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美术馆看建筑展成了一种时尚。美术馆里的人潮，似乎涌动着公众对“建筑师”职业的想象与敬意。但在展厅之外，建筑行业是另一番景象。
去美术馆看建筑展成了一种时尚。
2025年4月，“贝聿铭：人生如建筑”甫一开幕，便迅速成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最受欢迎的展览之一，并在2025年国际博物馆日（5月18日）打破PSA开馆以来单日参观人数纪录（7126人）。据馆方统计，约四成观众为非上海本地观众。
6月，“阿尔瓦多·西扎的档案”开幕，用超过800件展品向观众系统性介绍这位葡萄牙“建筑诗人”。两位普利兹克获奖建筑师——西扎与贝聿铭——在PSA“聚首”。
同时吸引大众的，还有西岸美术馆的建筑展“建造上海：1949年以来的建筑、城市与文化”。该展聚焦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建筑与城市空间的演变历程。据西岸美术馆执行馆长陈安达介绍，展览开幕后一个半月里吸引了近20万观众到访参观。“贝聿铭”和“建造上海”均延长展期至2025年8月10日。
美术馆里的人潮，似乎涌动着公众对“建筑师”职业的想象与敬意。但在展厅之外，建筑行业是另一番景象。
2025年3月，成都建筑师刘家琨成为2025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这也是这项世界级建筑大奖时隔13年后再次颁给中国建筑师。城市与建筑评论人游旭东撰写的评论《刘家琨拿了普利兹克奖，大家都很开心，并且长出了一口气》被许多人转发。他在文章中写道：“刘家琨的获奖为阴雨连绵的中国建筑界带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游旭东在上述文章中指出，过去十多年间，中国建筑行业经历了一场过山车式的剧烈转变。2012年王澍获得普利兹克奖时正值城镇化浪潮高峰，房地产年增长率超过10%，建筑学一度吸引了大量高分考生报考。到了2025年，房地产市场结构性调整、许多开发商资金链断裂、不少项目烂尾，叠加公共投资收缩，一些设计院和建筑事务所关停。建筑学不再是“黄金专业”，不少考生转报其他专业。建筑师何去何从？
对建筑师的两种理解
“贝聿铭：人生如建筑”是贝氏在中国内地的首个全面回顾展，担任展陈和空间设计的是美籍华裔建筑师、Chiasmus建筑事务所创始合伙人柯卫（James Wei Ke）。接到设计任务时，他想到了曾让年轻时的自己叹服的贝聿铭作品。
那是1978年建成的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贝聿铭生前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那个3.64公顷的梯形地块上，他开创性地用一条对角线“斜切”，将东馆分为西北部的等腰三角形和东南部的直角三角形两个部分。东南三角形的最小锐角小于20度，贝聿铭据理力争，要求施工人员用切割钻石般的精度切割大理石，做出这个如刀锋般的尖角。
这一突破极限的前卫建筑在开放后两个月就破纪录地接纳了一百多万参观者，成为华盛顿特区最受欢迎的文化地标之一，贝聿铭因此获得了美国建筑师协会金质奖章。贝聿铭曾说：“我每次去看到这个尖角，都担心它会裂，但事实证明，人们喜欢这种设计，显然，他们常用手去摸它。”
三十年后，在斜对着这座建筑的地块上，二十多岁的柯卫参与美国华盛顿新闻博物馆的概念设计。柯卫绞尽脑汁，尝试在设计中向前辈致敬。2019年，贝聿铭去世，享年102岁。同年年底，新闻博物馆在经过数年财务危机挣扎后关闭，但这栋建筑至今仍在原地与东馆隔街相望，仿佛柯卫和贝聿铭之间的“隔空对话”仍在继续。
▲“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现场，2025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左侧照片即为“东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供图
“从空间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贝聿铭最出色的作品皆以纯粹的几何形状与体量作为基本模块，比如卢浮宫、‘东馆’、香港中银大厦，以及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在设计“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陈空间时，柯卫用几何语言来呈现贝氏建筑的精确感，并解决展览面积有限的问题。展厅长50米，宽25米，他用一条贯穿展厅的对角线走廊和7个27度夹角将展厅分为六个区域，容纳展览的六个板块。
穿梭其间，观众仿佛在苏州园林中散步，移步换景之际，一些展陈内容又通过“框景”“借景”在其他区域复现。众所周知，苏州园林的概念深刻影响了贝聿铭的建筑理念。1917年，贝聿铭的叔祖贝润生购得狮子林，贝聿铭在那座江南名园里度过了许多年少时光，启发了他侧重自然与人文交融的空间设计手法。
展览标题“人生如建筑”提炼自贝聿铭生前说过的一句话：“人生如建筑，而建筑是生活的镜子。”展览的叙事线将贝聿铭的人生与建筑事业紧密交织在一起，揭示了时代如何造就一位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艺术与商业之间游刃有余的大师。其中，上海是贝聿铭建筑生涯的起点。他在这里度过了中学时代，1934年竣工的国际饭店给少年贝聿铭留下了强烈印象，他从这座当时的亚洲第一高楼看到了西方新建筑风格的萌芽，“从那一刻起，我想成为一名建筑师。”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龚彦注意到，贝聿铭展的观众构成非常特别，参观者中普通观众大约占70%。这意味着，许多观众不一定像专业观众那样关注展览中首次公开的手稿和建筑模型，更多是前来了解贝聿铭本人——一个走出国门享誉全球的华人，一个文化偶像。柯卫这样分析该展的高人气：“在一个文化和国家之间被很多事情割裂得很严重的时代，我们能看到这样一个君子式的人物，又低调又机灵又有智慧，用建筑来打破隔阂，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
沿着黄浦江南下，在距离PSA二十分钟车程的西岸美术馆，有该馆首个自主策划的特展“建造上海：1949年以来的建筑、城市与文化”。
该展览的主视觉海报使用了一张老照片：两位建筑工人正在攀爬脚手架，他们的后方是东方明珠。这个场景将观众的记忆拉回浦东新区大开发、上海的城市天际线剧烈变化的年代。“我们选择的是一个建造当中的场景，展览标题也不叫‘上海当代建筑’而是‘建造上海’。我想强调的是，上海的城市建设是一种集体的努力，不同的人共同造就了城市，从政策制定者、决策者、规划专业人士，到施工单位和每一位市民，”主策展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李翔宁说，“建筑师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漫步展厅，观众能直观地感知75年来建筑在重塑上海城市空间与文化中发挥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苏友好大厦（现上海展览中心）提供的是纪念性公共建筑的功用；“工人新村”为城市中不断增长的工人阶级家庭提供了经济又适用的住宅；改革开放初期，上海体育馆、上海图书馆等文化设施和火车站、机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同频；1990年，国家开发浦东新区，在随后的三十年里，东方明珠电视塔和“浦东三件套”（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和上海中心）彻底改变了陆家嘴的面貌，众多国际知名建筑师将上海视为在东亚地区拓展业务的门户，为上海带来了一座座地标建筑……
在李翔宁看来，如果说贝聿铭回顾展展现的是一位英雄式的大师，那么“建造上海”更多展现的是城市的集体记忆和集体力量。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反映了时代变化下两种对建筑师的理解。“建筑师被认为是社会的英雄，他们创造了历史或者塑造了城市，这种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创造中国建筑
1946年，贝聿铭给同学写了一封信，题为“不可能（实现）的梦”。他在信中写道：“我始终在思考如何寻求建筑中地域性或‘民族性’的表达……难就难在如何不借助任何我们熟知的中国建筑装饰元素与符号体系，创造出本质上属于中国的建筑语言。”
那一年，贝聿铭获得了哈佛大学硕士学位。他在硕士毕业论文里设计了一座“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以批判的姿态回应了他的导师、包豪斯学院创始人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后者提倡一种朴实无华、去历史化的现代建筑语言。格罗皮乌斯本人对贝聿铭的学术回应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今日建筑》（L'architecture d’aujourd'hui）杂志中这样介绍学生的毕业作品：“有别于当时盛行的飞檐翘角式大屋顶设计，贝聿铭构思出一座扁平方正的混凝土结构，外覆大理石饰面。博物馆展厅围绕景色优美的庭院而建，让建筑和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并未建成，但我们不难从贝聿铭之后在中国设计的建筑中看到它的影子。
贝聿铭展让游旭东再次想起了关于“何为中国建筑”这一旷日持久的争论。据他了解，作为1949年以后第一位在中国内地做建筑设计的外国建筑师，贝聿铭在设计香山饭店时有种强烈的使命感，将之视作让中国重新连接世界的契机。香山饭店既不是传统的亭台楼阁，也不是西式的摩天大楼，贝聿铭巧妙地将现代建筑的形式与传统建筑的空间感结合在了一起。然而香山饭店曾在中国建筑界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激进派认为它不够“现代”，保守派则诟病其“不中不洋”。
“很可惜，贝聿铭最后没有形成一条所谓的中国现代建筑应该是什么样的路线。他在中国内地做的只有香山饭店和苏州博物馆这两个孤例。”游旭东说。
2025年6月14日，西岸美术馆与同济大学联合主办的“建造上海：1949年以来的建筑、城市与文化”学术论坛聚集了十余位中国建筑界的重量级人物。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王澍一袭黑衣，面带肃容，在演讲一开始就用一段往事撕开了会场里的一团和气，迅速吸引了现场观众的注意力：“2000年我博士毕业的时候，同济大学破例想让我留校，我当场拒绝。我说我要回杭州，我要做‘中国建筑’，我就不希望留在上海。”
王澍没有使用幻灯片或影像资料，也没有讲述自己的作品和成就，而是将本次论坛的关键词“建造”定义为“一种批判”。他犀利地指出，“上海的建筑越做越精致，越做越摩登，和国外的建筑毫无差别。”他将上海称为“比所有人都聪明、比所有人都快、比所有人质量更高的超级模仿者”。
紧接着王澍上台的是身为同济大学副校长和上海建筑界核心人物之一的李翔宁，现场观众不免期待他的发言能与王澍的发言形成某种交锋。他认为不能直接批评上海，但是可以反思上海。在他看来，上海与纽约等其他全球性大都市一样，深刻认同通过经济发展带来社会发展的理念，它的理性和务实很容易被认为是一种保守：“上海的建筑更实际，每个投资者要得到更大的回报，也要给上海创造相对稳重的城市天际线。”
上海的确有过在城市建设上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阶段。从东方明珠（1995）、金茂大厦（1999）到上海环球金融中心（2008）、上海中心（2016），从约翰·波特曼、夏邦杰到矶崎新、维托里奥·格里高蒂，由国际知名建筑师设计外观出挑的奇观建筑一度是上海“成为全球城市”的标准路径之一。人类学家王爱华（Aihwa Ong）将服务于这一目的的此类建筑称为“超级建筑”（hyperbuilding）。
李翔宁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那个时代是上海的必经之路。他说：“1949年以后，因为长期受苏联建筑设计模式和体制影响，我们的创作可能也沿用了苏联模式。西方建筑师来到上海是一个冲击，但也打开了我们的视野。现在，很多中国建筑师在投标项目中做的方案可以比肩西方建筑师，比他们做得更好的情况也非常多见。”
“上海不再追求建筑的地标性，过了用文化地标建筑来为城市的文化属性赋能的阶段。”游旭东说。2021年，他写了一篇文章，将上海的浦东美术馆（2021）和西岸美术馆（2019）与深圳“十大文化设施”做对比：前两者从建筑评论的角度来说方正甚至可以说形式平庸，但在展览内容策划方面属于国内一流水平；后者则“每一个建筑都飞扬跋扈，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有设计感的，是大师做的”。建筑展讲解志愿者柴朝宸也注意到，一些主张营建奇观建筑的外国建筑事务所往往选择在深圳开设中国事业部。“深圳的文化底蕴可能还没有那么强，建设公共文化建筑仍处于还经济发展过程中欠下的‘文化债’的过程，所以它需要非常强烈的视觉形象来吸引观众。”游旭东说。
至今，关于“何为中国建筑”的共识仍然是缺失的，建筑展策展人高长军认为这无可厚非。“当下没办法总结当下。过段时间再回过头来看，或许能够总结出来某些让中国建筑独树一帜的特点。”
有一年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期间，高长军经历了一件令他印象深刻的事。他在滨江空间策划的一个装置艺术下方聚集了不少固定时间出现的“街头艺人”——他们是一群退休老人，悠闲地在黄浦江边吹奏乐器。一些来自国外的同行对此感到惊讶，纷纷发问：“这些艺人是收费的吗？他们有执照吗？”
这种对“自发表演”行为的好奇与不解，让高长军意识到，建筑及其空间的“中国性”，往往并不体现在某种外在形式上，而是深藏于其运作机制与社会关系之中。中国城市空间中关于所有权、公共空间管理方式的种种差异，会直接影响建筑设计的最终呈现。
建筑展的“助攻”
在“建造上海”展筹备期间，执行策展人高长军的心一直悬着——西岸美术馆方面希望他像蓬皮杜中心做“巴黎建筑”特展时那样，早早提供展览清单，列明展品的名称、作者、年份、材料、所属机构。但直到展览开幕一周前，他才确认了这份清单。
这是因为，在上海现当代建筑的研究和收藏方面，国内基本属于一片空白。“外国机构会在策划展览前先完成收藏过程，收藏前往往会有一个研究过程，最后形成展品，把它展出来，那就完成了一套美术馆化的工作流程。做这个展览的时候，我们第一没有研究，第二没有藏品——没有一个机构集中收藏与上海城市相关的档案、资料、影像、模型，它们分散在不同的机构和不同的个人手里。我们要一次性完成研究、收集、归档、收藏和展示。”
根据高长军的观察，不仅国内艺术机构收藏建筑相关藏品的案例寥寥，建筑行业内部也缺乏资料收藏和研究的意识。在发现国内历史建筑影像资料竟然是个空白后，独立导演雎安奇决定亲自下场。他从2019年开始拍摄中国建筑遗产纪录片《楼》《厂》《乡》三部曲，从一个“建筑小白”变为半个专家。他甚至还自掏腰包，在北京宋庄的一个村子里开设了中国建筑遗产影像博物馆，为研究者和普通公众提供学习交流的场所。
谈到做这一系列纪录片的初衷，雎安奇说：“我一直认为，国家有一个机构专门做这个，留下点建筑遗产的影像资料。发现真没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挺诧异的。”开始做建筑纪录片拍摄后，他还发现建筑影像在中国也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甚至没有建筑类院校开设相关课程。他曾受邀去景德镇参加一个建筑展，展出的都是国内知名建筑师的建筑作品，“但是没有一个兼具美学性和叙事性的片子来呈现这些建筑。”
▲雎安奇中国建筑遗产纪录片三部曲海报。资料图
最终，“建造上海”策展团队从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等大型设计院和建筑师个人手里借到了一部分展品。为了增加建筑展的趣味性，也为了弥补档案藏品层面的劣势，展览还纳入了当代艺术的视角，展出了绘造社、邱岸雄、殷漪、崔洁、胡为一等多位艺术家关于上海城市与建筑的绘画、影像和新媒体装置。
“建造上海”开幕后，高长军马不停蹄地投入新的工作中。2025年下半年，他策划的其他城市建筑相关展将在上海、马德里、柏林等地开幕。
观众对建筑展的超高兴趣正鼓励艺术机构纷纷投入此类展览的策划。龚彦表示，建筑展确实是PSA最受欢迎的展览系列，约40%的观众都是冲着建筑展来的，其中约半数是没有建筑专业背景的普通观众。
上海复星艺术中心自2016年成立以来，相继举办过安藤忠雄、隈研吾、托马斯·赫斯维克等国际知名建筑师的个展，建筑已成为该中心的重要策展方向。“安藤忠雄：挑战”（2021）是复星艺术中心开馆以来最受欢迎的展览之一，复星艺术中心展览部总监端木霞子至今难忘观众排队三小时等待进馆参观的盛况。
在端木霞子看来，观众（特别是非专业观众）对建筑展感兴趣，是因为建筑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很多时候比当代艺术更容易“看得懂”。“而且我们大部分建筑展有非常多的介绍和梳理，观众看完后会觉得‘我今天看了一个很丰富的展览’。”
复星艺术中心本身就是一座由托马斯·赫斯维克设计的地标建筑，三层金色可转动幕帘使整个建筑极具辨识度，被誉为“会跳舞的房子”。它是赫斯维克设计的第一座可动建筑，建造过程中克服了诸多困难。这位英国“建筑鬼才”非常关注它建成后的使用情况，时不时会问端木霞子，这个楼还在动吗？
她还认为，建筑展热潮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很难想象一百年前做很多建筑展。现在因为科技进步、城市化进程，尤其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建设了那么多新建筑，把图纸变为现实的可能性大大提高，才会有这种深度的建筑展。”
柴朝宸大学毕业后从事过几年建筑新闻传播类的工作，在过去几个月里为观众讲解贝聿铭展和西扎展，也去参观了“建造上海”展：“和近年来新建的建筑相比，我明显感觉到公众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五十年代到千禧年初的上海。人民广场的变迁、万体馆和‘居住的变迁’板块里各个时期的居民住宅模型，它们都是城市记忆的一部分，大家很感兴趣。”
这种兴趣的培养已经过去了10年。2014年，PSA正式启动“城市与建筑研究系列”，是国内最早开展并长期坚持城市与建筑研究的当代艺术机构，至今已策划二十多场建筑展。龚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办展的初衷，是对“人与空间关系”的持续关注。“当代艺术家一直在讲艺术与人性的关系，而建筑的意义，恰恰也体现在它与人的关系之中，”龚彦说，“建筑并不仅仅是‘盖房子’，而是一种观察世界、表达思想、建立联系的方式。”
青年建筑师迎来黄金十年？
高长军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在他读大学的时候，考到“状元”才能录取到建筑学，明星建筑师纷纷崭露头角，知名外国建筑事务所涌入中国……
十年过去了，如今不再有那么多建筑师能够通过设计吸睛的新建筑，在一座城市里留下自己的印记。在高长军看来，无论是“超级建筑”还是“毕尔巴鄂效应”（注：这个术语得名于1997年美国建筑师弗兰克·盖里设计的古根海姆美术馆在西班牙城市毕尔巴鄂落成，指通过建设具有地标性的文化建筑，带动城市实现城市更新和经济复苏的现象），在当下都已很难奏效。
高长军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当天，吸引众多沪上潮人蜂拥而至、成为社媒热搜话题的是一座“临时建筑”：奢侈品牌路易·威登在南京西路兴业太古汇开设的快闪店，它的外观是一艘长114.5米、高30米、印有Monogram图案的巨型轮船。看到新闻，高长军的第一反应是想在朋友圈里问，对这件事情，城市规划部门的风貌处该如何参与管理？在这位建筑业内人士的眼里，那是一个不在城建“算法”之内的，出乎意料的奇妙“建筑”。
但他又觉得，“路易号”的出现是一个人们对建筑空间的理解、对建筑师的需求正在发生变化的隐喻：“都市人对视觉奇观的欲望永远不会停止，但满足这个需求的角色不一定是建筑师，也可能是艺术家或别的人。所有的建筑无论大小，它的建设成本都是很高的。今天媒体传播的方法变了，造房子的周期变了，大家对房子的期待变了，造奇观的雄心也变了。”
“这种时候你会发现，城市的公共艺术（比如雕塑）又开始强大了，有些建筑到底算不算是建筑也会开始被讨论。再往后，人们甚至会更在乎某一刻的体验、某一刻的场景，比如灯光秀、烟花秀。”高长军说。
王澍虽然在论坛中毫不留情地批判“建筑已死”，但在发言进入尾声时话锋一转，表达了他对年轻建筑师的信心。他认为，中国已进入城市更新的时代，这意味着城市发展将从大规模的大拆大建转向以保护为前提的“零敲碎打”，这对小型事务所和年轻建筑师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未来至少十年，甚至更长，我很期待，上海的青年建筑师，应该有一个十年的黄金发展和发挥的时间。”
2025年7月14日至15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再次强调了“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
“建造上海”展的最后一个板块是“适应性再生”，展示了多个近年来上海的重要城市更新项目。城市更新是李翔宁最乐于谈论，也希望公众投注更多关注的话题。无论是在采访中还是在论坛发言里，他都以与有荣焉的语气谈起同济同仁在上海城市更新中作出的贡献，比如由张斌设计的苏州河武宁路桥下驿站，它建成于2021年，在2022年疫情期间为快递小哥提供了宝贵居住空间；又如刘悦来的团队在上海的多个街道组织居民共建社区迷你花园。
“建筑师做的项目会越来越小，可能尺度上更加微小，但它的价值会更加凸显出来——在每一个小建筑上都能体现人文关怀，我觉得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从快速粗放式的发展到精细化、小尺度的城市微更新，也是社会发展的缩影。”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雎安奇尤为关注中国建筑遗产在今天如何被更新、活化的问题。早在千禧年初，他就与当时活跃在北京的一批知识分子一起签署联名信，呼吁保护798老厂区。如今的798画廊、美术馆云集，被誉为北京的“国际艺术目的地”。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雎安奇注意到，随着国家层面对城市更新政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一些地方出现了从“大拆大建”到“破坏性保护”再到“为了活化而活化”的转变，见过不止一个地方渴望复制798的成功。在他看来这是从一个误区落入了另一个误区。
他认为，随着城市更新逐渐成为城市建设的主题，建筑师的工作方式将出现很大的变化：“曾经我们的意识很简单，城市建设的目标很明确，比如一定要建亚洲第一高楼。但现在进入城市更新的阶段，我们需要去理解传统老建筑，把它和今天现代化的生活进行一种结合。如何把美学和实用主义结合在一起，就对建筑师的要求非常高。”
谈到当下建筑师要如何面对时代变化的问题，柯卫笑道：“这就是建筑师的命运。”他大学毕业时恰逢美国建筑行业不景气的时期，周围七八成同学都找不到工作。他在没有项目的情况下，出于“不知道哪里来的信心”，与一位此前工作中结识的韩裔建筑师合伙，在纽约创办了一家事务所，一直共事至今。
他走上建筑师的道路颇有些巧合和运气的成分。高中的一个暑假，他在旧金山的一家书店打工。书店老板名叫比尔·斯托特（Bill Stout），年轻时是史蒂文·霍尔（Steven Holl）的室友（霍尔日后成为了美国当代建筑师代表人物之一），出于兴趣开始收集建筑书籍，来他和霍尔的家看书的人越来越多，他顺势开了一家书店。
到柯卫认识斯托特的时候，他的书店（William Stout Architectural Books）已经成为美国最好的建筑书店，知名建筑师常常过来买书，书店的地下一层则是斯托特自己的事务所。耳濡目染下，柯卫对建筑学产生了兴趣，但他的父母原本希望他成为医生——亚裔移民家庭偏好的职业之一。柯卫在一次闲谈间向斯托特倾诉了自己的职业选择烦恼，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对方说了一番日后想来颇有些“骗小孩性质”的鼓励之语：“别当医生，来做建筑师吧！这要有趣多了，你还能环游世界！”就这样，柯卫买了一本柯布西耶专著，从临摹柯布西耶的图纸开始，一点点向成为建筑师的目标靠近。
“你喜欢建筑，喜欢这个行业，就去做吧。行情好的时候大家会很忙，行情差的时候大家会没那么忙，然后真正喜欢建筑的人会留下来。”他说。（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