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场马拉松，不是百米短跑，不要太在乎一时的得失或优秀与否，最终看的是一辈子的积累。”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在首届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期间接受“东西问”客户端记者专访。（视频来自“东西问”客户端 视频制作/崔相光）
【东西问客户端7月26日电】近日，首届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开幕。基础研究是人类认识自然和宇宙的“钥匙”，是推动科技创新、引领人类未来发展的“灯塔”。中西教育及科研环境最大的区别与差距在哪里？如何破除科研评价体系的“唯论文”“唯帽子”现象？东西问客户端专访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采访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您曾说大学时之所以选择物理，是因为不喜欢背生物化学，而数学又太抽象，那您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真正爱上物理的？
王贻芳：我这个人不是特别爱东张西望、觉得什么都好，中学时觉得物理还是挺有意思的，相比起来，觉得化学、生物没有意思，数学也还行，但觉得作为一生的专业也不是那么理想，最后选择了物理。进了物理系，学下来觉得也还行，就继续学下去。大学快毕业时，丁肇中先生到中国来选学生，到他的实验室去做高能物理，能去一个世界顶尖实验室跟顶尖的科学家学习，我认为是人生的一个机会。后来经过笔试、口试顺利选上，毕业后就去欧洲了——丁先生在日内瓦的实验室。
记者：您曾跟随丁肇中从事科研长达约十年时间，丁肇中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王贻芳：我去的时候几乎是一张白纸，既不懂高能物理，也不懂如何做科研，就跟着别人做。实验有400多人，是当时最大的国际合作组，从这400个人身上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作为年轻的学生，开始跟丁先生接触并不多，差很多层级，够不上，但也可以看到，他如何管理一个400多人的团队，如何凝聚大家的共识，如何选择题目。有些事情他从来没问过，有些事情却天天问，就能知道他关心的事情是什么。
快毕业时因为文章的原因跟他的接触比较多，到了博士后阶段，我进了丁先生的麻省理工学院（MIT）组，接触就更多了。我从他身上体会最深刻的一点就是选题的重要性。他关心的是最重要的科学问题，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是这件事情是否重要到“青史留名”的级别？你的文章20年以后还有没有人读？另外，他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做事情要比别人好很多，比如好十倍。如果能好十倍，就不担心别人的竞争或被追上。
记者：近日，深圳医学科学院（筹）创始院长颜宁说自己在参加博士生推免面试时问了一个问题，“这一辈子有什么科学问题或者技术难题，你能解答或者突破，就觉得今生无憾”，但20多位同学的回答，没有一个让她眼前一亮。您怎么看待“颜宁之问”？您作为博导，在招学生时最看重什么？
王贻芳：一方面要鼓励学生有远大的志向，有了志向，其他的可以慢慢培养。如果一个学生还没有经受过完整的训练，对前沿科学还不是特别了解，他确实很难提出什么是最重要的问题。回过头来想我自己，我不认为我在大学毕业甚至博士刚毕业时，就想清楚了这些问题。喜马拉雅山一定是在青藏高原上的，有些东西必须有基础，有积累。
当然，青年人没有高远的志向，这个问题确实也存在，现在大家更多着眼于好工作、好待遇等个人利益相关的事情。我们年轻时也不能说毫无私心。那时流行一句话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并不是说有宏大的志向，“不怕”就是指“有碗饭吃”，还是跟个人利益有关，只是没有那么直接而已。
理解是一方面，对年轻人还是要鼓励。我们不要求每个人都完全忽略个人利益、可以为科学不顾一切地献身。不需要每个人都做到这一点，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人做到就行。
至于带学生，我作为所里的领导，如果挑学生就侵犯了别的导师的利益，所以我都是等着“被分配”学生。我带的学生有不能毕业的，也有延期毕业的。当然，虽然延期毕业，但有人后来也很成功。相反，有的虽然读博士期间研究工作做得很好，不代表以后就一定成功。人生是场马拉松，不是百米短跑，不要太在乎一时的得失或优秀与否，最终看的是一辈子的积累。
▲王贻芳7月16日在首届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发言。（陈瑜波 摄）
记者：首届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正召开，您在欧洲、美国等多所高校和研究所都待过，您认为中西教育及科研环境最大的区别与差距在哪里？
王贻芳：我们的孩子总体来说主动性不够，很难让别人感觉到是在全力以赴地在做事情，常常在等。这跟我们的中学、小学教育有一定关系，到了大学，想把它改过来，很难。甚至有的到了研究生，还需要导师“抱着走”。很多孩子找不到内生的驱动力。不是说外国学生都有内驱力，但平均来看，我们的比例偏低。
这跟家庭教育也有关。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父母可以放任孩子，不陪着做作业。我的孩子从小我就对她说，你自己该把作业做完，你自己该想好带什么东西去学校，如果你被老师批评，那是你自己的事。也许她在学校不能得到老师特别好的评价，因为她经常会犯错，但时间长了后，她的自我约束与自我管理还是不错的。
记者：您女儿本科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学物理，有受您的影响吗？他们这一代人和您当初学物理，各有什么优劣势？
王贻芳：学物理是她自己挑的，她会问我的建议，我给她分析，但绝对没有要求她学物理。我建议她自己挑专业再自己去试。美国大学的好处是到第二年才选专业，她有一年的时间去了解。大学第一年，她试了四个实验室，跟四个教授都做了点研究工作，覆盖从计算机科学、凝聚态物理到高能物理再到天体物理，什么都试过，最后挑了高能物理。其实麻省理工的人工智能专业很厉害，但她自己没太大兴趣。这是她自己一辈子的事，一个人必须要学会承受自己选择的后果。人一辈子要做很多选择，如果没有这种能力，那将来的日子会比较艰难。
他们这一代人和我们当初学物理相比，条件好了很多。他们的英文能力、沟通交流的能力都比我们强，看书、查资料也容易很多。
记者：您曾说，“科研没有成功学，创新只能来自热爱”，但目前论文、“人才帽子”等依然是中国高校考核的重要指标，如何化解这种矛盾？
王贻芳：论文总是要发的，一方面是总结成绩，另外一方面也是学习的过程。写论文很能检验一个人是否把研究工作做得完整、扎实、全面、没有漏洞。所以我们有时候鼓励学生不是做完了再去写，是做之前就要写。写出来后，逻辑就会清楚很多。但不要为写论文而写论文，只要课题选得好，目标高远、意义重要，技术水平比别人高很多，那研究过程的每一点都是可写的。
总的来说，我这一生没有太多发论文的压力，只要你的东西确实有创新性，每个地方都是可写的。没有创新性，绞尽脑汁为写论文而写论文，当然会很痛苦。所以，首先不要瞄准写论文，而是要做一个好的研究，只要是好的研究，哪怕还没有做完，哪怕只是在阶段的进程中，那也是可写的，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完）
受访者简介：
王贻芳，198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同年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丁肇中领导的L3实验深造。1991年获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工作。
现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领导完成BEPCII/BESIII相关工作，提出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方案并率领团队发现了一种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被《科学》杂志列为2012年全球十大科学突破，荣获2016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和“基础物理学突破奖”。提出江门中微子实验和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
记者/陈瑜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