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生物多样性不仅是科学问题，更需文化和价值观的革新。追求“万物共生”的路上，应广寻东西方思想资源，反思并重塑人类与自然的基本理念。
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以Harmony with natur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万物共生 和美永续）为主题。在人类社会形态快速发展和科技力量空前增强的今天，全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仍面临严峻挑战。追求“万物共生”的路上，应广寻东西方思想资源，反思并重塑人类与自然的基本理念。
▲5月17日，以“以科学之问启未来新程”为主题的公众科学日活动在云南昆明举行，图为小朋友在“百鸟园”参观学习。（图片来自中新社）
西方文明的现代化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了可观的物质财富，其重要基础在于对自然资源的支配，而这种发展取径根植于哲学上的二元论。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哲人的哲思就建立了这种二元分割格局：将世界分为“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视前者是理性、反思、文明和进步的化身，而后者为无生命、被动、负责承载的空间。将“理性”推崇到至高地位意味着，人类是优越的，因为人类可以通过理性思考并改造自然，从而不断取得发展进步；自然则是一个不具有主体性的载体、空间，受人类支配，是对人类有利用价值的巨量资源。人类正是因为不断地征服和占有自然才开辟出发展之路。
而这种人为区隔显然并不符合现实。大量研究已经证明，地球的生物多样性是一个错综复杂、精妙绝伦的系统，每一物种，包括人类都在其中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人类虽贵为“万物的灵长”，但其赖以生存的食物、空气、水源，良好的土地、气候条件，减少自然灾害，乃至发展经济、创建文明，都依赖于大自然的多样性。在思想界，对于笛卡尔主义的二元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有先驱开始反思，涌现了许多合乎当前发展态势的新观念、新思想。
如美国哲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主张将土地、水、动物都纳入伦理学思考的范畴，塑造一种“大地共同体”，其各个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美国环境伦理学家温茨（Peter S.Wenz）则提出“环境协同主义”，强调人类不应以征服者姿态对待自然，人类与自然是整体，是共生关系。
▲2024年5月22日，正值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小朋友与云南生态环境保护吉祥物“云小环”互动。（图片来自中新社）
巧合的是，这些主张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形成共振。
中国传统哲学对自然的基本态度是崇敬、赞叹，敬中有畏，畏中有敬。《庄子》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中国哲人对于天地孕育万物这一宏大景象，充满热情和敬畏，并赋予了它们崇高的伦理意义。
中国传统哲学对自然的基本特点定位在多样性，《荀子·天论》有言“万物各得其和以生”，“万物”作为自然的代名词，天然地包含了无数物种，中国古人对于自然界的认知与定义就蕴含在多样性中。
中国传统哲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主张是和谐、共生，《庄子》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佛家僧肇法师有云：“天地与人同根，万物与人一体”，中国哲人将人与自然视为统一的整体，反对分裂、冲突、对立的自然观。
同时，中国传统哲学对人在自然界中的能动性予以充分肯定，《中庸》云：“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人类把握客观规律就可以参与到万物孕育变化的过程中，但仍旧以“天地”为互动结构的主体与中心，不落入人类中心主义的陷阱。
可以说，东西方的生态思考某种程度上正在相向而行：在强调人类自身权利的同时，树立万物平等、共生共荣的理念。也唯有如此，和美方能永续。
▲2023年5月22日，在云南昆明参加2023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全球主场活动的嘉宾和代表，走进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扶荔宫”参观。（图片来自中新社）
保护生物多样性不仅是科学问题，更需文化和价值观的革新。环境理念宜开展更多跨文化对话，可让不同文化传统中的生态智慧得到更广泛的理解和应用，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深厚的文化动能。（完）
记者/韩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