漱石和鲁迅的这种从古代到近代的东亚时空视野，以东京・四国与北京・江南的农村为舞台，描写了中产阶级和底层阶级的文学，成为东亚共同的现代经典。
▲藤井省三，出生于1952年，日本学者中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权威，他是中日恢复邦交后第一批日本留华学生，曾任东京大学教授，现为名古屋外国语大学教授。著有《鲁迅的都市漫游：东亚视域的鲁迅言说》《爱罗先珂的都市物语》《鲁迅_故乡_阅读史》《鲁迅事典》《村上春树心底的中国》《隔空观影：藤井省三华语电影评论集》等，译有莫言《酒国》、李昂《杀父》、克里斯托弗·纽《上海》、郑义《神树》及鲁迅《故乡·阿Q正传》《在酒楼上·非攻》等。（受访者供图）
鲁迅对左翼电影深感兴趣，但爱看好莱坞电影
南方周末：您觉得自己的研究独特性，或者说自己的研究倾向和学术目标，主要侧重或体现在哪些方面？比如，您和日本前辈、同辈学者的不同之处？对于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现状的意见？自己的遗憾是什么？
藤井省三：与中国研究者相比，我的独特性在于我是一个日本人——来自两千年来与中国保持着深厚广泛的文化交流中的日本，一个深深热爱中国文化的日本人。同时也是对日本以及世界的现在和未来不盲目乐观的知识分子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因此，我在学习现代中国文学的时候，经常想到日本，也经常想到世界。我们不只是在汉语、日语、英语等各种语言内考察文学，而是超越语言的界限，以比较文学的思维，来想象文学的生产、流通、消费和再生产的动态发展。
如果对日本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者作一个极其简单化的概观，可以说竹内好是为了批判明治日本的国民国家建设运动向帝国主义体制发展导致战败和被美军占领，因而研究鲁迅并介绍毛泽东思想。丸山昇（1931-2006）作为共产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为了参与日本革命，研究了鲁迅和中国左翼文学。那在两位的方法中，鲁迅文学与日本欧美文学的共时性，与现代中国社会的日本欧美市民社会的共通性这样的视点，是否缺少了一点？
支撑鲁迅生活和其文学活动的中国市民社会以及与日欧美的交流这一问题，竹内好和丸山昇或许没有充分深入地思考过吧？举一个例子，两人都只重视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作家联盟，忽视了鲁迅从北四川路的雅致公寓，经常坐专车“突击”到市中心的高级电影院，在二楼的一等座享受泰山系列这样的美国好莱坞电影的事情。
南方周末：鲁迅是深入甚至享受中国都市市民生活的左翼文学家，同时和西洋日本的流行文化保持了经常性的沟通，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同时，鲁迅的上海时代也是中国电影，特别是左翼电影的发达时代，甚至有“左翼电影运动”一说，鲁迅也对电影和左翼电影发表过见解。您的研究贯通了文学和电影，我想请教：鲁迅喜好好莱坞影片与对左翼电影的态度之间，我们能看出点什么微妙之处吗？假如说鲁迅的左翼文学倾向是能确定的话，又能在什么程度或意义上认识鲁迅对于左翼电影的态度？一个个人趣味喜好好莱坞的人与他同时表态支持左翼电影，这不矛盾吧？
藤井省三：我在研究生时代通读了鲁迅日记，注意到鲁迅曾看过大量的电影，且大部分都是好莱坞的作品。由此，1983年，我撰写了一篇题为《鲁迅最喜欢泰山电影》的随笔。非洲丛林中的白人英雄泰山的故事，被好莱坞反复拍成电影，泰山系列正是典型的好莱坞娱乐电影。鲁迅看过在上海上演的各种泰山电影，其中尤以泰山与白人小姐的爱情故事，特别是著名的由韦斯穆勒与莫琳·奥沙利文主演的《泰山情侣》等，鲁迅曾足足三次邀请了家人和内山完造夫妇一同前往。韦斯穆勒是前奥运会游泳比赛的金牌得主，奥沙利文则是当时超人气的性感女演员。
中日鲁迅研究者聚焦于鲁迅在上海期间观看的六部左右苏联电影，其中包括根据普希金原作改编的《杜布罗夫斯基》，并强调“鲁迅最欣赏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拍摄的苏联早期革命电影”。然而，鲁迅看过的苏联电影只不过是他看过的好莱坞电影的二十分之一。
尽管如此，鲁迅翻译了日本电影评论家、日本无产阶级电影联盟成员岩崎昶的马克思主义电影理论《作为宣传、煽动手段的电影》（《现代电影与无产阶级》，1930年，《二心集》），可见他也对左翼电影深感兴趣。
拙稿《鲁迅最喜欢泰山电影》收录于我的评论集《中国文学这一百年》（新潮社，1991年2月）。此后我继续研究鲁迅与电影，发表了《鲁迅与刘呐鸥：“战间期”在上海的＜猺山艳史＞、＜春蚕＞电影论争》（燕璐译，《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2月）。刘呐鸥（1905-1940）出生于中国台湾地主家庭，曾留学于东京的青山学院，将日本的新感觉派文学带到了上海，创办出版社，引进左翼文学理论，并最终开始电影拍摄。他的家庭出身、留学经历以及文学活动方面都与鲁迅相似。但对于同时制作及上映的两部电影——娱乐片《猺山艳史》与改编自茅盾小说作品的左翼电影《春蚕》，两人在评价上存在歧议和论争。与鲁迅以左翼文化人的观点批评《猺山艳史》、赞扬《春蚕》相比而言，刘呐鸥基于前沿电影理论，赞扬《猺山艳史》并批判《春蚕》的看法似乎更具优势。而且，无论是上映影院数量还是放映天数，《猺山艳史》几乎都是《春蚕》的两倍。
事实上，鲁迅很可能既没有看过《春蚕》，也没有看过《猺山艳史》。首先，不仅是《春蚕》，鲁迅几乎没有看过上海左翼电影。虽然他对日本的左翼电影理论感到共鸣，甚至翻译了相关理论，但他对在上海制作并放映的中国左翼电影几乎没有兴趣，即使论及《春蚕》，也是鲁迅少有的且非正式的评论，并被刘呐鸥所批驳。
然而，在好莱坞电影界也有许多左翼文化人士，如卓别林和赖雅（张爱玲赴美后与之再婚），他们在喜剧电影中强烈讽刺了资本主义。1930年代的上海电影在世界电影史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鲁迅为何忽略了它（特别是左翼电影），这是一个巨大的谜团。
无论如何，职业作家从上海郊区舒适的别墅租车“突击”（这是许广平的话）市中心的电影院，坐在二楼的一等座上同“白人和阔人”（这是鲁迅的话）一起观看好莱坞娱乐片的情形，显示出1930年代上海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
鲁迅和夏目漱石，“对国语创造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南方周末：在我看来，事实上有一个可以叫做“藤井东亚文学研究”的概念：就是以中国为轴心的东亚文学研究系统，主要贯穿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文学、影视、翻译和传播研究。您的研究建立、拓展了东亚当代的世界文学视域及其研究实践，可谓丰富的跨域研究：跨学科、跨文化、跨媒介、跨文本，特别还包括贯穿其中的翻译——翻译是中国和东亚文学的再创造，也是世界文学的构造方式。我想请您扼要谈谈中国-东亚-世界的文学研究、跨域研究的看法。
藤井省三：我认为的文学形象是一个如大树般不断生长的动态时空，作家具有多重身份的年轮——例如家庭、学校、艺术家团体、城市、地区、国家、东亚和世界，在这些身份交错重合的同时，作家在经历升学、留学、恋爱、结婚、育儿、工作调动、外国工作等空间转移。就像孕育大树的移动森林一样，地下、地表和地面空间组成了社会环境。在这片神奇的森林里，读者和编辑、批评家和翻译家等在所涉的各自生活空间里同时活跃着，并产生出无穷的微妙互动。
回想起来，为了描绘出以鲁迅、夏目漱石、张爱玲、村上春树、莫言为中心的现当代东亚文学形象，我过了半个世纪的书生生活，但所取得的成就却微乎其微。期待吴俊老师和《南方周末》的读者，以及东亚乃至世界各地的研究者朋友指正。
南方周末：您的第一部鲁迅研究著作是有关鲁迅与夏目漱石的关系以及与俄罗斯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我在全球疫情前的2017年10月21日前后，到东京大学参加过漱石和鲁迅的百年对话研讨会。我觉得您的鲁迅研究一开始就站到了一个高点：在东亚和世界文学的关系中审视鲁迅文学，而不仅是在中国文学范围里。从鲁迅文学的诞生来看，您觉得夏目漱石的影响主要在哪些方面？
藤井省三：夏目漱石（1867-1916）是日本在确立国语言文一致方面有着重要贡献的作家。他于1906年从东大文学部辞职后进入朝日新闻社工作，专注于在《大阪朝日新闻》与《东京朝日新闻》两版报刊上连载以大都市的中产阶级家庭为舞台的长篇小说。主要聚焦作为近代产物的小家庭，并从男性视角将夫妻的爱与背叛、结婚前后的恋爱、工薪阶层的月收入与遗产继承问题作为小说主题。这些都是围绕男性与女性的性与爱情关系以及职业与金钱的经济话题的小说。
《大阪朝日新闻》与《东京朝日新闻》两版报纸虽然有着共同的经营母体，但报纸的内容截然不同，夏目漱石等作家的连载小说几乎可以说是关东关西两版《朝日新闻》唯一的共同点。这是由于20世纪初日本媒体的通信手段受限于电报与电话。夏目漱石在入职朝日新闻社后的首部连载小说《虞美人草》，以东京与京都两个城市为故事背景，大致也是因为考虑到了关东关西两版报纸的读者。
当时的日本经济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日本对华关系逐渐发展为帝国主义侵略是漱石文学的主题之一。热爱着中国古典文化并对当时中国抱有深切同情的夏目漱石，就日本对华侵略深感忧虑。在以东大学生为主人公的青春小说《三四郎》（1908年）的开篇中，作为出场人物之一的广田老师说到日本“将走向灭亡”，而事实上三十七年后日本便迎来了战败。
两版《朝日新闻》的读者群皆以关东与关西的中产阶级为主，想必这数十万的读者每天早晨在读着夏目漱石小说的同时，也会联想到自己的家庭、日本的经济以及中日关系吧。且在1906年，即夏目漱石成为职业作家的那一年，作为夏目漱石读者之一的鲁迅，从仙台医专退学并回到了东京。
漱石是英文学者，亦精通德语。不仅读日译，也读英译和德译的俄罗斯文学。
鲁迅一生酷爱漱石的作品，并向漱石广泛且深入地学习。另一方面，在漱石学习欧美文学的同时，鲁迅也通过日译、德译学习欧美文学。与鲁迅一同在东京生活的周作人，以其良好的英语素养帮助兄长鲁迅学习文学。如此，漱石和鲁迅竞相学习过俄国作家安德列夫（1871-1919）。
若要用具体的作品来说明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首先应该提到漱石的《克雷格先生》和鲁迅的《藤野先生》。漱石在《克雷格先生》中回忆了伦敦留学时的恩师，鲁迅则以《藤野先生》回忆了仙台留学时的恩师。鲁迅在撰写《藤野先生》之前，也曾将《克雷格先生》翻译成中文。关于这两部作品的影响关系，东京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名誉教授平川祐弘（1931-）在其论文《克雷格先生和藤野先生——漱石和鲁迅，其外国经历的明暗》（《新潮》1973年2月号）中作了详细论述。
关于两位作家的影响关系，接下来应该列举的作品是《哥儿》和《阿Q正传》。漱石的《哥儿》是一部长篇小说，幽默地讽刺了日俄战争后东京一位中产阶级出身的青年中学数学教师。鲁迅围绕《哥儿》的主题展开并撰写了《阿Q正传》。《阿Q正传》在国民性批判的尖锐性和对底层阶级阿Q的共鸣上，比《哥儿》更有深度。由于漱石出生且成长于东京的中产阶级家庭，对底层社会尤其是农村的下层阶级的认识不够充分。
从古代开始，东亚一直保持着广泛而深入的交流，还形成了汉字文化圈和儒文化圈。19世纪中叶开始，欧美各国通过资本主义推动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入侵东亚，而东亚各地政权开始采用欧化政策，以形成国民国家为目标。漱石和鲁迅的这种从古代到近代的东亚时空视野，以东京・四国与北京・江南的农村为舞台，描写了中产阶级和底层阶级的文学，成为东亚共同的现代经典。
此外，漱石的小说确立了近代日本的文体和口语体，十几年后，鲁迅将在北京发挥同样的作用。两位作家对国民国家的形成所不可或缺的国语创造都作出了巨大贡献，此乃不可遗忘的功绩。
“鲁迅是我最大的恩师，是我世界文学的指导教授”
南方周末：日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总有其动机或原因，扩大一点说，应该是存在着中国现代文学对于日本的影响。那么，以鲁迅为例，鲁迅文学对您的具体影响主要有哪些呢？
藤井省三：在拙著《鲁迅事典》（东京·三省堂，2002年）的后记中，我如此写道：
“我第一次阅读鲁迅的作品，是在一九六三年东京奥运会的前一年、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在儿童房里摆放着的《少男少女世界文学全集》东洋篇一卷中，我与短篇小说《故乡》邂逅了。此后，我在中学语文课本上与这部作品重逢，在六十年代末，得知毛泽东推举鲁迅为‘现代中国的圣人’后，我研读了岩波文库和三卷本的《鲁迅作品集》，并在大学时就读中国文学系。”
从小学到高中，我通过小田岳夫、竹内好等人的翻译阅读了鲁迅的代表作；大学学习中文后，我又阅读了中文原文的鲁迅的杂文和书信。进入东大中文的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后，以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日记和索引为依据，我按照年代顺序研读了鲁迅阅读和购买的日本、中国以及欧美的近代文学作品。进入大学以后，我的中国文学、日本文学和欧美文学的修养可以说几乎都是从鲁迅那里学来的。学习文学，也就意味着学习作者的世界观。从此意义而言，鲁迅是我最大的恩师，是我世界文学的指导教授。
从1900年代的社会进化论到1930年代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等，鲁迅兼收并取各种欧美以及日本的文艺思潮，但其目的都是要在中国形成国民国家。他的梦想是将清代汉族的地域、阶级、性别、年龄等更加细分的身份认同感统合起来，形成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为此，他批判了在阶级、性别、年龄的“差序格局”基础上形成的儒教，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直视最初期所进行的“儿童的发现”与通过自由恋爱形成的小家庭。无论是对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活跃的美少女画插画家兼诗人的蕗谷虹儿（1898-1979）的作品中“纯真”的发现与称颂，还是对英国的世纪末艺术家比亚兹莱（1872-1898）颓废感性的共鸣，都与他的儒教批判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在日本，竹内好一派主张的孙文→鲁迅的这一革命史观，却将鲁迅丰饶的文学艺术世界砍去了一半。
尽管如此，竹内好可能还是意识到了自身鲁迅观的狭隘。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岸阳子(1933-)老师是竹内先生在东京都立大学中文系所指导的研究生。她告诉我，竹内先生曾建议其以张爱玲(1920-1995)研究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但她拒绝了指导教授的建议，以鲁迅论完成了毕业论文。
张爱玲在沦陷期的上海出道后，在上海的日语报纸上由室伏克拉拉(1918-1948)对《烬余录》进行了翻译与连载，东亚同文书院(鲁迅曾在此发表演讲)英语教授若江得行则在该报发表了随笔《爱，爱玲记》等，张爱玲在日本人中拥有了“张迷”。
如果日本战败后、客死上海的室伏克拉拉能够在战败后继续在日本从事翻译工作的话，如果岸老师也着手研究张爱玲的话，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也许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我来不惧误解地描绘一下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脉络吧。竹内好一代基于对日本战败的反省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敬意展开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丸山昇一代则出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心和对日本革命道路的摸索进行研究，我这一代(1950年代生)受到竹内、丸山两代人的影响，但是，由于对“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后文艺复兴的认同，我这一代开始正面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化的成熟过程和“文革”后的新时期文学。到了“六零后”以后的世代，反而是中日两国文学的影响关系、后殖民主义抑或是当代文学的趣味性等，在他们的研究动机中占据很大比例。
▲藤井省三多次到访中国。（受访者供图）
日本的文化人成为鲁迅的“酒友”
南方周末：2020年以来，我因长期在家闭居，渐渐也开始喝点儿闷酒了，谈及酒话，也和鲁迅有关。你在2019年出版过关于鲁迅和绍兴酒、中国酒的一本专著，2022年还在中国翻译出版了。那么请问：鲁迅的酒友，中国的、日本的，有哪些人？您考察过吗？这些酒友和鲁迅的文学有关系吗？也可以说，一个作家的人际交游、生活方式（包括餐叙喝酒抽烟等）也是文学研究的题中之义吧。
藤井省三：拙作《鲁迅与酒文化：酒香中的现当代中国》（林敏洁、陈道竞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22年10月）一书中，我细述了鲁迅小说中的酒，但我几乎没有提到他的“酒友”。相反，我写了我酒友中的中国作家。
邓云乡《鲁迅与北京风土》（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8月）中详细描述了鲁迅在北京的“酒友”。这本书出版于四十多年前，也就是改革开放政策刚刚施行的时候。在第三部分“酒肆谭乘”的开头，邓云乡先生（1924-1999）谦逊地写道：“我们缅怀先生的仪型，当然最重要的是学习先生的精神，但是如果能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去怀念先生，那就感觉到更亲切，更生动。”在这一点上我深有同感。
据邓云乡所说，鲁迅的酒友包括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同事、日本留学以来的挚友徐树铮，以及钱玄同的亲戚钱稻孙等。他还同胡适和郁达夫一起喝酒。
鲁迅在上海度过了生命最后的十年。在上海，许多日本的知名知识分子通过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1885-1959）的介绍拜访鲁迅。内山在1912年成为基督徒后戒酒烟，因此他和鲁迅是“茶友”，但他经常为鲁迅及中国作家同日本文化界人士举办宴会。
例如女作家林芙美子(1903-1951)，家境贫寒，在接受中等教育的高等女子学校时，也是靠打工赚取学费，毕业后在工厂打工和当服务员自食其力。她在作品《流浪记》(1930年)中描述了这一经历，该书销售量达50万册，成为了畅销书。林依靠该书的版税于1930年9月开始了她从哈尔滨、大连到青岛、上海、杭州、苏州的长途旅行。那是独身女性“像野鸟一样飞走”的“俭省之旅”，是坐三等车厢，住廉价旅馆的“三等旅行”，是中国版的“流浪记”。
1930年9月19日《鲁迅日记》中记载：“晚内山假邻家楼设宴林芙美子，亦见邀，同席约十人。”林芙美子在鲁迅去世后撰写的追悼文中如此写道：
“拜见鲁迅先生应该是1930年秋季的事情。当我抵达上海之际，经内山完造先生介绍，鲁迅、郁达夫、田汉、郑伯奇、白薇莅临了为我举办的欢迎宴会。宴会结束时他们为我题诗，鲁迅先生则为我写了唐诗选中的二十五弦，并赠送予我《阿Q正传》。的确，我最终如痴如醉地沉浸在此书之中。
“《故乡》、《鸭的喜剧》这两部短篇则像诗一般，我反复阅读了多次。1932年6月我从法国的马赛回来，船途经上海时再次拜访了鲁迅先生，并第一次见到了鲁迅先生的孩子和年轻的夫人。鲁迅先生显得非常憔悴，我对他谈到巴黎的时候，他表现得很关注，并问了不少。”
关于这篇追悼文，南京师范大学的林敏洁教授评价：“这篇短文虽然只有四百字左右，然而充分地表达了林芙美子对鲁迅先生作品如饥似渴的喜爱之情……另外，文章虽短却登载在《鲁迅全集》发行广告的前面，也说明林芙美子对在日本推广鲁迅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林芙美子与鲁迅、周作人交往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1期）
林芙美子的追悼文刊登在当时日本最具代表性的综合性杂志《改造》上，改造社也是世界上首部鲁迅全集《大鲁迅全集》全七卷的出版社。
在内山完造的邀约下，这些日本的文化人成为鲁迅的“酒友”，他们对鲁迅有着深深的敬爱之情，将他所著作品的精彩之处传播至日本读书界，可以说极大地提升了鲁迅作品在日本的接受度。
期待看到日文版《广州历史文化步行地图》
南方周末：鲁迅离开北京后，先去了厦门，再到广州，最后定居上海。在这过程中，也许广州的生活较以前的不同是展开了更多的“现代政治性”。鲁迅对于广州和香港，也就是当代中国的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地区，有过一定的生活和观察经验。我最后想把你对鲁迅的视线转向当下：假如您是鲁迅，要在当下发表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建设意见，您有什么看法？
藤井省三：1926年8月26日，鲁迅逃离白色恐怖肆虐的北京，乘铁路南下至天津、南京、上海。与其一起逃难的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许广平。两人于9月初在上海分别，鲁迅于9月4日抵达厦门，每周都给在广州的许广平写信。
不知道是一周一封的船运书信无法抚慰爱人不在厦门的寂寞，还是在初创时期的大学里心情不佳，不久，鲁迅接受了地处广州的中山大学的教授聘书，在厦门大学仅工作了约四个半月。1927年1月16日，他启程前往国民革命的中心广州，即许广平所在的南国之都。
1928年的广州拥有81万人口，仅次于上海、天津、北京和汉口，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城市。1920年，广州拆除了城墙，在市内如网状般铺设起15米宽的道路，安装了6700盏路灯，1919年开始开通无轨电车。此外，广州自古以来就因南海贸易而繁荣，1862年英法租界在此设立。随着近代化和革命的热潮席卷此地，青年男女从全国各地聚集而来，纷纷加入国民政府的北伐军，自由恋爱也十分流行。在这座文化之城、充满活力的革命新城市广州，恋人许广平正等待着鲁迅的到来。
1927年1月18日，经由香港抵达广州的鲁迅受到了广州民众的热烈欢迎，但鲁迅很快就发现广州其实是一个由“军人和商人”统治的城市。北伐军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仍在快速进攻，整座城市为其取得的胜利而陶醉。而鲁迅却预感到了其中不稳定的因素正在涌动，还写了随笔予以警告。这种预感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变成了现实。鲁迅辞去中山大学的职务便是对此的强烈抗议。
与此同时，自3月开始，鲁迅与许寿裳、许广平住在广州新建的白云楼的一个单元里。这个单元由三间卧室和一间厨房、淋浴间兼卫生间的大厅构成。据许世瑛的《许寿裳年谱》记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许寿裳从中山大学辞职，6月回到浙江嘉兴的家人身边。因此，此后的鲁迅和许广平就在白云楼度过了二人时光。
3个月后的1927年9月27日，鲁迅和许广平一起秘密乘坐轮船逃离广州，于10月3日抵达上海，两人在这里开始了同居生活。
鲁迅在上海公开批判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种颠覆民族国家建设的背叛行为，同情农村建立根据地进行抵抗的中国共产党，他自学并介绍了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成为了左翼文艺界的旗手。1935年10月，鲁迅在上海内山书店对日本社会学家圆谷弘说：“……旧军阀们自始至终都不容忍共产党，而国民党的做法却如同骗子一般。”
因此，广州这个城市无论是在鲁迅的个人生活，还是他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中，都很重要。
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之后，广州也是被称为“北上深广”的重要大城市。20世纪90年代初期，北京大学教授、潮州人陈平原告诉我一个词，叫“文化北伐”。因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香港是流行文化的前沿，饮食时尚音乐也是从广州北上到上海再到北京。我的专业是鲁迅研究和当代文学与电影，从那时起，我就更加渴望访问广州。2001年9月，我实现了十年来的愿望。虽然只短暂停留了四天，但我参观了在原中山大学钟楼的广州鲁迅纪念馆和白云楼，还有黄花岗公园和沙面。
第二次访问是在2018年1月，在广州的7天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院长陈多友教授给我安排了非常充实的日程，我在佛山访问了叶问、黄飞鸿的纪念馆，参观了中山大学美丽校园中鲁迅演讲的建筑和陈寅恪纪念馆，聆听了陈希教授的讲话。
我不是鲁迅先生，只是一个外国研究者，作为一个年老的“老外”，想和你分享我对广州文化建设的微薄希望。
关于保护和利用现代文化人物有关的文化资源，如鲁迅和陈寅恪，以及武术家如叶问和黄飞鸿。当我第一次访问广州时，鲁迅纪念馆是半开放状态的，只有一楼是开放的。当我想购买一本宣传册时，得到了一本由张竞主编的《广州鲁迅故居（修订本）》（广东科技出版社，1997年），它是非卖品，免费送给了我。白云楼正在施工，外墙搭着脚手架，当我问一位居民是否可以参观鲁迅故居时，他告诉我，它在二楼的一个角落里，我也看到了房间里面。沙面的旧租界也在到处施工。
2018年我再次访问该博物馆时，沙面和广州鲁迅纪念馆已焕然一新。吴武林馆长带领我参观了鲁迅纪念馆全馆，并赠送了《两地书》《在钟楼上——鲁迅与广东》《钟声1924》《对话鲁迅馆》等优秀参考书。白云楼不仅是鲁迅的故居，也是现代中国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然而，遗憾的是当时白云楼是禁入的。
鲁迅来到广州时，这个城市的人口是80万，但今天它已经增长到这个数字的二十多倍。广州这个大都市正在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广州的城市特征也变得多样化。广州的现代文化资源必将在塑造今天广州人的身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日本人来说，鲁迅以及苏曼殊（1884-1918）和叶问（1893-1972）也都是通过翻译小说和电影而熟悉的文化人物。以广州为背景的电影，在日本也很受欢迎，如《宋氏三姐妹》（1997年）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2019年）。
如果制作了介绍这些文化资源的日文版《广州历史文化步行地图》，日本游客就可以在乘坐地铁、公交车或租借自行车参观每个文化资源的同时了解广州的历史。这也将使外国人更容易接触到广州的文化。在制作历史文化步行地图时，如果能对永汉电影院、百年老餐厅陶陶居和其他鲁迅去过的地方，添写一些文化背景说明的话，会令像我这样的鲁迅研究者很感亲切和高兴。（完）
（致谢：本文翻译由南京师范大学日语系林敏洁教授及其团队完成，藤井省三教授对访谈进行了全文审阅和修订。）
作者/吴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