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素有刻石立碑的传统。碑不仅能记录历史，通常还是书法佳作，碑体本身的造型和纹饰也大有讲究，极富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
中国古代素有刻石立碑的传统。碑不仅能记录历史，通常还是书法佳作，碑体本身的造型和纹饰也大有讲究，极富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在现存的众多古碑中，河南登封嵩阳书院中的“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下称“大唐碑”）尤其珍贵，早在2001年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嵩阳书院建筑群当时仅是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大唐碑”侧影
嵩阳书院的历史沿革十分复杂，其前身先后为嵩阳寺、嵩阳观、天封观、奉天宫，性质分属佛寺、道观和帝王行宫。五代时期天下大乱，嵩阳观成为乱世中的避隐之所，许多学者来此隐居、讲学，嵩阳观开始从道观向书院过渡，后周时期正式改称太乙书院，北宋重修并更名为嵩阳书院。嵩阳书院现存的大部分建筑是清代重建的，书院内有多株古树名木，以两株汉封将军柏的年代最为久远。
唐代皇帝姓李，尊老子李耳为祖，崇信道教。天宝初年（742），嵩阳观的道士孙太冲为唐玄宗修炼九转仙丹，唐玄宗下旨刻石立碑，以示恩荣。天宝三年（744），该碑始立，高9.02米，为河南省最大的古碑，号称“中原碑王”。全碑由基座、碑身、碑额、云盘、碑脊五层石雕组成，使用了六块巨石，重达八十多吨，它的造型很像一幢实心的石头建筑。其基座四面共设有十个雕龛，龛内的神将武士头上生角，张口露齿，肩出双翅，脚如兽爪，手中或持蛇，或挟鱼，或握龟，或执刀，形象凶猛狰狞。碑身高3.83米，宽2.06米，厚1.04米，其比例接近4∶2∶1；正面刻李林甫撰文、徐浩书写的颂文共二十五行，其余三面以纤细的线条镌刻花纹。徐浩字季海，是唐朝书法家、宰相张九龄的外甥，善写各种书体，此碑的一千余字均以古隶八分书写成，刚柔并济，端正雅致，是其代表作。李林甫小字哥奴，其曾祖父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弟、长平王李叔良，他以宗室的身份出仕，从基层的千牛直长做起，一直做到宰相，爵封晋国公。李林甫的城府极深，表面温和，暗中阴狠，人称“口蜜腹剑”；他善于逢迎，深得唐玄宗的信任，为相十九年，把持大权，重用胡人将领，堵塞贤路，致使朝纲败坏，被认为是安史之乱的祸根之一。在前几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长安十二时辰》中，有个反派名为林九郎，其原型就是李林甫。这篇碑文是李林甫极少数传世文章之一。
碑额底部与碑身衔接，两边雕有龙纹，正面中央位置阴刻河南尹裴迥篆书“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十二字，分成四行。碑额之上为反卷的云盘，刻满云气图案，宛如屋顶，又像一个华丽的石盆。最顶上的碑脊设有宝珠，两侧各有一龙，后足蹬地，前足趴在宝珠上，呈护卫之势。
▲万寿山昆明湖碑
李林甫被后世视为大奸臣，遭人唾弃，连大唐碑也跟着倒霉。历代文人来此访古时，经常在碑上刻字痛骂李林甫。明隆庆三年（1569），大唐碑的碑首遭到雷击，云盘残损，时任巡按河南监察御史的蒋机在碑上刻了一首诗：“道旁林甫碑，读之面发赤。心残似剑矛，言甘如醴蜜。唐家对德辞，出自奸谀笔。天怒春雷轰，勿久污太室。”大意是说路边这块李林甫撰文的石碑，读来令人脸红，皇家歌颂神仙的文章，居然出自这个口蜜腹剑的奸臣之手；老天爷发怒，以春雷轰击之，是不希望它长期玷污圣洁的太室山。但因徐浩的隶书实在是好，此碑又深受金石界、书法界的推崇，明代旅行家徐霞客也在其游记中提到过。
清乾隆十五年（1750），乾隆帝巡幸中岳，亲见嵩阳书院中的大唐碑，题诗云：“书院嵩阳景最清，石幢犹纪故宫名。虚夸妙药求方士，何似菁莪育俊英？山色溪声留宿雨，菊香竹韵喜新晴。初来岂得无言别，汉柏阴中句偶成。”批评碑上所载唐玄宗求仙问药之举实属虚妄无聊，夸赞如今的书院是培养人才的场所，更具现实意义。次年，乾隆帝下旨在北京西郊清漪园（颐和园的前身）的万寿山前山也刻立一块碑，完全模拟大唐碑的形制，算是一次带有复古性质的写仿行为。
这块碑放置于佛香阁东侧转轮藏的正前方，以整块汉白玉雕成，同样分为基座、碑身、碑额、云盘、碑脊五部分，高9.87米，比大唐碑略高，比例也近似。基座为须弥座式样，上下分别为仰莲和覆莲图案，中间束腰部分刻有海兽和仕女的形象，海兽手中持蛇，似从大唐碑神将的形象衍化而来。
碑身正面刻“万寿山昆明湖”六个楷书大字，背面刻记述修浚昆明湖经过的《万寿山昆明湖记》，共四百四十七字，两侧刻御制昆明湖诗，均是乾隆帝御笔所书。碑额为篆书“御制”二字，其上为云盘，几乎与大唐碑一模一样。最上为碑脊宝珠，凸起如四坡屋顶，四角各雕一龙拱卫，与大唐碑的“二龙嵌珠”不同。因为这块碑深藏于皇家禁苑，现在也不对外展出，游者罕至，碑面比大唐碑干净多了。
乾隆三十五年（1770），为庆贺崇庆皇太后八十诞辰，乾隆帝下旨在北海建造了一座万佛楼，并于楼前立碑，造型与万寿山昆明湖碑大同小异，碑四面分别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刻《万佛楼落成瞻礼》御制诗，算是大唐碑的另一个翻版。万佛楼今已不存，石碑于1987年移至小西天南侧。
从唐天宝年间到清乾隆年间，时间相隔千年；从河南到北京，空间相距千里。三块巨大的石碑幸存至今，记录了中华文明的长久传承与内在关联。（完）
作者/贾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