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在政治上的失足，令人惋惜，但他的著作确给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有意思的是，日本的知堂研究同样也受到政治问题的困扰。
『编者案：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著名作家，其作品不仅在中国文坛享有盛誉，日本文坛对他也多有讨论。例如，中岛长文教授对周作人不仅仅有称赞，也有尖锐的批评。那么，日本学界究竟如何解读周作人的？署名为王前的作者近日在《南方周末》撰文指出，这些年有些日本学者在做知堂研究，尤其是中岛长文编译的五卷本《周作人读书杂记》，已把知堂一生的学思都囊括在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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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周作人翻译与研究
来日本留学后，虽然不是专攻文学，由于在国内时就喜欢阅读知堂的作品，一直很留心东瀛学界对他的研究。有意思的是，日本的知堂研究同样也受到政治问题的困扰。虽然战前就有松枝茂夫那样服膺知堂的学者开始翻译与研究，但二战后由于政治原因，以知堂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很少，翻译也罕见，我看到过的只有一本，就是松枝茂夫翻译的《周作人随笔》(富山房百科文库，1996)，此书是旧书新编。松枝二战后还与人合译过《鲁迅的故家》，但他的新译仅此一册而已。胡适则待遇更差，直到最近才有一本传记出版，还是翻译美国汉学家格里德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国内早就出过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读研后不久，一位老师送给我东京大学比较文学专业博士刘岸伟写的《东洋人的悲哀：周作人与日本》。十多年前，刘岸伟更上层楼，写了一部《周作人传：一位知日派文人的精神史》，获得了著名的和辻哲郎文化奖。刘岸伟为了研究知堂，甚至还学习了古希腊语，在书中讨论了知堂译的古希腊经典，看得我好奇心发作，想哪一天全面校读一遍。最近刘岸伟还与人合作，出版了《知堂回想录》日译本，为日本读者提供了很好的传记资料。除了刘岸伟，这些年也有些日本学者在做知堂研究，比如参与编辑《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的小川利康教授，近年出版了《叛徒与隐士：1920年代的周作人》。
这些年陆续有一些知堂的作品出了日文版，比如中国文学专家木山英雄编译的《日本谈义集》(东洋文库，2002)，收入包括四篇“日本管窥”在内的随笔计四十六篇。如书名所示，都是谈日本文化的。而最重要的则应推中国文学专家、《围城》译者之一的中岛长文编译的五卷本《周作人读书杂记》(东洋文库，2018)。五年前看到《朝日新闻》上刊登的《东洋文库》广告时，笔者大吃一惊，因为印象中《东洋文库》从来没有一举推出同一个人的五本著作。真佩服这家出版社的魄力，到底是出过日本最好的大百科全书和《林达夫著作集》等好书的老牌出版社。因缘凑泊，最近借来这套书，仔细读了几篇译文和解说，发觉果然是一套下了大功夫的好译著，很值得为国内读者介绍一下，看看东瀛的学者是如何阅读知堂的。
最好的日文版知堂著作
我们知道，知堂一辈子读书无数，写的很多文章都跟书有关系。用他的学生张中行的话来说，论读书量之大，读书之驳杂，在老一辈里知堂是名列前茅的。所以中岛教授从读书的角度来编选知堂的文章，把这套书命名为《周作人读书杂记》是很有见地的决定，可以说抓住了知堂一生求知的主线。而用来做翻译底本的，正是我当年读过的《知堂书话》。不过他用了更新的版本，是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的两卷本。当年跟《知堂书话》差不多同时推出的《知堂序跋》，则基本没有采录，因为在中岛教授看来，序跋是知堂写他亲见的书籍的，作为译者要一一验证并不容易，只好割爱。为了能够全面反映知堂作品的全貌，中岛教授说他还参考了《周作人自编文集》《周作人文类编》《周作人散文全编》和《周作人译文全集》，也就说事实上是从所有作品中编选出来的五卷本。在翻译底本的取舍方面，译者的认真劲儿着实令人佩服。
在确定了大方向后，具体各卷怎么安排，也是很费思量的事情，毕竟知堂写的文章涉及的学问门类繁多，文章的数量也惊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学问是“横通”，是“杂学”。所以中岛索性把那篇自传性的《我的杂学》放在第一卷开头，这样一来就是最佳导读了，可以让不熟悉知堂的日本读者对这位异国文人思想家有个大致了解。毕竟跟他兄长比，在日本的知名度有天壤之别，鲁迅的文章甚至日本中学语文教材都收入过。第一卷在《我的杂学》之后，译者还分了读书论、禁书、书志等子目，收入相关文章。
第二卷以跟民俗有关的文章为主。知堂对民俗的关心持续一生，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是很突出的一位。用中岛的话来说，在神话学和民俗学方面，知堂堪称现代中国相关学问的开山始祖，不仅对英国古典学大师简·哈里森女士的学问很熟悉，而且也很推崇日本现代民俗学开山始祖柳田国男。第三卷编入跟女性和性有关的文章。中岛说知堂之所以很关心女性和性的问题，其动机究竟是什么，就算现在还是不清楚，但至少在思想上是受英国学者霭里思的影响。把相关文章收入第三卷，也是很有眼光的选择，毕竟这是知堂一生学思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知堂说过，对他影响最大的是霭里思。据张中行说，知堂读过包括七卷本《性心理研究》在内的三百多万字的霭里思著作，可见影响之大。
其实这套知堂读书杂记日译本的分类也没有统一标准，中岛说从第三卷中途开始就从按标题分类转为按种类来分类，说其实也是受到《我的杂学》的影响，基本上跟这篇知堂述学的分类差不多。而到了第四卷，则以知堂谈论中国新旧文学的文章为一卷。第五卷收了很多谈笔记的文章，也有谈旧小说的。知堂一生喜欢读笔记，我们看他的集子就可以知道，他读了大量历代笔记，文笔不用说也受到影响，他自己的很多文章就是很好的笔记。
细看了中岛教授的编选分类后，笔者觉得他所选的文章，已把知堂一生的学思都囊括在内了。笔者也读了一些译文，质量都很棒，应该说这五卷译文，为日本读者提供了值得信赖的文本。
不可错过的解说
我原来觉得自己读了很多年知堂的作品了，附在每本书后的解说不读也罢，哪知稍读几页，就发现大错特错。等我耐心读完五卷本的解说，先是被译者下的功夫感动了，因为每篇解说都很长，有的近三十页，最短也有近十页。为方便日本读者阅读，除介绍了很多背景材料外，最有趣味的是中岛教授谈他对知堂看法的部分，不仅仅有称赞，也有很锐利的批评，更有站在日本人立场的入木三分的洞察，有的还发前人所未发。下面就择要介绍一些。
比如，在谈到知堂对神话学和民俗学的关注时，中岛指出知堂的相关工作都是在书斋里进行的，只在1913年在绍兴收集过两百首童谣。中岛说这点就和知堂推崇的柳田国男相差太大。柳田国男为收集民俗材料走遍了全日本，为日本民俗学建立了一套做学问的规则。中岛还指出，同为书斋型学者，知堂跟《金枝》的作者弗雷泽也不一样，因为他并不从事分门别类的工作，也不分析资料，也就是说没有体系化的工作。这点的确是说到点子上了，也许这跟知堂做学问的方式也有关系吧，毕竟他从来不觉得有写作论文的必要和压力，一直是用随笔的方式写作。中岛的批评也让笔者产生了一些联想。
以前听到过一种说法，说周作人号称是中国最好的知日派，但是他并不是真正研究日本的学者。乍听觉得很错愕，因为本能地会反驳，难道还有比知堂对日本文化更了解的中国学者吗？可冷静一想，知堂的确没有以写论文的方式做日本文化研究，他主要是以随笔的形式写出他对日本文化的观察与分析。他的民俗学和神话学方面的工作，也是如此。中岛指出，同样的特征也体现在知堂对女性与性心理的关注和研究上。他说知堂的方法是以自觉的个人为主体，没有结合大众运动，所以在实践上效果就是零。也就是说知堂想通过文章来启蒙，其结果就宛如坐等黄河变清。
有一句话说最好的读书方法就是翻译。中岛作为译者，可以说通读了知堂的主要作品，反复推敲的结果，使他对知堂的文本有一般读者所没有的理解。比如，中岛指出的一个问题，我以前就没怎么注意过，就是对柳田国男的理解。
知堂有一篇谈柳田国男的名作《远野物语》的文章，篇名就叫《远野物语》。中岛说知堂读柳田的书时，跟他读郝懿行和俞正燮时是一样的，就是以思想通达和文章可读性为标准来读的，但对柳田的文章想传达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民俗学，却并没有太强烈的关注，也就是说，没怎么从学问的角度来看。换言之，知堂承认柳田的书同时具有文章之美与民俗学的价值，却似乎看不到他从柳田的民俗学里到底挖掘出什么，进而阐述了些什么。这样的批评让我想起了知堂自己的话。他说他只是喜欢读杂书，多了解一点事情。自己并非文人，也非学者，只是打杂而已。两厢对照，也许就好理解了。中岛也说了，把柳田的文章当作好文字来欣赏当然无妨，但是如果没有读出民俗学的意味，就很可能产生误解。
当年中日关系日益恶化时，知堂说过对自己的日本研究的困惑，比如在1937年6月写的《日本管窥之四》里，说他所欣赏的那个美好的日本与现实中侵略中国的日本无法联系在一起。知堂坦白说看不懂那样的日本，说他平时觉得日本民族跟中国有一点很相异，就是宗教信仰。借用柳田国男的说法，就是在日本人的崇拜仪式中往往显出“神人和融”的状态。知堂说日本上层思想界吸收了中国的儒家和印度的佛教，近代以来又加上了西洋的哲学与科学，但是民族的根本信仰似乎还是从南洋来的神道教，一直支配着国民的思想感情。中岛也谈到了这部分内容，他说知堂虽然说自己不懂，其实在这里已经基本上点出了事情的真相，因为知堂说他如果能够懂抬神舆的壮丁的心理，也就能够了解日本的对华行动了。中岛说在这里知堂总算不再是从文学角度，而是从民俗学角度真正利用了柳田的民俗学成果，分析日本侵华不是光从上层政治家、军人和知识分子的角度，而是把眼光投向民间。柳田研究民俗学的目的正是为了挖掘那些无法简单地作理性化处理的思考与心理机制，它们积淀在群体的无意识里，制约着民众的行为。中岛说知堂读了那么多年柳田，此刻才算真正明白柳田到底在说什么了。中岛的这一分析的确很锐利，因为这是我们中国读者很难察觉的一个问题。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另一位大学者吉川幸次郎回忆跟知堂见面的文字。在《外国研究的意义与方法》这篇文章的开头，吉川说在中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他在北京见到了知堂。他说知堂对他说自己的日本研究过于重视日本文化里受中国影响的部分，对日本的宗教关注不够，这些都是致命缺陷。吉川说他很直率地回答的确如此。其实他对知堂的日本研究评价很高，因为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人大都不承认日本文化有独特性，而知堂深爱日本，主张日本有自己的文化，对此吉川认为日本人和日本政府应该表示感谢。不过，在他看来周作人的日本研究事实上过于偏于平安时代，偏于江户末期和明治时代某一派的文人（应该是指白桦派），而这些虽然可以说代表了日本的文的时代，但却不能代表日本的武的时代。即便不能说这些是日本文化中很中国化的部分，但的确是中国知识分子很容易理解的时代。吉川接着说，日本还有代表武的时代，比如镰仓幕府，还有镰仓时代出现的日莲和亲鸾的宗教在日本的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些日本人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在知堂的日本研究中几乎完全是被忽视的。之所以如此，吉川认为这是中国人重视文的缘故，日本重视武的这种国民性跟中国的传统不一致。吉川说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国文化里缺乏宗教。那种在死后、在脱离人间的、超感觉的地方寻找理想世界的想法，吉川认为儒家是强烈反对的。虽然这种倾向因佛教的进入而有所减弱，但很快就有反弹，到宋儒的时候就彻底定型了。而日本与中国相反，正是在这里有日本最特殊的地方。在吉川看来，因为日本在宗教方面与中国相反，即便是博学的知堂也没有对此产生兴趣，所以他的日本研究失之偏颇，也导致他无法理解日本的军事行动。吉川甚至说日本的中国研究应该以知堂为教训，反省是否犯了同样的错误。
吉川对知堂的日本研究的分析与批评，跟中岛的放在一起看就更加完整了。对日本文化中武的一面的认识，笔者认为跟知堂同时代的蒋百里看得最为精准，毕竟蒋百里学军事出身，读过日本的军事院校，在日本军界也有一些友人，他对日本这个特点的把握，在中国的日本通里是最精准的，有些看法甚至预言了战争的结局。我们读一读他写的《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就明白了。知堂虽然精通日本文化，在日本也有很多文艺界友人，但他的日本研究确实也存在书斋派风格的问题，他对局势的误判，与此也有关系吧。
在谈到知堂的独特文学观时，当然会提到他对明末小品文的高度评价。中岛说明末小品文不仅在中国掀起热潮，而且跨海影响到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笔者孤陋寡闻，这点倒是第一次听说。中岛说据他所知至少有两位著名学者受到影响，一位是入矢义高，另一位就是在日本最早介绍钱锺书《宋诗选注》的小川环树。入矢义高有关于明代文学的研究，也以对禅宗的研究知名。据中岛介绍，小川环树并没有直接研究明末小品文，但是一直爱读知堂的文章，知堂文章里提到的书籍他顺藤摸瓜大体都收集了，如今都收在小川文库里。中岛说在翻译时因为有小川文库而获益匪浅。笔者读到这里时也觉得太巧了，因为手头有一套筑摩书房出版的《小川环树著作集》，跟知堂的著作放得很近。
启蒙与落水
在总结知堂一生工作的特点时，中岛说可以用“物理人情”这四个字来概括。对知堂而言，这个“物理人情”不仅是判断文学作品的价值标准，而且也是所有事物的判断标准。这个观点跟张中行在《再谈苦雨斋》一文里的观点完全一致。中岛还说，用更通俗的话来概括就是“合理的思考和符合人性的感情”，这正是知堂从本国文明和外国思想那里吸收的启蒙精神的精髓。同时这也是知堂想用来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最重要药方。中岛说正因为有这一条，不应该因政治上的失足而抹杀他的贡献。有意思的是，此时中岛笔锋一转，谈到了这个启蒙精神在21世纪碰到的困境。他说原以为这个融合了东西思想精髓的“物理人情”再过一百年也还是会有效的，可是进入21世纪后，发现几乎所有的理想都破灭了，于是开始怀疑这个启蒙精神是否也有局限。之所以这样怀疑，是因为看到日本人已经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教育普及，高中几乎都能入学，能进大学的也有近六成。不问质量的话这是个很惊人的数字。照理说这个数字跟近代以来有志之士抱有的理想很接近了，可是社会上谁也不负责任的无责任主义盛行（这话让人想起著名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说的“无责任体系”），民主制度似乎变成了民粹主义，可以说有愚民政治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提倡“物理人情”呢？如果真的那样，当年的启蒙先哲们的一切努力不就付诸东流了吗？这个问题太大，笔者也没有能力回答，不过中岛是很敏锐地察觉到了近代启蒙可能会带来的严重问题，这点写《启蒙辩证法》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早就警告过了，中岛只不过是旧话重提。不过他能把“物理人情”这个知堂的启蒙理念跟近代以来的启蒙思潮放在一起讨论，显示了他宽广的视野，因为我们的启蒙毕竟跟西方是有密切关系的。
写知堂就不可能不提他的落水。先前提到，中岛教授认为不能因为这件事就把他全部否定，这跟钟叔河先生说的人归人、文归文精神是一致的。不过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又是如何看这件事情呢？我记得好多年前读竹内好的《内部的中国》时，看到他提到知堂，他说我们日本人对不起他。中岛教授在解说里说了类似的话，但更为具体，让我这个中国读者读了很感动。他说把知堂当作风雨祭里的稻草人一样抬出来，让他坐上神舆，然后扔到村外路边的是我们的祖父、父亲那一代人。换而言之，就是现在社会上工作的那些人的曾祖父或是曾祖父的父辈，他们的名字都已经记不清了，但都是日本人。这点我们不应该忘记。
然而，不管出于什么外部原因，毕竟是知堂自己的判断，无法把责任归咎于他人，但是竹内好和中岛长文这两位一生研究中国文化的日本学者的这番话，知堂若地下有知，肯定会很感慨吧。
关于知堂译者的点滴
读完中岛教授的最后一篇解说后，尤其令人敬意油然而生。他说这个翻译工作最初是2005年平凡社的编辑提议的，一共花了13年，真是一场漫长的持久战。考虑到他的体力和年龄，能够坚持到最后真是很不容易。
在谈到日本的知堂译者时，他重点提到了松枝茂夫和木山英雄，向他们致意。松枝茂夫晚年在整理知堂书信时曾说“半生潦倒红楼梦，一生倾心周作人”，前者指他的《红楼梦》翻译，后者当然就是指他跟知堂从学生时代结缘到知堂晚年的通信交流了。据说松枝茂夫曾打算翻译全部知堂的著作，后来没能实现这个夙愿。他的学生木山英雄1973年就把知堂谈日本文化的相关文章结集起来，编成《谈日本文化》一书，就是收入东洋文库的《日本谈义录》的前身。木山还通过采访知情者，写出了关于知堂落水的著作《周作人对日合作始末—〈北京苦住庵记〉补注及续篇》，是所有对那段历史有兴趣的读者都无法绕过的著作。他还协助耄耋之年的老师整理出版了先前提到的《周作人随笔》，收入知堂到三十年代为止的名篇三十九篇。除了翻译，很寡作的松枝先生写过《周作人先生》一文，虽然是1941年写的，但是笔者所看到的最好的写知堂的文章之一。
读了这么多年知堂的文章，总算有机会写一写知堂。还是钟叔河先生的那句老话，人归人，文归文，知堂在政治上的失足，的确令人惋惜，让仰慕他的读者为他感到不值，因为胡适说过智者应该是识得轻与重的，但他却做出了令国人大跌眼镜的判断。但他的著作自有传世的价值，毕竟知堂给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有些思想至今不失光辉。据说胡适上世纪五十年代回台湾后，托人到处收集知堂的著作，说五四以来还值得一读的就是这位老友的著作。虽然不无夸张，但也说出了不可否认的真相。而本文介绍的东瀛学人的工作，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理解知堂的新思路吧。（完）
作者/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