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汉族女性服装被视为“清汉女装”，也被很多人理解为属于“汉服体系”的一个部分。但“清汉女”服装的源流与汉服女装传统之间是存在断裂的……
清朝民间流传着“男从女不从”的传说，据说剃发易服的对象仅限于男性，而女性则得以保留明代的服饰，因此清朝汉族女性服装被视为“清汉女装”，也被很多人理解为属于“汉服体系”的一个部分。
所谓“男从女不从”的这一传说，对很多人具有心理安慰的作用，至少女性服装能延续自身的传统。
▲电视剧《孝庄秘史》截图
沈从文研究服装史，就用清初《耕织图》等图像，提出清初女性穿传统汉服，并未因为剃发易服而被打断（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585—590页）。葛兆光先生也认同这一判断（葛兆光：《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58页）。刘家驹也使用类似方法，从康熙时期的四十六幅《耕织图》中人物头发和服装，认为清初服装“全系明朝之旧，即可证明”（刘家驹：《清史拼图》，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45页）。
“男从女不从”成立吗
然而根据朝鲜人对清朝的观察，画像人物和真实清朝人的头发衣冠情况之间，其实完全是两回事，所谓：“虽画近来人物，冠帽则悉依汉仪。于此可见虽不得已从时制，而心实歉然也”（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燕行录全集》卷三五，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452页。以下所引《燕行录全集》均同，不一一注明）。
即汉人被强制易服后，却习惯在图画中将自己画成穿汉服的形象。因此清初各种画像中的汉服，是根本无法作为当时服装的写实证据的。况且这无法解释，为何晚清时期照片等图像中所见包括了江南地区汉族女性在内的服装，从结构到形制都完全迥异于宋、明以来女装的基本演进线索。
这既可能是清廷对汉女服装也做过改制的部分规定，也可能是清朝胡汉混杂的文化，使汉女各种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旗人的服装，对传统服制进行改易。因为清朝统治的结果，实际上也造成了汉人的满化（[美]路康乐：《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王琴、刘润堂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8页）。
朝鲜人就曾敏锐地观察到清朝社会的胡汉习俗混淆现象，如金昌业就注意到一名汉女“髻是胡制，而足则缠之，盖以满、汉混俗杂用其制也”（金昌业：《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卷三二，第187页）。这种模仿满女发型的行为，也显示了当时汉女对满制存在主动模仿的情况。朝鲜燕行使者的观察与记录材料，至少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清朝汉族女性服装，确实存在着胡化的现象，往往和易服后的男性服装差异不大。
当然，清朝人则倾向于告诉朝鲜人说，“我辈独女人不顺”（俞彦述：《燕京杂识》，《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九卷，第294页），也是通过讲述“男从女不从”的民间传说，在朝鲜人面前赢得一点面子而已。
“汉女服色禁断一事，乃是大举措”
康熙时期出使清朝的洪命夏就曾记载，当时听说清朝“汉女服色禁断一事，乃是大举措”，即清朝针对汉女传统服装，也有禁断的行为。洪命夏问：“汉女服色何以禁之耶？”回答是“清国既得天下，服色不可异同，此论一出之后，汉人气色，莫不失心”；“天下之人皆着清国服色，而但汉女独为华制，事理不当。朝廷请禁之，皇帝令诸臣会议”（洪命夏：《燕行录》，《燕行录全集》卷二十，第320—321页）。清初朝鲜燕行使详细搜集清朝的各类情报，康熙时期禁断汉女服制的消息，虽是听闻所来，但应当并非空穴来风。
根据这一信息，清廷曾经有过高层会议，商讨对汉女服装进行易服。康熙时期的另一位燕行使观察到，在进入通州以后市井人口密集起来，“民俗则男女具穿黑衣，而制度不甚殊，女亦穿黑色唐袴，但不剃发，梳之为推髻”（未详：《燕中闻见》，《燕行录全集》卷九五，第80页）。
这就表明，康熙时期的汉族女性服色，和当时已经剃发易服后的男装差异不大，都是形制相似的黑衣。男女最显眼的区分，主要是女性没剃头留辫，而是梳成推髻而已。
另一康熙时期的燕行使徐文重也注意到，当时清人“男、妇衣服皆用黑色而右衽无领，不纽而枢锁。唐女则尤存裹足之规、高髻之制”；“衣裳绝无红紫青绿之饰，华夷同然”（徐文重：《燕行日录》，《燕行录全集》卷二四，第200页）。徐文重也发现，当时清朝男、女服装形制是几乎一样的，穿着黑色的无领衣，而不是传统的汉服。汉族男、女之间的主要区别，不是在服装，而是汉女缠足，并梳有发髻。
此时距离明代灭亡的时间并不遥远，然而女性服装却迅速与传统汉式女装之间发生断裂，变为穿着与清朝男性衣装“制度不甚殊”的形制，显然不是传说中“男从女不从”状态下自然演进的结果。
朝鲜人崔锡鼎在其诗歌中，也表达了当时汉男、汉女服装都发生了变化的感叹：“剃发头尽秃，无领衣全缁”，“缠足识汉女，捲发看胡姬”。小字注云：“男、女皆着无领衣，衣、袴皆黑”（崔锡鼎：《椒余录》，《燕行录全集》卷二九，第423页）。其感慨也强调了，当时清朝男、女之间服色的高度相似，都是无领的清装形制，颜色是黑色。要在这些黑压压的清装群体中辨认汉女，主要是识别是否缠足，而识别旗人女性则看是否捲发。
李宜显则提到，满人衣服无论男女都是黑色，但汉女的服装则有穿青、红袴的。但从形制而言“男、女衣具无衽，内外所着，又无敛接之带，皆以小团珠无数纽缀。解脱衣服之际，甚不容易”（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燕行录全集》卷三五，第452页）。可以看出，当时汉女服装形制，早已不是传统汉服的右衽有领敛带之制，而是我们熟悉的清朝“蜈蚣”式的一串纽扣，穿衣脱衣都更不方便。
朝鲜人还观察到，清朝汉女服装已经没有了传统汉女服的上衣下裳，“女子亦皆着黑长衣，而下无裳”（李喆辅：《丁巳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卷三七，第439页）。
这些也都意味着，汉女、满女之间的服装区别也并不太大，也不再有传统汉式女装的下裳之制。“清汉女”所穿服制，既难以和当时男装区别，也难以和满人服装区别，“蜈蚣”式的清服，才是当时汉女的普遍服制。
从康熙时期一直到十九世纪的晚清，朝鲜人所观察到的汉女服装，其形制都和“易服”后的男装差异不大。如1860年朴齐仁观察到清朝汉女服装，“妇女所着上衣与男子无异”，“女子其余袴子、褂子之制，亦与男子相似”（朴齐仁：《燕槎录》，《燕行录全集》卷七六，第296—297页）。
1882年徐有素则观察到，清朝“妇人所服其燕服，则与男子所服夹袖无异。襦与袴制，亦与男服同。惟其上衣，则为阔袖，与男子服异”（徐有素：《燕行录》，《燕行录全集》卷七九，第156页）。这种与清朝男性服装在结构、形制上相近，但袖子更宽阔的女性服装，正是我们在晚清图像中常见的“清汉女”形象。很显然，“清汉女”服装的源流与汉服女装传统之间是存在断裂的，其渊源其实与清朝男性“易服”之后的旗人服装更加密切，是在其基础上进行的某种改良、演进版本。
“江南命妇有朝服，即皇明遗制”
当然，朝鲜人也承认，清朝汉女的某些特例服装，仍然保留着明代的形制，如林翰洙就指出“江南命妇有朝服，即皇明遗制，灿烂严伟，此北京所无者”（林翰洙：《燕行录》，《燕行录全集》卷七八，第228页）。即江南地区士家大族的命妇服装中，仍然保留了一些明代遗制。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保留的明代汉女服制条件非常苛刻有限。只是在人文荟萃和思汉之心最为浓厚的江南地区，且为士家大族的命妇礼服，而非日常所见的“清汉女”常服。
与此类似的，是江南士家大族男性往往在死后穿戴明代深衣、角巾入葬，章太炎、鲁迅等人的家族传统在整个清朝皆如此。章太炎遗嘱中说其父章濬说“吾家入清已七八世，殁，皆用深衣殓”（章太炎：《先曾祖训导君先祖国子君先考知县君事略》，黄耀先等点校：《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续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12页）。
王汎森指出，章太炎家族的情况并非孤例，当时江南很多士人遗嘱都要求避免穿清朝服装入葬，这是一种江南地区世家大族的普遍现象（王汎森：《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102—103页）。鲁迅的家族与此类似，其祖父介孚公逝世的葬礼和入殓，穿的全是明朝的服装（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01页）。
在清廷剃发易服政策“生从死不从”的禁令下，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一些读书士人家族仍然在坚守死后穿戴汉衣冠入葬这一最后底线，并一直坚持到晚清。
但这些文化资源对清朝社会的一般人群来说是极其遥远的，而且朝鲜人自己也强调了，这种“皇明遗制”的女装，不但不见于民间，而且也是“北京所无者”。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虽然清朝江南地区一些精英家族的女性礼服仍保留有明代遗制，但整个清朝社会主流的、最普遍、最常见的“清汉女”服，其实基本都是胡化的产物。现在一些人提出“清汉女”服装属于“汉服体系”，这一观点是存在谬误的。(完）
作者/李竞恒 系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