实,对复旦古保院来说,比“缺钱”更难解决的是“缺人”。杨玉良直言:“优秀科学家愿意投身古籍修复和保护领域的,当前还实在太少!”
“古籍保护与修复确实是一个很小众的研究,青年科学家要想在顶级学术期刊上发文可能很难,获得的经费支持也非常有限,可能也很难闯出知名度,但这个领域又真的太需要优秀的青年科学家的参与了。”杨玉良期盼,未来有更多青年人才意识到古籍保护的重要性,会带着更先进的科学技术加入古籍保护的队伍。(完)
作者/姜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