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犹如“创新鲇鱼”，将中国城市竞争的焦点推向了“创新生态”的深层逻辑，激发各大城市对创新的热情和向往。
“杭州六小龙”引发全球关注，堪称“杭州现象”。当下被讨论最多、风头最劲的城市，非杭州莫属。敏锐的战略眼光和未雨绸缪的超前布局，让杭州在创新领域率先起飞，“杭州六小龙”的崛起颠覆了中国人对科技创新的习惯认知，也刷新了国际上对中国企业创新的看法。从为什么是“杭州六小龙”，到为何发展不出“××六小龙”，各大城市都在思考自身在营商环境、科技创新、产业培育等方面应如何优化提升。从《黑神话：悟空》到DeepSeek，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现象级产品不断出现，实实在在地对欧美产生了巨大影响。杭州犹如“创新鲇鱼”，将中国城市竞争的焦点推向了“创新生态”的深层逻辑，激发各大城市对创新的热情和向往。
20世纪，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1954年出版的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为何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为何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17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让众多关心中国发展和科技创新的人士深感困惑和苦恼。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衍生出“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严肃话题。我国著名科学泰斗钱学森也曾提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科技创新人才？”长期以来，李约瑟难题犹如一副“精神枷锁”困扰着中国科学界。
正如吴国盛在《科学的历程》中谈及，“由于长期处在相互隔绝状态，中国与欧洲各自独立地发展出了自己的科学技术，从而形成了各自的科学技术传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突出特点是它极强的实用性”。李约瑟站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巅峰时刻，用现代科学的学科分类体系和相关概念，刻板、机械地整理与研究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技术，用回溯的方式看待过去中国科技发展的不足，是值得商榷的。人类科技一直在中华文明、阿拉伯文明、古埃及文明，以及现在欧洲文明的不断迭代中更替发展，此消彼长，周期性上升。过去的中国只是处在人类科技发展史上中国的一个历史下行周期而已，而今中国科技创新的崛起正当其时。
远至洋务运动，近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过了长达百年的模仿创新之路。2001年中国加入WTO融入全球贸易以来，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曾饱受欧美的非议，“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一度是廉价的代名词，中国的创新由“干中学”而来，经历了从模仿学习到自主创新的很长一段过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科技创新的天平正加速向亚太地区倾斜，中国的贡献显得越来越重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全球十大科技创新集群中有7个在亚洲、3个在美国；中国在全球的创新力排名较上年上升1位至第十一，是10年来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中国拥有26个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位居世界第一。
▲3月23日，浙江杭州，“2025环梦AI智能机器人科普展”现场，机甲熊猫机器人吸引民众。（图片来自中新社）
在科技创新的关键时代节点，如何更好地推动中国科技创新、激发中国城市的科技创新热情，是当今中国城市和企业面临的“时代之问”。当下，杭州无疑是最佳的案例之一。偶然必须在适宜的土地上才能生长，必然也往往在偶然中孕育。如果说“杭州六小龙”是中国科技创新企业的偶然，那么杭州的崛起就是中国科技创新的必然。当前，以“杭州六小龙”创新者为代表的新一代企业家是“企业家精神”与“科学家式工程师精神”的结合，是敢于以“技术深蹲”换“产业起跳”的理想主义典型代表，是驱动中国科技大爆发的重要力量。这一代创新者已经突破“洗脚上田”一代的“时代局限性”，也没有打一份工求“温饱”的包袱，他们站在更高的新起点，秉持对科技和创新的理想追求，有韧性，也有耐力。今日杭州的成功是杭州对创新工作长期坚持的结果，是中国科技企业与城市发展的双向奔赴，更是大国创新的新浪潮。
为什么是杭州，或者说何以杭州，杭州成功的密码就在于走出了一条颠覆性创新的新路子。
第一，杭州树立起“中国数字经济第一城”的“城市理想”灯塔，敢于“靠前一步”做政策创新“弄潮儿”。杭州在别人犹豫时迈步，在别人彷徨时加速，把准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大潮，“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持续加码建设“数字经济第一城”，一次次点燃、接续创新火种，让“星星之火”汇聚成“燎原烈焰”，形成了“靠前一步”的产业政策体系，建立起创新容错免责机制。在产业政策上，杭州注重对未来赛道的提前卡位布局，以“青年发展型”城市引进创新创业活水，注重打造高密度产业创新生态圈，打造新一代科技创新人才集聚地，注重文化创意与科技的协同创新，完善“创新公配”，推动科研成果在地转化，构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首选地，为更多“异想天开”创造机会，建设全国颠覆性技术转移先行地。
第二，杭州善于招才引智育商，和企业一起创业。杭州敢于发展大胆的耐心资本，允许“失控”，接受“风险”，包容“失败”，“做难而正确的事”，坚定地“成为时间的朋友”，“让有为者无后忧”，愿意当创新陪伴者、能够当创新赋能者、敢于当风险分担者，助力创新火种燎原，这才迎来了杭州创新“百花盛开时”。
第三，杭州愿意坚持做“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的陪伴者，打造创业者的应许之地。对于创新，很多政府都会遇到一个难题，那就是政府服务“多”与“少”、“远”与“近”。创新发展是一场长跑，政府不能做袖手旁观的“局外人”，但也不能当越俎代庖的“操盘手”，必须处理好“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辩证关系。在招商上，杭州打破“摘果子”思维，不搞“撒钱式”招商、“盲目式”招商，跳出“内卷式”竞争，用场景培育产业，把城市变成“超级孵化器”。在产业空间上，杭州不搞又大又全的园区，聚焦垂直细分领域，建设科创小镇，打造创新闭环，构建新型城市创新空间。在服务型政府的改革理念引领下，杭州政府坚守“店小二”精神，企业无事不打扰，企业诉求必回应，当好创新“取经路”上的守护者，打造“主动服务民营科技企业”的亲清政商关系，杭州同时建设“对民营企业不打扰”的政府，杜绝“行政扰企”，让创新创业者集中精力、心无旁骛地发展自己。
赞美杭州是为了更好地歌颂、致敬这个伟大的创新时代。大国创新的积累，造就了一批时代的城市，也涌现了一批敢于“捅破天”的企业。创新型城市对于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和建设科技强国起着战略支点的作用，杭州已在创新赛道上构建起了一片“创新雨林”——既有参天大树，也有茵茵绿草，更有让种子破土而出的阳光、雨露。正是因为这样一些城市不断构建起创新生态，促进很多科创企业不断涌现和发展，创新才得以奔流不息。杭州的出圈，是中国创新的一个见证。剖析“杭州六小龙”，我们看到了中国创新的方方面面，见证了“托举起杭州”的中国科技创新的历史性成绩。
剖析杭州是为了更好地借鉴经验，让杭州的星星之火，燎原中国的科创大陆。杭州的出圈不仅引发了国际舆论热议，也激发了全国各地的“自我思考”——为何是杭州？向杭州学习什么？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撰写本书的目的，则是试图以智库从业人员的视角，分析杭州的成功经验，给诸多在科技创新路途上奔跑的城市更多启发。从“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持、敢于“共担风险”的雪中送炭、“招才引智”和“与企业一起创业”，到建设主动服务民营科技企业的亲清政府，再到始终保持“包容十年不鸣，静待一鸣惊人”，这其中既有杭州对创新的耐心包容，更有杭州对科技创新的“战略定力”。
不只是杭州，大国创新呼唤更多的“杭州”。从客观角度看，杭州既非全国最早强调科技创新的城市，也不是科技资源最强的城市，它只是在局部赛道上先行一步，在体制机制和政策创新等方面探索出了独特的打法。除了杭州，我国还有不少优秀的城市一直坚持走在创新的路上。关注杭州、学习杭州的同时，我们要看到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成都等城市在科技创新之路上的经验探索。当然，杭州并非十全十美，其他城市也不可能一味地简单复制杭州的经验，更不可以生搬硬套去建设“一模一样的杭州”，而是需要结合各自的优势和资源禀赋，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改革风正劲，创新潮更涌，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一文中强调：“必须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未来将有更多的“杭州”破浪前行，实现再创新、再发展，逐梦“创新中国”新征程。
本文整理自《科创与中国》曹钟雄、郑宇劼著 中信出版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