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夏陵中，就曾出土了大量西夏文残碑，乍看是汉字，细看却不认识。而对西夏文字的破译，就得从十九世纪的国际汉学研究说起。
中国世界遗产+1！
北京时间7月11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0项。
西夏陵在哪儿？有何独特价值？理解西夏陵，离不开对西夏历史的回溯。生活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党项，原属羌人的一支。唐朝时，党项集中到今甘肃、陕西、宁夏一带，与中原文化的接触渐多，社会生产有所发展。1038年，党项首领李元昊称大夏皇帝，定都兴庆府（今银川），史称西夏。西夏陵是西夏时期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考古遗存，为中国历史上党项族创立并延续近200年的西夏及其君主世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特殊见证，实证了公元11至13世纪西夏在“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
▲7月12日，宁夏银川，游客在西夏陵遗址区参观。（图片来自中新社）
西夏文是西夏文化的精华所在，它的使用在整个西夏时期从未间断。在西夏陵中，就曾出土了大量西夏文残碑，乍看是汉字，细看却不认识。而对西夏文字的破译，就得从十九世纪的国际汉学研究说起。
1846年，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来到中国，从事中西文献的整理、互译和出版等工作。1870年，他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居庸关的古代佛教碑文》的文章，有趣的是，这位传教士当时并未意识到自己成功解读的文字其实是西夏文，但他对这些文字读音的判定大体都是正确的。伟烈亚力的这一成果，正式开启了国际学术界对西夏文的研究。
1868年，英国汉学家卜士礼应邀来华，时任英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医师，同时兼任京师同文馆的医学教习。来到中国之后，卜士礼很快掌握了中文，并且对中国的瓷器学、金石学和语言学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开始大量收购古瓷器、古钱币和各种碑刻的拓片。在他所收集到的诸多拓片中，有一件“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拓片，卜士礼凭借自己优秀的金石学和语言学的积淀，对这张拓片上的西夏文字进行了细致考察。1895年，他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发表在《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报》第三十卷上，题为《西夏王朝的文字、钱币与其奇特的碑文》。在论文中，卜士礼详细地介绍了西夏的历史及其文字创制和使用的情况，并指出居庸关碑文上的“女真文”应该是西夏文。
▲6月26日，宁夏银川，在西夏陵博物馆展出的迦陵频伽莲瓣纹金头饰。（图片来自中新社）
同一时期，法国汉学家戴维理亚等人也都开始了对西夏文的研究，西夏文成为国学汉学研究的一个新热点。
1908年至1909年，随着以科兹洛夫为首的俄国考察队从黑水城掘走大量珍贵西夏文文献，俄罗斯汉学家伊凤阁从中发现了《番汉合时掌中珠》这部西夏文、汉文对译的文献，并向学界公布。因《番汉合时掌中珠》属于双语对照、既释义又标音的词语集，便成为打开西夏文献宝库的“金钥匙”，亦是认识西夏社会及名物的重要资料。
时至今日，关于西夏文化的研究依然吸引着海外学者的关注。俄罗斯汉学家索罗宁指出，西夏文化是在与中原汉族文化的长期交往中形成的，具有多元杂糅的特点。西夏积极吸收中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佛教教义、汉字书写等，这些元素在西夏语言文献中均有体现。同时，西夏文化也保留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如西夏文的创造和使用、西夏佛教的独特传承等。“由于种种因素，西夏文化没有流传至今日”，索罗宁说，“但从其遗留的文字与其他文化遗产来看，西夏文化就是不同文化间交融的产物。”
参考中新社、《书城》杂志、中国文化译研网等内容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