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于诞生初期（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世纪）并无造像传统，佛像的产生源于文化碰撞。
公元5世纪，北凉初兴之际的一个午后，祁连山南麓的黄羊河畔，一位君主驻马而立。望着脚下碧水蜿蜒，眼前崖壁陡峭形如通天云梯，一个念头在他心中迸发：僻静幽深的河崖正是禅修观影的佳处，莫不如在此开凿石窟，既成禅修圣地，亦可安邦定国。
这位君主便是北凉政权的建立者沮渠蒙逊。这位以铁骑横扫河西走廊的匈奴枭雄，此刻凝神于佛教禅修的玄妙——佛教“观像止念”的教义与眼前的山水之境浑然相融。
（一）他为何要在这里修凿石窟
自丝绸之路开通以来，河西走廊就成为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咽喉要道。发轫于古印度的佛教文化与艺术传至河西走廊后，经历本土化转型，最终植根华夏。东晋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迎来佛教发展的黄金时代，当时寺刹林立，译经大兴。
▲沮渠蒙逊（图片来源：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公元412年冬，北凉雄主沮渠蒙逊攻克河西腹心之地姑臧（今甘肃武威凉州区），并在此建都，称“河西王”。经过九载运筹，421年他西征敦煌，灭西凉政权，一统河西走廊。这位枭雄，恰如《晋书》所载：“博涉群史，颇晓天文，雄杰有英略，滑稽善权变”。
王权既固，蒙逊将目光转向姑臧南境的天梯山。他深谙“观像止念”的佛理，洞悉水畔崖窟乃禅修圣域，更悟都城寺塔难敌岁月，唯苍崖峻岭可存佛法永恒，遂敕令于凉州南百里凿山建窟。
此令既出，天梯山崖壁间斧凿声此起彼伏。蒙逊此举背后，蕴藏三重深意。
▲天梯山石窟全景（图片来源：天梯山石窟保护研究所）
一为安邦。蒙逊深知乱世中精神信仰的凝聚之力，遂以佛教整合各族群：迁都姑臧后，他广建佛寺、礼遇高僧，使鲜卑、汉、匈奴百姓渐趋归心，佛教成为维系河西走廊多民族共存的精神纽带。
二为尽孝。《法苑珠林·敬佛》载，蒙逊“为母造六丈六石像在于山寺，素所敬重”，《高僧传·昙无谶传》佐证了丈六石像，融儒家孝道于佛教造像。
▲天梯山石窟（图片来源：甘肃省博物馆）
三为迎合文化转型。甘肃武威一带的凉州作为魏晋至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枢，依托丝路咽喉要冲与五凉政权崇佛国策，渐成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枢纽。《魏书·释老志》称：“凉州自张轨（前凉奠基者）之后，世信佛教。”
凉州的佛经翻译由来已久。西晋竺法护于此译经，开汉传大乘佛教之先；东晋道安弟子慧远、僧肇等承凉州佛学之脉，融通南北；鸠摩罗什羁居凉州十七载（385-401年），精研汉文和梵文，为长安译经奠基；北凉时昙无谶（421年抵姑臧）译《大般涅槃经》，开启中原佛性论思潮。
▲殿塔互映的武威鸠摩罗什寺（图片来源：武威鸠摩罗什寺）
蒙逊入主前，凉州已是梵呗绕城、经幢林立之佛国圣地，成为长安之外的译经圣地与佛教艺术中心。在河畔山崖间开凿出来的佛窟，成为凉州佛教文化交融转型的具象载体。
（二）将河西走廊变成石窟走廊
事实上，佛教于诞生初期（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世纪）并无造像传统，佛像的产生源于文化碰撞。
▲造像艺术诞生，依据常青《中国石窟简史》梳理。（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容纳佛教造像的石窟源于公元前3世纪古印度孔雀王朝的苦修窟。佛教吸收此形式后分化为两类：供集体绕塔礼拜的塔堂窟（支提窟）和供僧人生活禅修的僧房窟（毗诃罗窟）。
二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佛教寺院单元：多座僧房窟环绕一座塔堂窟，僧侣平日独居禅修，集体礼拜时汇聚于塔堂窟。
▲佛教东传中国示意图（图片来源：地道风物制图/王跃）
凉州并非佛教石窟艺术进入中华大地的第一站。东汉至两晋（公元1—4世纪）时，塔里木盆地南缘的鄯善（若羌）、于阗（和田）成为西域最早的佛国。但他们仅修建起地面佛寺，未形成成熟的石窟模式。直至公元3世纪，龟兹（今库车—拜城一带）开凿的石窟群标志着中国石窟艺术实践的开端。早于敦煌莫高窟约百年的克孜尔石窟就是其中的代表。
到公元3世纪后，河西地区石窟开凿之风渐起；至5世纪北凉时期，随着“重禅定，多禅僧”理念的勃兴，敦煌莫高窟、酒泉文殊山等石窟相继涌现。
河西石窟群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蒙逊所凿的天梯山石窟。但因其地处丝路要冲，迭遭战火，加之唐后史料失载，这座佛教中国化的里程碑湮没于历史中。
（三）石窟在这里改头换面
1959年在修建黄羊河水库的过程中，首次启动了中国石窟整体搬迁工程。在沉寂黄羊河畔数世纪后，天梯山石窟这座河西走廊的“石窟鼻祖”，终在斧凿声中重见天日。其中发现的北凉壁画与洞窟遗迹，实证天梯山石窟即唐代后于史册中失载的凉州石窟。
▲常书鸿带领的天梯山石窟勘察搬迁工作队于天梯山13窟大佛前合影（图片来源：国宝档案微信公众号）
北凉菩萨造像深具“胡貌汉韵”特质：高鼻深目，衣袂与神姿又透汉风雅致。技法交融尤彰：衣纹以印度“凹凸晕染法”塑肌理之韧，衣带则以中式线描勾连婉转；形制创新更显中西美学交融：中心塔柱仿印度覆钵式，顶部为汉式斗拱飞檐，恰合“佛像衣冠，胡汉相杂”之论。
▲武威天梯山第4窟中心柱右壁下层龛外彩绘菩萨像。（图片来源：甘肃省博物馆）
天梯山石窟艺术鲜明的融合性特质表现为：承古印度及龟兹造像传统，融犍陀罗艺术的西域风骨、秣菟罗艺术的纹饰风格，又融汉地传统技法，堪称丝路文明交融范本。
这种造像风格又迅速扩展至整个河西走廊。酒泉出土的北凉承玄元年（428年）高善穆造像塔（中国现存最早仿印度覆钵塔实例），其塔身铭文“为父母报恩”，融儒家孝道于佛教，塔基镌刻八卦、北斗（道教符号），塔身浮雕七佛一弥勒（佛教主题），直观呈现儒释道文化符号共生，成为早期佛教中国化的又一典范。
▲酒泉高善穆石塔。（图片来源：甘肃省博物馆）
此类河西走廊的早期佛教石窟造像艺术，被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总结为“凉州模式”。他认为，“凉州模式”的核心遗存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以天梯山残存的遗迹、酒泉等地出土的北凉石塔和炳灵寺第一期龛像为代表；晚期则以肃南金塔寺、文殊山前山千佛洞和炳灵寺第二期龛像为代表。
▲宿白梳理的凉州模式五大特征。（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宿白还揭示，天梯山艺术实为云冈、龙门变革的母本与根基，其“石窟鼻祖”地位由此明确，成为我国石窟艺术研究的关键断代标尺。
可以说，作为中国石窟艺术源头的凉州模式，其诞生与河西走廊的地理、民族、文化交融密不可分，既铭刻早期佛教传播史节点，也勾勒出佛教艺术中国化的初生形貌。（完）
作者简介：马啸云，西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北民族大学社会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甘肃高校新型智库）助理研究员。刘荣（通讯作者），西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民族大学社会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甘肃高校新型智库）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