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本汉，1889年出生，瑞典著名语言学家，涉猎广泛、著作等身，研究领域涵盖音韵学、方言学、考古学等，可谓是瑞典汉学研究的开山人物。
▲高本汉。（图片来自网络）
高本汉（KlasBernhardJohannesKarlgren），1889年出生，瑞典著名语言学家，涉猎广泛、著作等身，研究领域涵盖音韵学、方言学、词典学、文献学、考古学等，可谓是瑞典汉学研究的开山人物。高本汉的中文名是自己所起，他常操一口纯正的山西腔自我介绍：“我姓高，名字叫高本汉，因为我本来是汉人嚜！”这简单明了、铿锵有力的身份认同直接体现了他对中华文明的深沉眷恋。
（一）
高本汉出生于瑞典中部城市延雪平，他的父亲、哥哥、妹妹也都热衷于语言学研究，家庭环境给高本汉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的内心自小便燃起了研习语言的火苗。延雪平高级中学的卡尔·列毕、瓦尔特·菲舍尔两位老师发现并唤起了高本汉对语言科学问题的兴趣。1908年、1909年瑞典知名刊物《瑞典方言和瑞典人民的生活》先后刊发高本汉《特维达和莫县的民间故事》《瑞典南部和中部方言的界限》两篇文章，让学界开始认识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
高本汉曾两次造访中国开展方言调查。1910年，他首次来到中国，先后在北京、太原等地学习了两年。这一时期最大的收获是方言调查研究，他的足迹遍及华北地区，详细收集了有关山西、陕西、甘肃、河南的12至15种方言，为他的汉语音韵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方言也成了重构汉语古音的宝贵资料。作为时代的见证者，他还为《每日新闻》撰写了系列报道传播中国的社会风貌与百姓生活。1911年高本汉受聘于太原大学堂讲授法文、德文、英文课程，同年11月离开中国。
1912年，完成第一次中国之旅后，高本汉将研究工作转至巴黎，并在法兰西学院旁听“欧洲汉学泰斗”沙畹的课，内容涉及中国历史人物、宋代文学以及《诗经》《春秋》等典籍，他对老师充满了崇拜与敬仰，并为其严谨治学、审慎把稳、勤勉不懈的科学精神所打动。在师生的良性互动中，高本汉获得了一次次自我提升的机会。在沙畹之后欧洲汉学界分化为巴黎派与瑞典派两大支脉，主要代表人物都是他的门生，“巴黎派”以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为主，“瑞典派”中以高本汉为主要代表人物。
1922年，时任哥德堡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教授的高本汉再次开启了远东之旅，仅在上海停留数日，便借道横滨，驶向东京。
（二）
高本汉学术研究最重要的贡献是构拟中古汉语语音系统。1915年5月20日，他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次日便取得哲学博士学位，答辩内容受到考官们的一致好评，并建议授予他汉语副教授职位。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国音韵学研究》里，前388页是其博士学位论文，发表于《东方研究文集》第15卷。书中选取最常用和最具代表性的3125个字作为方言调查字表，搜集了多种方言材料，以及日译汉音、朝鲜汉音、安南汉音，并对比这些字在现代不同方言中的读音，构拟相应音值。他一改顾炎武、段玉裁、王念孙等传统音韵学家“以反切法按照韵图推求古音”的做法，引入注音字母、重视音节和音系的结构分析，从现代方言和外国语言借音中考察古音遗迹，在中西理论的激烈碰撞中激发前所未有的能量，这一创举开启了汉语古音学发展的新阶段，也是“西学东渐”时代大环境下汉语音韵学保持生机、延伸研究空间的必由之路。该书的面世对中国的方言学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被汉学界公认为是“20世纪科学研究汉语语音的第一部宏伟著作”，后由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共同翻译为中文版本，于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白涤洲等发起的全国方言调查活动也以此为基础，并对西南地区的语言材料进行了填补。
1920年，高本汉给《亚洲学报》投稿一篇长文《原始中国语为变化语说》，文章以实例验证了上古汉语人称代词具有“格”的变化形式，这一发现引起了学界轰动。长久以来语言学界公认汉语是汉藏语系的代表语言，其类型为孤立语，特点之一便是缺乏形态变化，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语法范畴。高本汉的观念严重挑战了传统认知，使以英语为代表的黏着语与以汉语为代表的孤立语不再具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印欧语的发展表明“最初属于主语的领域已经为宾语字所侵入”，高本汉通过查阅第一人称代词“吾、我”以及第二人称代词“汝、尔”，在《论语》《孟子》《左传》中的出现次数及充当句子成分情况，证明了这种现象在古汉语中也是存在的。如作为宾语形式的“尔”可以以主语和所有格的形式出现，与其相对的“汝”则没有该使用倾向。这种变格区别理论在更早的传世文献《书经》《诗经》中未能得到验证，高本汉解释这些作品由当时各地的方言书写，早已遗失无从考证。
（三）
高本汉对中国古代典籍的注释也是其对语文学的突出贡献之一。他在瑞典《远东博物馆馆刊》上依次发表了《国风》《小雅》《大雅》《颂》的注释共1206处，写满了637页四开纸，合集为《诗经注释》，这是利用语言学训解古书的一部名著，1960年由著名学者董同龢译为中文在台湾出版。“读经必先识字”的传统方法已经深入人心，高本汉进一步提出应尽量汇集诸家的异文，运用现代语文学的知识和方法客观地求得许多难字难句的实际意义。他的突破主要在于“不主一家”，如他处理假借字问题非常谨慎，主张不“轻言假借”。被清儒看作假借关系的，他则认为是一个“词群”中的字，并指出“中国语的同音字很多，如果漫无节制地谈假借，简直可以把一句诗随便按自己的意思去讲，那就不足为训了”。此外，他也提议各篇的相同词语可以合并讨论，如“被之祁祁”（《召南·采蘩》）、“兴雨祁祁”（《小雅·大田》）、“祁祁如云”（《大雅·韩奕》）、“采蘩祁祁”（《豳风·七月》）、“来假祁祁”（《商颂·玄鸟》），彼此互相参照能够解决很多繁杂的语义问题。
高本汉的汉学造诣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如《汉语词组》中讨论有亲缘关系的各种词类活动的框架，《中国古籍的真实性》中提出依据语法系统的某些特征判断典籍的无法复制性，勘定青铜器年代时力主重点考虑以器物的造型与其上的饰纹为依据。诸多贡献都为瑞典汉学研究独立成一个专门的学科起了决定性作用。
高本汉将传统音韵学研究领域比喻为“一片沃野”，足见这位学者对中国语言学刻骨铭心的挚爱。1978年他与世长辞，其汉学研究成果为后世学人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他的弟子们包括将欧洲汉学研究拓展到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马悦然，凭借名著《汉字王国》《古琴》获得瑞典最高文学奖——“奥古斯特文学奖”的林西莉等，继承了他的志趣，将高本汉的汉学研究进一步传扬。（完）
作者/杨彬 张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