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昭君出塞，“昭君镜”还映照了哪些“中国”故事？

公元前54年（西汉时期），王昭君和亲匈奴。此后数十年间，汉朝与匈奴免于边境争端，昭君出塞的故事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长盛不衰的题材，由此演绎出丰富的文学影视作品。

近日，随着一批流落民间文物的回归，2020年从盗掘者手中追回的一面东汉铜镜再度引起国内学界和收藏界的关注，原因是这面铜镜上不仅刻有“中国”与“匈奴”的铭文，还记录了昭君出塞的故事，是目前所知最早记载昭君故事的文物。

　　▲昭君镜。（图片来自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这面铜镜首次亮相是在2021年4月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万物毕照：中国古代铜镜文化与艺术”大展上，专家们将之定名为“昭君镜”。除了记录昭君出塞推动民族融合的故事，“昭君镜”还映射了一个怎样的时代，讲述了一个怎样的“中国”故事？对此，中国民族报与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理事、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编审翁淮南进行了对话。

问：您近期在中国人民大学和暨南大学的题为“物质文化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渊源探析”的演讲中，曾引用不少古罗马和秦汉青铜镜为据，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面“昭君镜”。

答：黄金时代的古罗马和秦汉文明对话，是我正准备出版的一本专著，涉及一些代表性的青铜镜。这面“昭君镜”制作于东汉，其直径21.5厘米、缘厚1.2厘米、重1434克，镜背中心为扁球形钮，钮座为13枚乳钉环绕，间以铭文的12个字“仲作，宜侯王，复（服）此竟（镜）者大富昌”为制作者名称及吉语。镜内区中部有4枚乳钉，将图像分割为4组扇形区域，每一区域均布置人物车马画像，并具榜题。铭文分别为：王诸君/大皇後/胡王车/胡主簿。铜镜外区刻有长铭，形式为七言诗，共70个字，铭文为“孟春正月更元年，胡王陛见赐贵人。后宫列女王昭君，隐匿不见坐家贫。待诏未见有（又）失神，长迫受诏应众先。倍（背）去中国事胡人，汉召单于匈奴臣。名王归义四夷民，兵革不用中国安”。

就前5句所记载的历史背景而言，镜铭与《汉书·元帝纪》《汉书·匈奴传下》中“呼韩邪单于来朝、春正月改元、赐昭君”等事实吻合，且所述次序大体一致。

比如《汉书·元帝纪》记载：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

又如《汉书·匈奴传下》记载：郅支既诛，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上书言曰：“常愿谒见天子……今郅支已伏诛，愿入朝见。”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壻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樯字昭君赐单于。

问：“昭君镜”铭文两次写到“中国”：一是王昭君“倍(背)去中国事胡人”，二是“兵革不用中国安”，将“中国”(汉朝)与“匈奴”相对。对此，请您解读下。

答：“昭君镜”不仅是已知存世最早的一件记录昭君出塞故事的文物，还是一件明确将中原王朝与匈奴相对，自称“中国”的珍贵实物证据。和亲政策的本质是促进民族间的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巩固天下一统，强盛中国。“昭君镜”的发现，让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中国”这一概念形成的历史和文化渊源。

人类历史上曾有过古罗马与秦汉文明交相辉映的黄金时代。从奥古斯都到凯撒，从汉武帝到卫青、霍去病，他们都有着天下一统的雄心。但是，走过5000多年历史长河，唯有中华文明延传于世，这与“中国”诞生的历史根基及其悠久的文化传承分不开。学者刘庆柱认为，中国的核心文化基因是“中”，“中”是东南西北的汇聚，“中”就是根。天下之中生成了“中国”这个概念。商武丁时期（公元前1250—公元前1192年），“中”字的写法是有一竖杆，上下各有两条旗帜飘动，方口为立中之处，其字形为氏族的一种徽帜，表意“中心”。到了商武乙、文丁时期（公元前1147—公元前1102年），内容涉及战争的甲骨上出现了“國”字——戈为兵器，口为土地，表示以武力保护土地。

经考证，“中国”两字明显传承自殷墟的甲骨文体“中”和“国”。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上，其铭文中出现的“宅兹中国”，是目前文物上发现较早的“中国”二字。此后，汉字“中国”一直传承着中国人的共同价值。从文化史上看，至少在3000多年前开始，“中国”二字就被赋予“求中、择中”的价值传统。比如，夏商周三代都城以中岳嵩山地区为“天地之中”，随着国家空间范围扩大，以嵩山为中心的“大中原”范围扩及鲁西南、关中东部、晋南及河南大部。唐宋之前的各“大一统”王朝都城基本在长安与开封之间的东西轴线上。进入辽金元明清王朝，虽然国家经济中心东移，但建立的都城仍居国家南北之“中”。

问：“昭君镜”上的铭文“中国”两字在东汉时已流行，那么史书里最早使用“中国”一词是在什么时候？其内涵丰富发展的过程如何体现？

答：较早使用“中国”一词的文学作品是《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经绥四国。”这句诗是规劝暴君周厉王，让他先爱护京都人民，然后再以此安定天下。

至春秋战国，“中国”的含义已扩展到包括各大小诸侯国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国”也泛指诸夏或华夏族居住的地区，或建立的国家。如《孟子》中，齐王对臣下时子说：“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汉代开始，人们常把中原王朝称为“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也自称“中国”。《史记·孝武本纪》记载：“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史记·东越列传》记载：“东瓯请举国徙中国。”有意思的是，南北朝时期，南朝自称“中国”，把北朝叫作“魏虏”；北朝也自称“中国”，把南朝叫作“岛夷”。辽与北宋，金与南宋，彼此都自称“中国”。

问：“昭君镜”之所以引发关注，其映照了什么样的时代价值？

答：“昭君镜”映照着一个天下一统的时代。汉武帝就明确将“中国”与大一统相联系。《汉书·武帝纪第六》记载，公元前123年六月，汉武帝诏曰：“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朕甚悼之。”“中国”一词在历史上虽被广泛使用，但历代中原王朝从未用“中国”作为国号或朝代名称。只有一个特例，那就是1095年，地处西南的大理国高升泰当政后，改国号为“大中国”，其制度、文字等都继承了汉文化。

纵观历史，3000多年来，“中国”二字一直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

从时间维度上看，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不同朝代缔造了大一统国家格局，使我们有了共同的历史。

从地缘维度上看，“中国”已从中原的中国发展为中国的中国，使我们有了共同的家园。

从内容维度上看，中国人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追求是一以贯之的，其本质就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使我们有了共同的追求。

例如，经世济民一直是中国独有的传统，也是中华文明独有的文化基因。《尚书》记载了尧舜时代管理农业和手工业的官职，以及他们的主要任务，并提出为政之“善政、养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等主张。还有墨子的“民以食为天”，荀子的“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商鞅强调的“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贾谊的“以末予民，民大贫；以本予民，民大富”等理念，以及历史文献记载的商朝武丁盛世，西周成康之治，汉朝文景之治、武帝盛世、昭宣中兴、光武中兴、明章之治，南北朝元嘉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宋朝嘉佑之治，明朝永宣盛世，清朝康乾盛世等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无不反映了执政者担当经世济民的角色。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在每个重大历史时刻，每个人，包括弱女子王昭君们，都在担当着“中国”二字赋予的使命，为家、为国、为今天、为未来——我想，这应该是“昭君镜”带给我们的启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