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春图》仍有许多谜

▲（隋）展子虔《游春图》卷

“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1946年，张伯驹为买下隋代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不惜卖掉私宅，1956年，张伯驹将此国宝无偿捐献给国家。

该画被视为目前仅有的唐前山水画作品，是我国最珍贵古画之一。2012年6月26日，《游春图》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游春图》充满传奇，但在它身上，仍有许多待解的谜。

首先，古籍上对画家展子虔的身世记载极少，宋代之前，他一直被认为是人物画家，《游春图》却是青绿山水的开创之作。

其次，在宋徽宗之前，《游春图》不被人知，宋徽宗之后却“传承有序”。

其三，图中所绘建筑细节，呈现出宋代建筑特点。

1978年，建筑史家傅熹年发表了《关于“展子虔〈游春图〉”年代的探讨》一文，提出质疑，称《游春图》中人物所戴幞头呈现为晚唐特点，建筑上的鸱尾、斗拱亦误。不过，傅熹年表示：“说《游春图》是摹本，是否就贬低了它的文物价值呢？我认为不然。古书画由于自然损坏，传世品历时千年以上者实在寥寥无几，绝大多数要靠不断传摹，才能流传下来。在原作不存的情况下，这些有一定来历的古代复制品是极为宝贵的。”

《游春图》是真是伪，尚无定论，多数学者与傅熹年先生的看法有异。本文主要依据学者刘思智的《展子虔略考》（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一书，予以介绍。

以擅佛教画闻名

古籍中展子虔的记载极少，只知他是渤海郡（郡治在今山东信阳县）人。

1984年，山东惠民地区（今山东省滨州市）史志办公室编内部出版物《惠民地区概况》称：“展子虔（？—？）今惠民县何坊乡展家村人，隋朝著名画家。”此说被1978年版《惠民县志》所袭。据刘思智钩沉，2013年展家村挖出墓碑，上刻：“始祖由明初迁入此地。”明朝村中竟冒出个隋朝人？此说不靠谱。

展子虔历北齐、北周、隋三代，以擅佛教画闻名。

据《隋书》，隋文帝杨坚出生时，名为智仙尼的尼姑声称此子非凡，不可养于俗家，杨坚遂由智仙尼带至庵中抚养。杨坚篡位后，一改北周武帝灭佛政策，令全国“重举佛教”。文献记载，“从开皇仁寿年间，剃度僧尼约23万名，建造寺院3792所，抄经46藏132086卷，整理经典3853部，造像大小166580尊，修复旧像1508940尊”。

隋皇家集中全国最好画家，为寺庙造壁画，展子虔亦被征。

中国人物画在汉代主要服务于“劝诫”“教化”，即曹植说“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南齐梁时谢赫也称“图绘者，莫不明劝诫、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魏晋时，画家仍以图绘古圣先贤、忠臣烈女为主，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即为女教范本。

晋亡后，“礼教美术”渐衰，中国画进入“佛教美术”时代，即刘思智指出的“晋尚故实”。“故实”即“故事”，如《洛神赋图》，采取连环画的手法讲述一个故事，除服务政教和佛教题材外，道教题材渐增，生活题材的人物画也多了起来。

虽称“都督”却无实权

展子虔长期不被主流认可。唐贞观九年（635年），僧彦悰在《后画录》中赞展子虔“触物为情，备该绝妙，尤善楼阁，人马亦长，远近山川，咫尺千里”。《后画录》记长安寺庙壁画名迹，多展子虔作品，《历代名画记》的作者张彦远却挖苦道：“僧悰之评，最为谬误，传写又复脱错，殊不足看也。”

据唐人裴孝源的《贞观公私画史》记，展子虔曾为王世充画像，王世充称帝于隋末，画应是王早年被隋炀帝重用时绘，则展子虔或生于545年，卒于618年，享年73岁。

唐初李嗣真的《画后品》称展子虔与董伯仁同时被招入隋宫，初期互相轻视，后彼此佩服，时人称“董展”。石泉公王方庆看了二人的画，说：“如果把华北的展子虔、董伯仁换到江南去，张僧繇之后的江南画家，该垂头丧气了吧。”据李嗣真记，“董展”可能参加过军事行动，“迹参戎马，乏簪裾之仪，此是所未习，非其所不至”，意为二人善画戎装，不善画仕女，不是画不了，而是观察少。

当时常授画家以军职，顾恺之曾任参军，张僧繇曾任右军将军，杨子华曾任殿阁将军，董伯仁曾任殿内将军。隋廷任展子虔为“朝散大夫”“帐内都督”，从六品，相当于郡太守，无实权，已至画家得衔的顶级。

虽称都督，刘思智认为，展子虔“实际社会地位也是比较低下的”。郑午昌先生说：“在我国画史上，名为画家者，自汉以来，惟有士夫而已，其为画工，名概不得而著焉，是艺术史上最不平等事。”

展子虔与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并称，史书却少记录。

宋徽宗曾让人仿画

唐人对展子虔的评价不高。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展子虔，中品下。”宋人始推重展子虔。

据刘思智钩沉，宋徽宗曾临摹展子虔的《北齐文宣幸晋阳》，分赐臣下。《宣和画谱》中，收了展子虔的20幅作品，即“今御府所藏二十，北极巡海图二，石勒问道图一，维摩像一，法华变相图一，授天王图一，摘星图一，按鹰图一，故事人物图二，人马图一，人骑图一，挟弹游骑图一，十马图一，北齐后主辛晋阳图六”。无《游春图》。

奇怪的是，《游春图》未登记，但画的隔水（书画装裱时，为避“天头”“引首”与“画心”紧接，设的镶条）上，有宋徽宗瘦金书“展子虔游春图”，《游春图》之名即从此来。为何画上无展子虔题字？宋徽宗怎知是《游春图》？为何不收入《宣和画谱》？

有学者认为，此图本名《长安车马人物图》，被宋徽宗误改，故此前无人提及《游春图》。但也有学者称，《长安车马人物图》是风俗画，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即模仿自它，与《游春图》不同。明代文震亨在《长物志》中称：“宋徽宗御府所藏书画，俱是御书标题……然亦真伪相杂，盖当时名手临摹之作，皆题为真迹。”意即宋徽宗常将高手摹名画题签，当成真迹收藏。据学者彦君钩沉，宋徽宗确让人仿过展子虔。活跃于两宋之际的邓椿记：“展子虔《四载图》，最为高古，上（宋徽宗）每爱玩。或终日不舍，但恨止有三图。其水行一图特补尔。”

由于展子虔的真迹只剩《游春图》，今人不知其画风，只能盲猜。

人物画变山水画

展子虔长期被视为人物画家，米芾说：“李公麟家展子虔《朔方行》，小人物甚佳。”《游春图》上所画均“小人物”。刘思智指出，其代表技法即“细描色晕”，是在北朝画家细密画法基础上，吸收顾恺之“高古游丝描”，并在张僧繇创“凸凹花”基础上“随以色晕开”，呈“神采如生”“意度俱足”。

展子虔不是只擅人物，《宣和画谱》称他“写江山远近之势尤工，故咫尺有千里”。

“细描色晕”在隋代佛教壁画造像中常被借用，如莫高窟第276窟中《观音像》、297窟中《伎乐天》等。宋人渐注意到，展子虔的山水亦长。此前“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展子虔始取“丈山，尺树，寸马，豆人”比例，且用留白表现远近关系，特别是加入青绿，名为人物画，实已成山水画。

唐代是青绿山水的高峰期，相比于后来的巅峰李将军父子（李思训、李昭道），展子虔的技法略糙，为李嗣真所鄙：“董与展皆天生纵任，无所祖述。动笔形似，画外有情。足使先辈名流动容变色。但地处平原，缺江山之助……此是所未习，非其所不至。”

民国时丰子恺说：“六朝之后的隋朝治世仅五十年，也有两位画家即展子虔与郑法子。但无甚特色，作品亦失传。”丰子恺不擅山水，他看不上展子虔，可能是没见过《游春图》。

倒是元人汤垕在《画鉴》中一语道破：“展子虔画山水，大抵唐李将军父子多宗之。”“观其（指李将军父子）笔墨之源，皆出展子虔辈也。”汤垕最早提出展子虔“可为唐人之祖”。

传承有序不多见

汤垕的慧眼，解释了《游春图》为何到宋代才被重视的原因。作为人物画，它未必是展子虔的代表作，作为山水画，又长期不被时人理解，惟看出它是人物画向山水画过渡期的作品，有后代创作中失去的稚拙、活泼与生命力，才知《游春图》的价值。

汤垕在《画论》中挖苦道：“宋末士大夫不识画者多，纵得赏鉴之名，也甚苟且。”

北宋灭亡后，《游春图》一度落入权臣贾似道之手，至今留有他的“封”“悦生”印痕。又几度易手，重回内府。南宋灭亡时，落到张九思手中，他被忽必烈的太子真金赏识，负责管理南宋遗留内府书画。

元仁宗、元英宗时，《游春图》被祥哥剌吉收藏，她是皇姊大长公主，元文宗是她的侄子。祥哥剌吉被认为是“元代宫廷艺术的传播者”，有眼光，且有权有钱，《游春图》或是张九思巴结，主动献给她的。祥哥剌吉去世后，丰富藏品可能被元文宗收入内府。明军进入北京时，《游春图》又入明内府。

明朝时，《游春图》曾流出到民间，董其昌为《游春图》作尾跋：“展子虔笔，世所罕见，曾从馆师韩宗伯所一寓目。岁在庚午，再见之朝延世兄虎丘山楼，敬识岁月。”韩宗伯即收藏大家韩世能，他的儿子是韩朝延。

《游春图》后被名家张丑收入，他说“余时时得而校阅之，足称十美具焉”“韩朝延谓此卷为天下画卷第一，信然哉”。

清代《游春图》回到内府。1924年，溥仪带出宫，后至伪满洲国，“二战”结束后，《游春图》流落至文物黑市。自宋至民国，传承如此有序的名画，不多见。

身世成谜添传奇

张伯驹挺身护国宝的故事已被大众熟知，不再叙。《张伯驹年谱》的作者靳飞表示：“40岁时，是张伯驹的人生最高峰……那时收藏圈都知道张伯驹，《游春图》一露头，大家就说‘想收它，非张大爷（指张伯驹）不可’。”“张伯驹被架到那儿了，不买都不行。”

传说张伯驹从马霁川手中收《游春图》，其实《游春图》六股共有，马无拍板权，画也不在他的铺中。交易通过中间人马宝山进行，卖方代表是六股之一的李卓卿。知情人、前故宫博物院高级研究员王以坤证实，所有股东都没有过把画卖给洋人的想法，也没和蒋介石的秘书长张群谈过价。从日军眼皮底下收走《游春图》，亦有护国宝之功。

双方商定价格170两黄金，张伯驹交的黄金成色太差，商定今后补交，李卓卿说：“我交了货，张伯驹答应近期补齐。我很尊重张大爷，又有马宝山作保，很放心。”到1949年，仍差30两，最终不了了之。

据学者莹心钩沉，沈从文先生曾说“半年中有机会前后看过这画八次”，认为画中男子的衣着、女人的坐式都与隋代人的习俗不相符，定为展子虔画缺乏证据。傅熹年先生指出画中人物的幞头问题，但隋人幞头非一种，隋代已有画中样式。

书画鉴定泰斗张葱玉认为：“《游春图》卷首有赵佶题签，又是‘宣和装’，几项辅助依据为鉴定提供了有力佐证。”徐邦达先生则认为：“这张画定为初唐，无可疑之处，但断为展的证据还不够。”

文物有争议是常态，不如把决定权交给后人。不论结果如何，《游春图》都是一张传奇名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