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受鲁迅影响，用文学医治心灵，发挥文学的力量。他为文化交流尤其是为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和优秀作家走向世界发挥了积极作用。
《大江健三郎文集》新书发布会暨第五届大江健三郎文学研讨会于近日在北京举行，引发业界关注。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于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对他的评价是：“他以诗的力度创造了一个想象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现实与神话相互交融，呈现出一幅当代人类困惑而多变的情景。”大江健三郎的创作受到许多作家的影响，主要包括萨特、鲁迅等。他为文化交流尤其是为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和优秀作家走向世界发挥了积极作用。
▲文中提到的部分书籍（图片来自作者）
来自鲁迅的影响
今年3月大江健三郎去世后，中国作协在唁电中表示：“大江健三郎先生是享誉世界文坛的日本作家。他推崇、敬重中国作家鲁迅，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热心中日文学交流，于1960年应中国作家协会邀请首次访华后，与中国文学界建立了广泛、密切的联系，与许多中国作家结下了深厚友谊，为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和优秀作家走向世界、扩大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力，发挥了积极作用。大江健三郎先生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和两国作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作出了积极贡献，受到中国作家的尊敬。”
在大江健三郎12岁时，母亲就把《鲁迅选集》送给了他。大江健三郎一生视鲁迅为精神导师，曾说：“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中国文学的血液，我的身上有着中国文学的遗传基因，没有鲁迅、郁达夫等中国作家及其文学作品，就没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存在。”
大江健三郎在《两百年的孩子》的序言中提到：“我对其中《孔乙己》这个短篇小说里那位在‘咸亨酒店里当伙计’的少年产生了共鸣，觉得自己与他多有相似之处。而且《故乡》中的下列话语也被镌刻在身为孩子的我的灵魂里，现在仍存活于我这个老人的灵魂之中：‘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一直将其作为自己生存的指南，而且，我打算把段话语传给孩子们，即便我离开这个世界后他们仍将继续生活下去的孩子们。”
鲁迅曾解释自己的创作缘起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想法。在大江健三郎看来，文学不仅要引起疗救的注意，还要发挥医治的作用。大江健三郎说：“作为渡边（即他的老师渡边一夫）的人文主义的弟子，我希望通过自己这份小说家的工作，能使那些用语言进行表达的人及其接受者，从个人和时代的痛苦中共同恢复过来，并使他们各自心灵上的创伤得到医治。”
从生活点滴到社会万象
大江健三郎在获奖演说《我在暧昧的日本》中提到：“我在文学上最基本的风格，就是从个人的具体性出发，力图将它们与社会、国家和世界连接起来。”于是，读者在他的作品中既看到了生活点滴，也看到了社会万象。
1964年出版的《个人的体验》，既是大江健三郎生活的记录，也是他反战思想的体现。大江健三郎说：“我们家诞生了带有残疾的长子光。这不仅是新的小说主题，而且是面对在现实生活中如何活下去这一深刻的主题。”同年开始连载的《广岛札记》，正是他到原子弹爆炸后的广岛的见闻，大江健三郎提到：“广岛似乎是整个人类的一块最为裸露的伤疤……我试图在这本《札记》中写出一份为了我自身的有关广岛的答卷。因为我希望重新确认我自身印象中的广岛。仅此而已。我想在这份答卷中，主要就人类的威严问题加以阐述。因为这正是我在广岛发现的最为本质的思想，而且也是我目前希望用来支撑自己的唯一信念。”
1999年出版的《空翻》，则起源于反思东京地铁中发生的沙林毒气事件和日本奥姆真理教事件。大江健三郎认为：“我们必须重视和研究有关灵魂和精神的问题了……而我则只是把这一切表现在了文学作品中而已，想探索一下这些错误是怎么发生的，以及什么样的选择才是科学和可行的。”
伤痛让作家对生命、生活产生新的感悟。大江健三郎认为，作家生病，而且是危及生命的大病，痊愈之后，往往有一部成为其后期代表作的作品问世，典型的例子就是井上靖写《孔子》。大江健三郎说：“病愈之后，他不仅仅是回到生病之前的起点，而且朝着积极的方向上升，同时还获得继续不断上升的能量，于是，如果他是诗人，就创作诗歌；如果他是作家，就创作小说，表现新的收获。这些作品给人们送去生命的信息……井上靖先生不仅考虑一个人从生病到康复的过程，而且思考一个国家从生病到康复、再生的过程。这不仅表现在他对古代中国的思考，而且长期为日中友好而尽力。”
相信文学的力量
大江健三郎在创作中深受存在主义尤其是萨特的影响，他从东京大学文学部法国文学专业毕业时的论文就是《论萨特小说里的形象》。
文学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亲历二战并成为战俘的法国哲学家萨特提出以介入的方式关注现实、干预现实、改变现实，他认为：“文学是一面批判性的镜子。显示，证明，表现：这就是介入。”萨特除了撰写《存在与虚无》等哲学著作，还以小说、戏剧的方式传播自己的哲学观点。大江健三郎也在作品中思考者一系列个人生活与社会中存在的话题，曾说：“我的作品发端于我的个人生活，但我试图揭示社会问题。”
大江健三郎在《我的小说家修炼法》一书中提到：“我是一个书桌上的猎人，并非捕捉真正的猎物，而是用语言制作猎物的模型。”他很重视阅读，认为“读书之人”便是“引用之人”。他的解释是，如果说，有什么具体的人生智慧能够传授给今后将大量阅读书籍、开拓自己独特工作的那些年轻人的话，那就是“读书人”必须是能正确地“进行引用的人”，因为那是在传承文化。大江健三郎认为：“朗读者大致都是经常因为个人机缘而邂逅到自己的‘文学’，他若持续阅读那个诗人、作家、思想家，就会成为‘读书人’，继而成为‘思考者’，然后便会成为亲自表现所理解内容的表现者。”
面对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这一时代课题，大江健三郎提出：“文学对于一般的社会人，今天究竟有多大程度的效用，究竟还有什么任务？我特别对小说做了观察，我以为，对现实情况尽可能多方面地了解，在此基础上概括人的行为，它就有模范的效用和任务……用观察理解这文学典型而锻炼出来的手法，多方面观察理解现实的形貌。然后，对它给予以自己为主体的概括，我认为这才能够说我们掌握了今天的现实，掌握了同时代。”大江健三郎相信文学的力量、作用。他说：“小说是从整体上激活人类的各种要素的语言装置，通过这一装置活跃起来的人类，不能光停留在文学领域，还要制定出想象力的战略，迈向未来体验的整体，引用曼的说法就是迈向未来的人性。”
大江健三郎曾提到喜欢马克·吐温、拉格洛芙、叶芝、奥登、艾略特等作家的作品。他甚至说：“我先前对《源氏物语》不感兴趣。比起紫式部女士，我更对拉格洛芙感到亲近、怀有敬意。”他的写作距离传统风格的川端康成较远，离现代风格的安部公房则更近，尽管川端康成早期是新感觉派的成员。大江健三郎曾说：“如果安部公房先生健在，这个殊荣（诺贝尔文学奖）非他莫属，而不会是我。”
阅读是文学传承的路径，对大江健三郎和年轻人来说都是如此。大江健三郎说：“优秀小说家就是优秀阅读者。所以有才气的年轻作家因为某种兴致读了我的小说，抓住某个被因此而唤起的东西，然后用自己语言自由地使其丰富起来，这种事情也是常有的吧。我本人就是最经常使用这种方法的人，有很多思路是被法国、英国、南美的诗人以及作家所唤起的。我认为，我的小说也可能就这样被改写为下一代或下下一代的新小说。我觉得这就是文学的传统，而且还是活生生地被传下去的文学传统。”
阅读是对作家最好的怀念。越来越多中译本的出现，展现了中国读者对大江健三郎的敬重和喜爱。（完）（原标题：大江健三郎：“我是一个书桌上的猎人”）
作者/党云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