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镜作为我国古人的一项重要发明，其制作精良、形态美观、图纹华丽、铭文丰富，不仅能反映出各自时代的使命和精神，更可鉴国家之盛衰。
铜镜是我国古人的一项重要发明。它从最初的礼器发展到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器，经过时间的沉淀，又被赋予更多深层次的含义。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是唐太宗对名相魏徵的评价，镜子的功能被引申出以史为鉴、以人为戒的警示意义。
铜镜制作精良、形态美观、图纹华丽、铭文丰富，是我国古代文化艺术遗产中的瑰宝。透过表象，不同时代的铜镜反映出各自时代的使命和精神，更可鉴国家之盛衰。
▲甲骨文“监”。（图片来自中国民族报）
▲金文“监”。（图片来自中国民族报）
水光反照，镜起之源
镜子源起何时？从考古学研究看，有受盆水映面启迪而发明的“鉴来”说，有由集光取火的工具阳燧演化成照面用铜镜的“阳燧来”说，有受铜刀、铜斧、铜泡（古代常见的一种装饰物，一般用在衣服、马具或箱子上）等表面光滑反光金属器启发而发明的“青铜器来”说，等等。
谈到铜镜的起源，不妨从文字说起。西周早期甲骨文中的“监”字，其字形像一人跪或立在盛水的器皿旁。金文中的“监”字，容器中加了一“横”，代表器内有水，可以反射照容。“监”亦通“鉴”，“鉴”又同“鑑”。“鑑”就是古时用以盛放水或冰块的青铜大盆。或许古人在无意间低头探照，发现水面或打磨较光滑的盆底可以映照面容，故“鑑”逐步演化为指照形用具。“鑑”与“镜”读音相仿，后称为镜。清代学者徐灏在《说文解字注笺》中说：“鑑，古祇作堅，从皿以盛水也。其后范铜为之，而用以照形者，亦谓之鑑，声转为镜。”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青铜镜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考古发现证明，位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距今约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齐家文化时期，古人已在使用类型不同、铸有纹饰的铜镜。目前已知的齐家文化铜镜有3面。一面是1975年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齐家坪遗址出土的素镜。该镜镜背无任何纹饰，直径6厘米，厚0.3厘米，中心铸有弓形小钮。一面是1976年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尕马台25号墓出土的七角星纹镜。该镜直径8.9厘米，厚0.3厘米。钮已残损，镜边缘凿有两个不规则的小孔。还有一面是相传出土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重轮星芒纹铜镜。该镜直径14.6厘米，厚0.15厘米。上铸弓形钮，无钮座。镜面略凸，镜背中央钮近圆形，三重凸弦纹圈将镜背分为内外双轮，分别饰十三角和十七角星芒纹。
齐家文化的3件铜镜皆为圆形，且尺寸较小。从使用价值看，其中七角星纹镜镜缘处有两个小孔，出土时发现有类似细绳穿过的痕迹，由此可以推测其用途之一就是悬挂或作为配饰之用。齐家文化时期，原始宗教活跃，巫祝文化盛行，巫师在祭祀或做法时，会将各式铜镜穿绳佩戴在身上，通过铜镜背面特殊的符号印记和铜镜本身类似盾牌的作用，达到驱邪除魔的目的。我们大致可以推断这3面齐家文化铜镜主要是作为祭祀时使用的法器，或者作为带有某种特殊意义的配饰，悬挂佩戴使用。这也反映出早在4000年前，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先民已经对美好生活有了发自内心的憧憬。
▲“中国大宁”瑞兽博局纹鎏金铜镜，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图片来自中国民族报）
▲重轮星芒纹铜镜，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图片来自中国民族报）
家国情怀，“中国大宁”
自古以来，除了用作祭祀占卜时的法器，镜子也作为祈福用具来使用。汉代是我国古代大一统国家发展和巩固的重要时期，也是铜镜的第一个发展高峰。从出土的汉代铜镜来看，不仅数量较前代大幅增多，铸造质量和工艺技术有较大提高，纹饰风格也有所创新，尤其是带有美好祝愿和祈福的镜铭开始流行。汉镜铭文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极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
1952年，湖南省长沙市北郊伍家岭出土一面西汉新莽时期的鎏金青铜镜。此镜直径18.6厘米，厚0.6厘米。圆形、圆钮，四叶纹钮座，间饰兽首纹。外围双线方框。镜背纹饰由一周双线弦纹分为内外两区，弦纹上分布四凹圆点，与双线方框之四角相对。方框外饰博局纹中的“T”形纹，间饰羽人、玄武、朱雀、瑞兽等。博局是当时从宫廷到民间都十分流行的棋类游戏，棋盘也因此常常被当作镜子上的装饰纹样。镜背间铸52字秦小篆铭文：“圣人之作镜兮，取气于五行。生于道康兮，咸有文章。光象日月，其质清刚。以视玉容兮，辟去不羊。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常元吉，有纪刚。”镜主人揽镜骋思，胸怀家国，祝福祖国国泰民安，祝愿家族日益兴盛之情跃然镜上，令人不由对大汉雄风心生向往。这也是铭文里较早出现“中国”一词的铜镜之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继之而起的汉代经汉初“无为而治”，到“文景之治”，再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军事上更是有霍去病等名将英勇抗战，北击匈奴、西通西域，国家出现繁荣局面。
西汉著名将军霍去病是名将卫青的外甥，二人关系亲厚，曾多次一起出征。霍去病善骑射，是位少年英雄，18岁就成为皇帝的侍中。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的春天，皇帝任命霍去病为骠骑大将军，征战陇西。这一战不仅使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更为日后与西域互通打下良好基础。此后，霍去病多次出击匈奴，有漠南之战、漠北之战，封狼居胥。班固在《汉书·叙传》赞其“票骑冠军，猋勇纷纭。长驱六举，电击雷震。饮马翰海，封狼居山。西规大河，列郡祁连。”元狩六年（前117年），年仅24岁的霍去病英年早逝。汉武帝对他的死万分悲痛，不仅调遣边境五郡的铁甲军为霍去病列阵，还将其坟墓修葺成祁连山的样子，意为彰显霍去病的军功。
随着汉代疆域的拓展，各地物质文化交流的扩大，社会日趋繁荣。带有“中国”二字铭文器具的制作，正是大汉盛世的表现。这些铭文器具表达着先民的思想，包含着对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百姓富足安康的美好祈愿。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国家统一、文化传承始终是发展的主流，更是人心所向。
从汉代先民制造的“中国大宁”铜镜，到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反映出我国人民向往民族团结、祈福国泰民安的心愿和情怀从古至今一直未变，至今熠熠生辉。（完）
作者/胡安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