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葆台西汉墓的考古发现意义非凡，其首次出土了文献中流传千年却始终难觅实物的西汉帝王葬制“黄肠题凑”，震惊考古界。什么是“黄肠题凑”？
据报道，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本月下旬将以新身份——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一馆三址”中的大葆台遗址馆区与公众见面。大葆台西汉墓的考古发现意义非凡，其首次出土了文献中流传千年却始终难觅实物的西汉帝王葬制“黄肠题凑”，震惊考古界。这项重要考古成果于2021年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什么是“黄肠题凑”？它的发掘经历了怎样的传奇故事？
▲大葆台西汉墓出土的珍贵文物。本文图片来自北京日报
爱好考古的勘测师傅
1974年6月的一天，北京市地质地形勘测处的几位工作人员对位于丰台区大葆台村东一个大土丘进行地质勘探，土丘较为高大，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约90米，高约8米，远远看就像一个小山包。钻探上来的土里出现了一层青灰色的土，并且在青灰色土层下面有一块黑色的固体，土层里还发现了一个木块。
这些发现引起了工作人员孙秀萍的注意。孙秀萍是一名考古爱好者，她辨认出青灰色的土块在考古学上称为白膏泥，黑色固体是木炭，被用在墓顶起密封和吸水防潮的作用。经她一说，大家意识到大土丘下面很可能有大型墓葬，于是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文物局前身）。正是这几位勘测师傅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好奇心，揭开了一段发现汉代王陵的故事。
文物管理处得到消息后，立即组织人员赶赴现场开展实地勘察，并请地质勘测处的工作人员又补探了13个孔，以进一步弄清相关情况。在这次钻探过程中，除继续出土木炭、白膏泥和木块外，还发现几枚五铢钱和一些正反面分别涂饰黑漆与红漆的木块。基于这一发现，文物管理处邀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及安志敏、苏秉琦、宿白、卢兆荫、黄展岳、安志敏、王世民、钟少林、蒋忠义等在京专家到现场进行考察。经审慎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这里是一座大型汉墓。随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将这一情况向国家文物局进行了报告。7月13日，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到现场实地考察后，向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汇报了发现的情况。吴德当即指示：“尽快做好大葆台汉墓的发掘工作。”
为保证考古发掘工作顺利进行，北京市多方筹集了10万元发掘经费。此次考古发掘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组成联合考古工作队。领导小组还邀请了曾参与马王堆古尸保护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参与此次发掘工作，以确保一旦出土古尸，能第一时间进行保护。
为了弄清楚这座大墓的具体情况，发掘领导小组专门从河南安阳请来了具有丰富考古钻探经验的吴友福、吴钦电、商文同三位探工师傅。三人仅仅用了五天时间就探清了汉墓的东、西、北三面的夯土范围。考古人员在墓坑北壁发现了宽度不同的大小两条坡道，经判断，这两条坡道是建造墓室时的通道。在大坡道内，考古人员发现一个直径约2.5米的盗洞，此时盗洞早已被土填满，在盗洞的土层中出土了一件精美的鎏金铜铺首。面对盗洞，考古人员在感到一丝沮丧的同时，也对主墓室的发掘充满了更多的期待，毕竟仅从盗洞发现的鎏金铜铺首就不难看出该墓的规格应该很高。
在对北侧盗洞进行发掘的同时，墓室封土的清理工作也已基本完成，共清运土方13000立方米。封土清理完后，考古人员发现墓室正中的顶部已经向下坍塌，封土的下面是一层厚约20厘米的木炭层。清理掉木炭层后，下面是一层厚约50至70厘米的白膏泥层。木炭与白膏泥层被清理后，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由一层带皮的圆木所覆盖的墓顶。
揭掉墓顶的木材后，整个墓室的轮廓展现在人们面前。考古人员发现，整个墓室的中心位置分为了南、北两部分，其中南侧的部分被考古人员称为前室，北侧部分称为后室。前室与后室的东、南、西、北四周有一圈立木围成的木墙，将前、后室包围其中，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空间。木墙外侧围绕前、后室的东、北、西三面有一圈好似走廊的空间，考古学上称为回廊。回廊东、西两侧的南端各有一扇门与前室相通。回廊外侧是一圈由木条垒砌而成的高大木墙，木墙在前室南部正中的位置设有两扇对开的大门。这道木墙的外侧由一圈立木隔成了两层回廊。考古人员将接近前、后室的一层回廊称为内回廊，而最外侧的两层回廊称为外回廊。
▲墓葬全景
王国维带来的启示
在前、后室的周围，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圈由截面为10×10厘米、长90厘米的木条所垒砌起来的木墙，由于这些木条只是摆砌在一起，没有任何加固措施，因此，部分木墙已经倒塌。西面一处保存最好的木墙，木条有30层，高约2.7米，是整个木墙中保存最好的地方。考古人员根据保存最高处的木条计算，整个木墙当初至少使用了14880根木条，约122立方米木材。这些木条中，10×10厘米截面的木条重量基本一致，约8公斤。眼前的情景让所有考古人员疑惑不解，大家从未在墓葬中发现过这种木墙。在疑惑的同时，考古人员也不禁惊叹：仅这一圈木墙的建造，在汉代就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
这一圈奇怪的木墙到底是做什么用的？正当大家迷惑不解的时候，于杰解开了这个谜。于杰是北大考古系的高材生，当时被打成“右派”在食堂帮忙。他利用周末时间来到发掘现场，在铁丝网外面偷偷观看。博览群书的于杰读过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其中卷十八“南越黄肠木刻字跋”提到，“甲寅、乙卯间，粤东南海人治地得南越文王故冢，有大木数十章，皆长丈余，方尺余，每章刻甫一、甫二以至甫几十……余谓此椁木也。古椁用木为之，《檀弓》曰‘天子柏椁’、《丧大记》曰‘君松椁，大夫柏椁，士杂木椁’是也。汉时谓之‘黄肠’。《汉书·霍光传》：‘赐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如淳引《汉仪注》曰：‘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内梓宫，次楩椁，黄肠题凑。’是黄肠题凑最在外也。”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于杰把大葆台汉墓中发现的那一圈木条垒成的木墙与王国维的文字联系起来，恍然大悟，那一圈木条所垒砌的木墙不就是“黄肠题凑”吗？他又查阅文献进行印证，确认这一圈木墙就是两千多年来屡见于文献记载而一直未见实物的“黄肠题凑”，是西汉时期“天子葬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汉有一种帝王葬制，是由“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外藏椁”等部分组成。这一重大考古发现使所有人倍受鼓舞。随后，考古人员在前室北部正中的东、西两侧发现了大面积的红、黑色漆皮。经辨认，这些漆皮应该是两张残损的漆床。其中一张漆床表面刻有“黄熊桅神”几个字，另一张漆床仅绘有云纹，没有文字。此外，在前室中还发掘了鎏金铜扣、漆器铜包角等漆器残件，陶鼎、陶盘、陶盆、陶钫、耳杯等陶器，及铜小豹、残席片、白玉螭虎饰件、鎏金铜马腿等墓主宴饮待客所需的器物。
后室中呈现两层椁和三层套棺的结构，由外到内依次为外椁、内椁、外棺、中棺与内棺。清理外椁后，考古人员在内椁底板的北端发现了一具头向东、脚朝西的尸骨，其颈部附近有一段残绳，身旁散落两小块玉衣残片和31枚五铢钱。之后，内椁底板陆续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玉器，包括素面玉璧、谷纹玉璧、玉璜、玉环、螭虎玉饰件、镂孔条形玉饰等，更有精美的鎏金嵌玉铜坐龙。此外，内棺盖板上的一件八棱形铜器尤为引人关注，器身上错饰菱形银纹和红铜丝涡纹，并镶有红松石，十分精致。
在打开内棺的那一刻，人们既激动又忐忑。激动的是盼望着内棺里能有重要发现，忐忑的是之前曾发现盗洞，内棺可能被盗过。内棺盖板开启的瞬间，现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待盖板完全掀开，内棺中并没有发现墓主人的尸骨，仅有寥寥几件器物。人们在叹惜内棺被盗与咒骂盗墓贼可恶的同时，纷纷思考墓主人的尸体到哪里去了。尽管没有发现尸骨，但内棺底板上发现了珍贵的汉代丝织品。
墓主人锁定汉代诸侯王
在回廊中，考古人员相继发掘出厨房、娱乐、兵器等区域，“保障”墓主在另一个世界也有好的生活。而在内回廊的发掘中，一系列文物相继出土，包括铜簪、铜仪仗顶饰、鎏金铜钩、方形镂空饰片、龙凤纹残漆器、残漆弓、漆耳杯，以及鎏金铜漆案腿、铜乳钉、铜环、圆形玛瑙、鸡形玛瑙等漆器饰件。此外，现场还散落着大量因墓顶坍塌而碎裂的陶片，包括陶壶、陶盘、陶盆等的残件。
外回廊中发掘数量最多的是陶器，包括陶鼎、陶罐、陶钫、陶瓮、陶壶等，及大量的陶俑。在这些陶器中，部分陶器的外表被刷了一层黑色的漆，这种陶器被称为黑漆陶。此外，还出土了众多器物：铜镦、铜枘、模型铜车马器、四叶蒂形铜饰片、铜马腿等铜器，“渔”字铁斧、铁厥、铁臿、铁削、铁簪等铁器，凤纹骨雕、镂孔凤纹骨雕、镂孔龙纹骨雕等骨器，卷云纹漆板、云龙纹漆器、铜扣漆耳杯、平脱漆奁等残漆器。考古人员在北侧的陶瓮与陶钫中，发现了小米和栗子的残壳，以及猪、鸡、雉、兔、猫、羊、白颈鸦、马鸡、牛、鹿、天鹅、鸿雁、鲤鱼等多种动物的骨骼，在东、南两侧更发掘出三匹马和一只豹子的大型动物骨骼遗存。值得关注的是，外回廊出土的一块残漆盒底，表面针刻“廿四年丙辰丞”纪年文字，这一关键发现为确定墓主的身份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墓室南壁正中的位置，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条南北向的墓道，墓道中有三辆华丽的木制彩漆车。车身刷黑漆，车轮施红漆，车上装有伞盖，伞盖上装饰有鎏金的盖弓帽。其中的二号车最为讲究和华丽，正是史书中所记载的“王青盖车”，是汉代王一级贵族的“标配公车”。
文献记载，汉宣帝在霍光去世后曾赐予其使用帝王葬制“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外藏椁”。这一汉代帝王葬制在历经近两千年后，随着大葆台汉墓的发掘被完整呈现：后室即梓宫，“黄肠题凑”内的整个空间称为便房，“黄肠题凑”就是那一圈奇怪的木墙，内外回廊及车马坑组成了外藏椁。
在对一号墓进行考古发掘的过程中，考古人员在一号墓的西侧又发现了一座墓，随即命名为二号墓。在一号墓发掘即将结束时，考古人员开始了对二号墓的发掘。当去掉所有封土后，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的墓坑。
经对墓室残存研究发现，二号墓与一号墓相似，同样由前室、后室和回廊等部分组成，规模略小于一号墓，南北长约17米，东西宽约11米。从地层关系分析，二号墓下葬时间晚于一号墓。虽遭大火烧毁，墓室中仍出土了透雕螭虎玉佩、玉舞人、玉觽、玉鸽、玉耳塞等多件精美玉器，以及铜虎镇、五铢钱、漆器铜构件和大量陶器等，墓道内又清理出3辆车和10匹马的残迹。
虽然墓内未出土任何可直接表明墓主身份的文字材料，但综合墓葬形制、随葬品规格等考古发现，考古人员基本可以断定墓主为汉代诸侯王级别的贵族。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墓中出土的五重棺椁，表明墓主应是诸侯王一级的贵族。《荀子·礼论》记载：“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墓中发现的五重棺椁，符合“诸侯五重”的文献记载。二是该墓所使用的梓宫、便房、“黄肠题凑”葬制是文献所记载的“天子之制”，属于汉代帝王所专享的葬制。三是墓中陪葬的安车，是西汉皇帝、诸侯王所专用。四是依据以往汉代诸侯王墓考古发现，玉衣与龙头枕是汉代帝王所专用的高等级葬具。该墓中虽仅出土了两片玉衣残片，但仍表明墓主曾使用了玉衣。墓中出土的嵌金镶玉铜龙头与满城中山王刘胜墓出土的铜龙头枕十分相似，应该是王一级贵族使用的殓具。综合以上几点，基本可以断定该墓是一座汉代诸侯王墓。
▲黄肠题凑
建立汉墓博物馆
墓主人究竟是哪位诸侯王呢？这座汉墓位于汉代的燕蓟地区，由此推断，其墓主人一定是汉代该区域的某位诸侯王。据文献记载，西汉时期，燕蓟地区被封为诸侯王的共12位。墓中出土的五铢钱为该墓的断代提供了依据。五铢钱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开始铸造并流通。这就排除了公元前118年之前在位的燕王，只剩下燕剌王刘旦、广阳顷王刘建、广阳穆王刘舜、广阳思王刘璜及广阳王刘嘉五人。墓中出土的残漆盒底表面针刻“廿四年丙辰丞”字样，经研究，其中“廿四年”应为诸侯王的纪年。这一发现表明墓主人在位时间应超过了二十四年，为判定其身份提供了关键时间线索。上面的五人中，只有燕剌王刘旦和他的儿子广阳顷王刘建的在位时间超过二十四年。因此墓主人应该为这父子二人中的一人。燕剌王刘旦死后埋于何处，《水经注》有记载：“高梁水注之，首受㶟水于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剌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据侯仁之先生考证，梁山即今天的石景山。而大葆台西汉墓位于丰台，由此可以判断，一号墓的墓主应该是西汉广阳顷王刘建，二号墓的墓主是其王后。
广阳顷王刘建是燕剌王刘旦的长子，刘旦在世时其被立为燕王太子。刘旦谋反自杀后，汉朝中央政府取消了燕国封号。燕国所辖的区域设为广阳郡，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此时，燕王太子刘建由于受到其父的牵连被贬为平民。关于刘建被贬为平民之后的生活，史籍中没有记载。时间过得很快，刘建在被贬为平民六年后（公元前73年），汉宣帝继位。汉宣帝继位之初（公元前73年）即册封刘建为广阳王。
汉宣帝刘询是汉武帝的曾孙、戾太子刘据之孙。刘建的父亲燕王刘旦与戾太子刘据同为汉武帝的儿子，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广阳王刘建是刘询的堂叔。广阳王刘建谥号“广阳顷王”，其中的“顷”字是朝廷赐与刘建的谥号。“顷”字在谥法中被解释为“敏以敬慎”和“甄心动惧”，即恭敬而谨慎。这正是刘建的一生，尤其是被封为广阳王之后的真实写照。
大葆台汉墓是新中国发掘的第一座西汉时期“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帝王葬制墓，也是北京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汉代墓葬，是研究西汉时期帝王葬制、诸侯王墓及北京地区汉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1983年12月，在西汉广阳王墓原址上，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正式建立。
汉代燕蓟地区有多重要
现在的北京地区在汉代称为燕蓟地区，位于汉王朝的东北部，以汉代燕国（广阳国）的都城蓟城为中心，处于汉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交界地。汉代燕蓟地区特殊的地理与交通环境，使其在整个汉王朝版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是该地区是连接中原地区与北部蒙古高原及东北地区的交通枢纽。该地区的安全稳定直接关系到中央王朝的安危。二是该地区易守难攻的重要军事战略地位，使其成为汉王朝抵御北方匈奴、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入侵的前沿阵地。三是这里地处农业经济与游牧经济、渔猎经济的交会地，经济繁荣，物产丰富，贸易发达，各民族往来频繁，是汉王朝东北部的经济中心。四是通过战争及和平时期的贸易往来，各民族交往不断加强，该地区成为以匈奴为代表的北方地区少数民族融入汉王朝的关键性地区之一，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区域。五是该地区是西汉王朝东北部的“汉文化”中心，也是汉王朝与东北亚地区文化交流的前沿基地。
可以说，汉代的燕蓟地区是一个多元碰撞与融合的地区，是汉王朝东北部的区域中心，在整个汉王朝版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西汉广阳王墓“黄肠题凑”帝王葬制的发现，进一步印证了该地区在汉代的重要性。（完）
（本版文字作者系北京艺术博物馆副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