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的”一语指向他结构主义思维的叙事倾向，而“抒情的”一词则显示了他与中国文学的默契知音。
雅罗斯拉夫·普实克（Prusek Jaroslav，1906—1980年），捷克著名汉学家，布拉格汉学派的奠基者。他自幼喜欢历史，曾在捷克查理大学主修欧洲历史，获学士学位。1928年后兴趣转为汉学，先后至瑞典哥德堡大学、德国哈勒大学和莱比锡大学深造。1932年，普实克获得了一个访问中国的机会，两年的学术考察，他与中国著名作家、艺术家深入交流。作为一个知识广博、视野广阔、理论扎实的学者，普实克的教学和研究领域不仅涉及近现代中国历史和文学，而且还包括中国的语言与艺术。他对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成就颇丰。普实克还翻译出版了大量中国哲学以及文学著作，著作有《中国——我的姐妹》《中国文学史》《话本的起源与作者》等，晚年主持编纂《东方文学辞典》。他享誉国际汉学界，是布拉格汉学派的奠基者和领军人物。
与鲁迅及中国文艺家结缘
1936年7月20日上午，上海内山书店转来一封从日本东京寄出的信件。写信人就是离开中国在日本作短暂停留的普实克。他希望将鲁迅的《呐喊》，尤其是《阿Q正传》译成捷克文出版，请鲁迅提供照片、评价文字，并询问付酬办法。鲁迅于23日复信，24日寄出，同意普实克“随意翻译”，不取报酬；如果一定要表示谢意，回赠一点捷克文书籍或者介绍捷克作家的画像复制品或版画即可。评价文字，鲁迅推荐了冯雪峰的《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1936年7月给捷克译者写的几句话》，请普实克择用，可以删节修改。8月27日，普实克又来信关心鲁迅的身体健康，同意赠书或赠画作为答谢。鲁迅于9月28日复信再次诚挚表示不要报酬。鲁迅之所以对普实克的翻译工作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原因写在捷克译本的序言里：“自然，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可惜走这条道路的人又少得很。”寥寥数语，表达了鲁迅和普实克这两位作家之间“惺惺惜惺惺”的深情。
普实克对鲁迅的关注最初是由于胡适的推荐。在胡适推荐的优秀作家中，鲁迅在显赫位置，其次还有冰心、郭沫若、沈从文、巴金等。帮助普实克认识鲁迅的还有一个叫王福时的大学生，他常送给普实克一些鲁迅的杂文集。通过这些匕首投枪般的文字，普实克认识了旧中国一些丑恶腐朽的社会现象。鲁迅的《呐喊》也是王福时给普实克的珍贵赠品。普实克回忆说：“这本书使我惊喜交集，我一下子就开始懂得了周围人们的面貌并理解了他们的灵魂，鲁迅为我打开了一条通向中国人内心的道路，教导我如何去爱他们。从《一件小事》里我认识了在街头的人力车夫的品德。当我在乡间闲步时曾经跟一些贫农聊过天，在他们身上我可以辨认出《故乡》中那位沉静而温和的闰土的影子。同时，我也能分辨得出诸如《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假洋鬼子等人的嘴脸来。终于我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沉思的，受着苦难的，主要是正在努力着的中国！”
1937年12月，普实克和弗拉斯塔·诺沃特娜合译的《呐喊》捷克译本由布拉格人民文化出版社出版。这是鲁迅著作的第一个捷克译本。1951年，普实克感到他的译文没有鲁迅的原作丰富优美，便对他翻译的《呐喊》进行了重译。当时他的夫人克列布索娃博士翻译了《呐喊》的另一部分作品，又增加上了《野草》的译文，以《呐喊——野草》为书名由捷克国家文学、音乐与艺术出版社出版。1962年，普实克撰写了长篇论文《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夏著贬抑鲁迅的观点进行了系统批驳。在这篇47页的论文中，有近20页是为鲁迅辩护，表现出作者鲜明的立场和对鲁迅的情感倾向。
此外，普实克在中国结识的作家还有郭沫若、冰心、郑振铎、沈从文等。特别使普实克敬重的是郑振铎——他们认识之初，郑振铎在燕京大学任文学教授。郑振铎热情地把普实克带到家中，让这位异邦人饱览自己节衣缩食购买的文物古籍，普实克发自内心地说，他从郑振铎身上学到的东西比从任何人那里学到的都要多。受到郑振铎的感染，普实克对中国古典小说产生了一种狂热的爱。普实克以捷克语翻译了《浮生六记》《老残游记》《中国话本小说集》，以及节译了《聊斋志异》，这些学术成果显然都跟郑振铎的影响和在北平的访书经历密不可分。
▲捷克首都布拉格雪后的查理大桥。（图片来自新华社）
享誉国际汉学界
1937年1月，普实克回到捷克，在布拉格大学图书馆工作。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至50年代，他继续研究中国通俗文学和现代文学。有关中国通俗文学的研究成果，大多收入1970年出版的论文集《中国历史与文学》一书；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大多汇编在1980年出版的论文集《抒情诗与史诗》。1987年，这本书的中译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该著作最大的亮点有两处：一是较早地关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和晚清文学的历史联系，二是澄清了某些西方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误读和曲解。普实克所撰《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一文也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普实克不是象牙塔式的学者，他在查理大学创建汉语学科并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传统。捷克汉学研究的缘起，普实克功不可没。坐落在布拉格市区捷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鲁迅图书馆”由他一手筹划和造就，普实克研究中国话本小说有突出贡献，尤其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特点与发展具有原创性见解。至1970年，在他引领下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以其别具一格的研究特色，被国际汉学界称为“布拉格汉学派”，在汉学研究领域占据重要之地。这个学派以捷克汉学家为主体，代表着东欧汉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并在西方产生了深远影响。
独特的中国文学研究观点
普实克在长期从事中国文学研究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点。他强调文学与社会的密切关联，把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联系起来，从中国社会内部寻找源头。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使然，也是结构主义理论背景的展现。在这些理论框架下，他细致研究和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叙事策略、类型转换、语言、风格等各方面的问题。
思想文化层面的改变。这种改变在普实克看来最主要的迹象是在于“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和独一性”，并在作品中有所表现。他看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自身具有的某些自我调节功能。这恰恰是其他学者所忽略的。“只有当中国人发现人的内心世界是如此地妙不可言、错综复杂、惊心动魄，整个的中国文学才会将它们悉数反映出来”，这种变化开始是零散的吉光片羽，不能改变整个文学结构的本质。而这种本质的改变最终落实到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身上。
小说文体地位的提升。在普实克看来，小说文体地位的提升意味着下层的、民间的文学潮流开始占据统治地位。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变化，普实克认为这首先是因为在语言层面上，文言文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现实的需要。普实克认为，恰恰是“由于这种对小说的立场，作者们个性的作用反而被强化了”。这些作者都是一些“具有创造力的、性格不受约束的人，是与那些追求功名的文化传统不同的人们”，从而流露出“锋芒毕露的现实主义倾向”。在普实克看来，当小说创作不是被作为一种纯粹的娱乐消闲，而成为表达个人化文学观念的一种工具时，小说的地位实际上就已经被提升了，因为小说作者已经在内心深处“对文学样式和文学传统”进行了重新评价。虽然这种提升还没有获得主流文人文学的认可，但是在思想内容层面，作者的个人化表达以及其现实主义的眼光都使得小说在清代成为比诗歌和散文都更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文学样式。
抒情性和史诗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普实克认为，中国文学创作的基本手法是写实，因为，“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真实性’向来被奉为最高的价值，所谓‘真实性’，也就是对事实的如实记录；‘实’这个字，包含了‘充分’、‘完全’的意思，同时排除了幻想，因为幻想是‘空洞的’，只存在于虚幻的想象中”。这种写实性倾向使中国文学“往往显得过于实际，妨碍了文学在富于想象力的小说领域的充分发展”。普实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一是他的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表现在他对文学运动以至文学作品的系统式结构理解；二是他对现代文学的精神意蕴的体会，这以《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一文最有代表性。李欧梵以“抒情的”和“史诗的”两个概念去综括普实克的现代文学研究；“史诗的”一语指向他结构主义思维的叙事倾向，而“抒情的”一词则显示了他与中国文学的默契知音。（完）（原标题：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抒情性”和“史诗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作者/陈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