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是中国古代久居北方的游牧部落,战国时已出现在中国的史籍中。汉以后南匈奴,逐渐与汉族融合,而北匈奴按《后汉书》记载,逃亡后不知所终。
匈奴是中国古代久居北方的一个游牧部落,至晚在战国时,已出现在中国的史籍中。秦汉之际,随着其政权走向强盛,南下侵扰更为频繁。
为此,秦始皇曾派蒙恬北击匈奴,迫使其后退数百里,又修筑万里长城来守卫,至公元前133年,汉武帝一改过去几十年被迫和亲的政策,随后派卫青、霍去病等,多次击败匈奴于漠南、河西及漠北,封狼居胥,重挫匈奴实力。但此后,即使匈奴历经种种内乱和分裂,仍对汉朝构成威胁,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1世纪末期,汉将窦宪等大破北匈奴,勒石燕然,北单于逃出漠北。
从此,与秦汉对峙近三百年的匈奴,在中国历史上走到了一个转折点,归附汉朝已近半个世纪的南匈奴,更为兴盛,不断内迁,逐渐与汉族融合,而北匈奴则淡出中国历史,按《后汉书》记载,逃亡后不知所终,给后世留下一个未解之谜。
发现匈奴人的后代
然而,一千八百年之后,在清末民初的社会氛围中,受西方学说启发,中国学者忽然意识到北匈奴逃往何处。譬如,章太炎在《匈奴始迁欧洲考》中认为,“匈奴为汉所驱,皆转入欧洲”,“今之匈牙利,即匈奴音转”。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更是谈到,“窦宪击逐西徙之匈奴余种”到了欧洲,却威震全欧洲,不仅搅动欧洲民族大迁徙,还导致西罗马帝国灭亡,开启“千年黑暗之局”,所谓人类历史息息相通,牵一发而动全身,中西相隔虽远,彼此影响却很大。
诸如此类的研究,直接影响了20世纪中国人对匈奴西迁问题的认识。匈牙利人就是匈奴人的后代,这一说法也十分流行。不过,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也有一些学者开始不同程度地质疑匈奴西迁欧洲的说法,认为370年代突然出现在欧洲的匈人(Huns)与匈奴,可能并不是一个民族。但囿于中间隔着两百多年的历史,且中西方皆无完整的史料支撑这个迁徙过程,相关争议持续至今。
▲匈牙利美食节。图自中新网
最近,一项古基因研究,通过对比匈奴和匈人墓葬中获取的基因组数据,并结合相关的考古发现,系统性地揭示了从匈奴到匈人之间,横跨欧亚大陆的联系,以更确切的证据证实了,一些欧洲匈人与匈奴,存在一定的血缘关系,确为匈奴后代,但整体而言,匈人并非从匈奴平移迁徙而来,其内在血统构成极为复杂。
这一发现所依托的近三百个古基因样本,散布于欧亚大陆的辽阔土地上。按照地理位置和时间,其来源可分为三大类,自东向西分别是公元前209年至公元98年匈奴时期的蒙古草原,2世纪至6世纪的中亚,以及4世纪末至6世纪的喀尔巴阡盆地。相关研究2025年2月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
其中,地处中欧的喀尔巴阡盆地,被阿尔卑斯和喀尔巴阡等山脉环抱,多瑙河从中间流过,现在外围有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等国的部分领土,而盆地中央就是今天匈牙利所处的位置。一千六百年前,西迁而来的匈人,正是以盆地为中心,建立起了足以威胁罗马帝国的强大政权。
“具体到与匈奴的联系上,我们在欧洲匈人时期的人口中,发现了匈奴时期最高等级的一些人直接的遗传后代,这些人生活在大概300年后,以西约7000公里处。”参与这项研究的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吉多·阿尔贝托·格内基-鲁斯康(Guido AlbertoGnecchi-Ruscone)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即便如此,从整体上看,在匈人的统治下,生活在匈人帝国的人口在文化和基因上都非常多样化,不同的西欧亚血统以及中亚和东亚血统混合在一起。
匈人只占人口少数
这一点在不同来源墓葬的位置和特点上也有体现。比如,最新研究中三十多个匈奴时期的墓葬地点,零散地分布在欧亚大草原的东边,其中既有晚期匈奴大贵族的墓,也有地方权贵和普通人的墓,而中亚来源的墓同样分布广阔,来自南部天山地区、古代康居国,以及北部的草原等地,六十多个古基因样本已有明显不同的考古背景。但到了面积更小的喀尔巴阡盆地,来自这一时期的百余个样本,考古背景却更显复杂。
其中,既有比匈人更早到达的萨尔马提亚晚期墓葬,时间可追溯至4世纪到5世纪初,也有5世纪后半叶至6世纪,匈人政权崩溃后,迅速取而代之的格皮德时期的成排墓葬,不过,尽管匈人帝国统治的时间很短,但在喀尔巴阡盆地人员混杂的动荡时代,也留下了一些典型的匈人时期的东方式墓葬。
“我们相信欧洲匈人帝国的组织核心源自东方,但大多数人口不是来自这个群体。”匈牙利罗兰大学考古科学研究所的考古学家索菲亚·劳茨(Zsófia Rácz)解释,“这也可以通过考古发现进行追溯。因为,只有少数坟墓显示出草原的特点。它们的特征是单独埋葬,有时有马骨、马具和武器作为陪葬。坟墓总是从北到南的朝向,食物和饮料供品放在靠近头部的地方。然而,大多数发现并不遵循这种模式。”
长期研究迁徙考古问题的索菲亚·劳茨也是最新研究的主要参与者,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匈人帝国时代的初期,早先罗马和萨尔马提亚人的风俗习惯和埋葬传统仍然存在,然后也建立了一些新的定居点和墓地,但这些大多数是自西向东朝向的穷人墓。这些墓地往往是晚期罗马和各种日耳曼起源的小社区的墓地,而不是那些东方血统的墓地。
根据考古发现,相比那些与匈奴丧葬习俗类似的草原风格墓葬,匈人统治下的喀尔巴阡盆地,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化特点。除了自西向东朝向的墓之外,还可以广泛见到小型墓群,以及用各式胸针、梳子等作为陪葬,显示出当地人口在5世纪混合之后,对当时文化的影响。
而即便是自北向南朝向的墓葬特点,其实也并非部分匈人群体独有,从更大的空间范围看,东欧和中亚等地与之相关或不相关的许多群体,同样具有这一文化现象,说明这种东方的影响并不只是通过匈人这一条路径突然漂移,而是存在一个更大的传播网络。这一特点,同样得到了基因研究的佐证。
横跨欧亚的血缘网
通过对比横跨欧亚大陆的这三类基因样本,令研究人员感到惊讶的是,仅通过有限的基因组数据,他们就在广阔的空间里,发现了由近百人组成的一个遗传网络。这些人尽管分别来自匈奴晚期的蒙古草原、3世纪至5世纪的中亚草原,以及4世纪末至6世纪的喀尔巴阡盆地等不同的时空,但是却不同程度地享有同样的DNA片段,拥有共同的祖先。而这种跨越欧亚大陆的基因联系,在中亚地区,基本仅靠极少量的墓葬就将东西两侧的人们串联了起来。
研究人员随后对匈奴和欧洲匈人共享的血统,进行建模分析还发现,包括两个匈奴贵族在内,样本中一些晚期匈奴人,要么是一些欧洲匈人的直系祖先,要么血统上与他们的直系祖先只有几代人的差距。估计少数匈奴贵族在几代之间持续进行着长距离迁徙,由此将血脉从亚洲传播到了欧洲。至于为什么上层权贵会有更多共享的血统,可能与草原氏族婚姻模式,以及贵族精英资源多、后代多有关,因此,他们的基因不仅传得广,而且传得久。
根据历史上对匈奴社会的记载,匈奴人非常重视血缘关系,除了政治权利通过血缘关系网传递,婚姻关系也有明确的氏族界限。在父系制度之下,不仅婚姻中的女性需来自外氏族,而且,氏族内的收继婚成为一种社会规范,父亲死了,儿子娶后母,兄弟死了,也可接替他们的婚姻关系,总之,要把血统维持、延续在氏族之内。
对于上层贵族而言,还使一夫多妻更加普遍,而一个女性也可能先后成为父、子或兄、弟的妻子,客观上使后代的血缘关系更加紧密。比如汉时昭君出塞和亲,嫁给匈奴呼韩邪单于,但是没过几年,单于就死了,王昭君又成为单于儿子,也就是新单于的妻子,并且与单于父子均育有子女。贵族的血统更为趋同,这一现象近年来也得到了更多基因研究的证实。
2023年,来自哈佛大学等机构的多国科学家,对部分匈奴贵族和地方权贵的基因组进行分析后就发现,越是地位高的匈奴人,其遗传的多样性越低,表明他们所获得的权力和地位,只在特定的小圈子里传播,而实际上,从整个匈奴人口来看,其遗传多样性极高,越底层的人越是如此。相关研究发表在《科学进展》,印证了历史记录中匈奴是多民族政权的说法,其底层民众来源很广。
西迁路上血脉渐变
具体到匈人和西迁的问题上,这种民族融合的特点在最新研究中也有体现。比如,大部分喀尔巴阡盆地坟墓的主人,只拥有欧洲血统,而相较于此,那些匈人时期东方类型墓葬中的样本,大都有不同程度跨越欧亚大陆的东西方混血现象,且绝大多数拥有的是同样的东北亚血统,与匈奴或者鲜卑时期的人比较类似,从时间上看,混血事件也比较早,更接近匈奴时期。
且不少证据都表明,这样一个连接东西的遗传网络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从东向西,构成了一个遗传渐变群。除了匈人与匈奴故地直接的遗传联系,一些5世纪葬在中欧东部的人,还与早些时候葬在欧亚草原中部的人有共同的血统。包括阿尔泰山西侧,这些位置已不属匈奴故地,而是更靠西,在这些地方发现遗传联系,可能意味着,一些匈奴人西逃时曾撤退到这里。
关于这一点,一些历史资料也可印证。尽管缺乏明确详细的西迁史料,但自20世纪70年代起,历史学者齐思和、肖之兴、林幹等人,就利用有限的文献资料,尝试对匈奴西迁的过程进行分析。而他们的研究就认为,北匈奴在西迁的路上,可能有到达当时的乌孙、康居、阿兰等地,也就是今天的伊犁河流域、哈萨克斯坦、南俄草原等地方。但整个过程并无明确目的地导向,行动也不是整齐划一,途中充斥着战争,以及民族整合,历时近三百年。
吉多·阿尔贝托·格内基-鲁斯康介绍,除了一些匈奴贵族的遗传后代外,他们还在匈人时期的人口中,发现了具有其他草原血统的人。不过,所有这些祖先来自草原的人加起来,也只占匈人时期人口的极少数,估计不到十分之一。
最新研究还发现,一些异族混血的事情,在匈人到达喀尔巴阡盆地之后,也仍在发生。即便没有被埋在东方类型的墓葬中,一小部分人也有不同程度的东亚混血,但这些混血事件更接近匈人时期,可能是一些匈人从草原来到盆地之后,与本地欧洲血统的人共同生育了后代。
喀尔巴阡的五百年
这种多民族共存的强盛状态,在公元450年前后,帝国最高统治者阿提拉的控制下,达到了巅峰。此时,匈人帝国对周边的巴尔干半岛、高卢和意大利等地发动了多次战争,同时向东、西罗马帝国发难,强索土地和金钱,阿提拉名声大噪,从此成为欧洲历史上的传奇人物。但战争后没过多久,随着阿提拉突然死去,整个帝国也轰然瓦解。
原先受制于匈人的格皮德人等附属盟友,趁机夺取了喀尔巴阡盆地的核心区域,将匈人政权赶出了这里。但游牧民族的迁徙没有结束,一百多年后的6世纪中后期,同样来自东方草原的阿瓦尔人也来到这里,取代了原政权,由此开启了对喀尔巴阡盆地长达两百多年的统治。9世纪末,匈牙利人,也就是马扎尔人,翻过喀尔巴阡山脉征服了西侧的盆地,深深地影响了此后这里的人口和文化,使之带有独特的东方印记。
“匈牙利人对喀尔巴阡盆地的征服,发生在公元9世纪末,这意味着今天匈牙利人口的形成,发生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时期之后。”索菲亚·劳茨解释,虽然欧洲匈人与蒙古草原的联系很惊人,一些在匈牙利发现的匈人更与重要的匈奴墓地有直接的联系,但是,他们的历史要比匈牙利人的到来早得多,因此,与今天匈牙利人口的形成没有太大关系。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喀尔巴阡盆地五百年里先来后到的这三拨人,没有任何关系。2022年,匈牙利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系统对比了一些匈人、阿瓦尔人,以及匈牙利征服时期的古基因样本后,就发现,匈人和阿瓦尔人中的核心移民,起源都可以追溯到匈奴人,而匈牙利征服者在很早的时候,也混有一定的晚期匈奴后代的血统,并且,一些阿瓦尔人和匈牙利征服时期的样本,还有一些共同的匈人有关的血统。这一研究发表在《当代生物学》,表明这三个先后来自东方草原的群体,血统上颇有渊源。
然而,除了这些当时的草原移民外,与他们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是有着欧洲血统的本地人,这与最新研究中,匈奴后代只占匈人帝国样本极少数的发现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虽然匈奴、匈人等群体与匈牙利有一定的关联,但因为当时治下的民族成分大都比较复杂,且时间上隔得远,因此从整体上,很难直接推导出,谁是谁的后代。特别是匈人,相比两个世纪后阿瓦尔人直接从亚洲逃到欧洲,他们到达欧洲时,距离1世纪的匈奴人已有近三百年的间隔,不论遗传还是考古方面的最新证据都显示,这个漫长的西迁过程极其复杂。
“我们只能说,匈人时期和中世纪早期,来自亚洲内陆的人口流动,形成了欧亚草原西部的人口历史。在喀尔巴阡盆地,公元6世纪至9世纪时,介于匈人和匈牙利征服时期的阿瓦尔人的例子尤为突出。”索菲亚·劳茨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至于匈奴帝国,虽然知道有几次西迁,但是我们无法确定这些群体的命运,“在欧洲的资料中,关于匈人最早的零星记录,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但直到4世纪后期才变得更加频繁,这与考古证据是一致的。然而,没有现存文献记载匈奴和匈牙利人之间的关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