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盛行的两侧开衩裤，与欧洲中世纪出现的“省道”工艺，如同东西方同时播下的种子，共同引领服装由平面宽衫走向立体剪裁。
【东西问客户端10月15日电】想象一下，南宋一位女子穿着两侧开衩的“时装裤”走在街头，罗带飘飘，轻盈如风；约二百年后，欧洲中世纪一位裁缝正小心翼翼地在长袍腰侧剪下第一刀“省道”，让布料突然贴合人体——东西方服饰文明的两颗种子，就这样悄然萌芽。
▲2025年10月13日，《服饰与中西文化》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办。发布会现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张玲教授，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谢滋副教授，北京服装学院杨道圣教授三位学者，以“霓裳东西：穿在身上的中西文明史”为题，分享了服饰背后的文化交融与变迁。孙晨慧/摄
10月13日晚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举办的一场关于《服饰与中西文化》新书分享会上，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张玲、副教授谢滋与北京服装学院教授杨道圣，从服饰史的细节切入，探讨了服饰如何成为文明对话的媒介。
如果古代有“爆款单品”，圆领袍一定榜上有名。这件源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服装，在唐代成为官服，却在宋代被文人嫌弃为“胡服”。
如今备受喜爱的马面裙，身世同样复杂。“在宋人的眼中它最初是来自番邦的旋裙，便于女性出行，经过元明清多代的改良，才变成今天的模样。”在张玲看来，真正的传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交流中不断新生。
▲2025年10月13日，活动现场展示了一款基于南宋“裆裤”形制复原的服饰。孙晨慧/摄
张玲举例，中国提花织机的“0-1”二进制逻辑，曾启发西方早期计算机的诞生；而丝绸之路将中国丝绸传入罗马，推动欧洲丝织业与文艺复兴的兴起。“没有中国纺织技术，世界文明或许会是另一番模样。”
这种交融在近代愈发显著。张玲指出，1940年代旗袍吸收西式剪裁，出现装袖与省道，而西方人却更青睐原汁原味的中式连袖旗袍。
服饰所承载的，远不止于文化。当一件衣服穿到身上，它便开始讲述社会结构与权力秩序的故事。
“你会发现，性别问题在服饰史上从未缺席。女性是否该穿‘二部式’，是否该拥有‘天地’的象征，其实是一种权力的话语。”张玲表示。
在中国传统服饰体系中，“深衣制”即连衣长袍，并非简单的裁剪选择，而是古人宇宙观的体现。张玲指出，深衣腰部的中缝被视作“天”与“地”的分界，上身代表天，下身象征地，即便是一件连衣裙，也通过腰线维系着“上衣下裳”的礼仪秩序。
▲2025年10月13日，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张玲教授、副教授谢滋签售新书。孙晨慧/摄
更有趣的是，这一形制在历史上曾因性别身份发生流变。隋代独孤皇后改制，将皇后礼服从“深衣制”改为“上衣下裳”二部式，挑战了“妇人尚专一、德无所兼”的传统观念。此举影响了隋唐两代，直到明代才因朱元璋恢复周礼而回归“深衣制”传统。
无独有偶，西方服饰的转折点也出现在腰部。谢滋副教授展示了一幅中世纪插画：原本宽大的袍子突然有了腰线。
谢滋指出，中世纪末期出现的“省道”裁剪，不仅使服装从二维走向三维，也折射出女性身体从“遮蔽”到“展示”的观念转变。“哥特时期之后，西方服饰开始强调人体曲线，这与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觉醒密切相关，但也伴随着紧身胸衣等对身体的束缚。”
19世纪中期，欧洲女性活动家推广的“灯笼裤”掀起轩然大波。谢滋表示，当时男性无法接受女性穿裤子，认为这是对权威的挑战。
而在东方，裤装的接受史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早在800年前的南宋，中国女性就已经把裤子穿出了时尚感。张玲团队现场展现了一件“裆裤”：两侧开衩，以罗带系结，走起路来飘逸灵动。“在理学成为主流之前，宋代女性在服饰上享有相当的自由。”
▲《服饰与中西文化》一书是以服饰为媒介、从历史维度“观照”中西文化的学术通识著作。全书设上下两篇，上篇“服饰与中国文化”，下篇“服饰与西方文化”。内容以时间为序，考察中西服饰的发展脉络及文化特征，探寻政治制度、文化观念、社会思潮对服饰演变的影响，揭示特定服饰要素背后的文明密码。孙晨慧/摄
从明代皇后的珠翠头饰，到明代江南地区的左衽遗风；从西方紧身胸衣的束缚，到东方连袖旗袍的舒适。“服饰就像文明的皮肤，”杨道圣比喻道，“它既保护我们，也展示着我们。”
今天，当时尚博主穿着马面裙逛美术馆，当设计师将拉夫领做成红酒瓶上的防滴酒领，当年轻人把非遗绒花别在胸前，古老的服饰正以新的方式延续着文明对话。张玲表示，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些“穿在身上的历史”，或许能更深刻地理解：文明的生命力，正来自开放、交融与创新。（完）
作者/孙晨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