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交往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时期。随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中非交往日益增多。
9月4日，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北京举行。从“十大合作计划”到“八大行动”再到“九项工程”，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0多年来，见证中非在共同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前行，相互成就。
其实，中非交往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时期。随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中非交往日益增多。让我们穿越几千年的风雨，回眸彼此“初见”的那一天……
▲9月2日，民众从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景观布置前经过。（图片来自中新社）
汉武帝爱看埃及魔术，“埃及艳后”爱穿中国丝绸
我们常说，中非关系有着两千多年历史，古代中非官方交往的开端，就起源于公元前2世纪的汉武帝时期。那时，张骞带着“牛羊以万数,资金市帛直数千巨万”出使西域，开拓了“丝绸之路”。中国的“土特产”开始抵达非洲，非洲也对中国“礼尚往来”。
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安息使臣“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大鸟卵”，是指鸵鸟蛋；“黎轩善眩人”，是来自埃及亚历山大城的魔术师。后来的《魏略》称，“黎轩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缚自解”。可以想见，那时遥远国度来的魔术师一定曾令围观者惊骇不已。而他奇异的魔术，与鸵鸟蛋一样，成为汉朝人对于遥远西域最初印象的一部分。
中国遣使埃及和埃及魔术师抵华，标志着中埃之间交往的通道已经打通。此后，每到夏季，埃及人便会从红海沿岸东航印度洋抵南亚，运回珍贵稀有的中国货物：丝绸、漆器、铁器、釉陶……其中相当部分商品流入包括埃及在内的地中海诸国，丝绸尤其受到埃及上流社会青睐。
公元1世纪，“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曾穿戴华丽的中国绸衣出席宴会，为众人羡慕不已。她还给今人留下了身穿丝绸服装的肖像画。与此同时，埃及的“土特产”玻璃也源源不断地运入中国。20世纪初，中国河南出土的古玻璃中，就有公元2至4世纪埃及的玻璃制品。
此外，据中国史籍记载，公元前108年，罗马帝国还曾向汉武帝赠送过产自非洲索马里或埃塞俄比亚的“花蹄牛”。西汉年间，长安百姓所烧的“天下异香”，亦产自非洲。
不过，客观而言，汉朝时期，中非之间在交通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越过茫茫大洋抵达彼岸者，实在微乎其微。非洲人对中国形象的认识也并不丰富，大约只模糊地知道，在遥远的东方有个盛产丝绸的富庶大国。
杜环记载脑外科手术，唐朝瓷器进入非洲
▲湖北省武汉市欧亚博物馆中的瓷器展品。（图片来自中新社）
借助古代丝绸之路，中非交往日益增多。唐朝时，出现了有史可考的第一个踏足非洲的中国人——杜环。
杜环的非洲之行，是从当时阿拉伯帝国的政治中心巴士拉出发，越过苏伊士地峡，抵达埃及，再穿过沙漠，最终到达摩邻国。根据一路见闻，杜环撰写了《经行记》。可惜的是，《经行记》原书已佚，其族叔杜佑将《经行记》中的千余字录于《通典》，使这部著作得以部分存世。
据记载，杜环不但发现非洲已有来自中国的绫绢机杼，还亲眼目睹了一些有名有姓的中国金银匠、画匠、纺织技术等工匠在当地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杜环对埃及高超的脑外科手术颇为赞赏，说当地医生“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
这些记载为唐朝了解非洲当时的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一手资料。在杜环回国数十年后，唐朝宰相贾耽在801年左右完成的《贞元十道录》中记述了“广州通海夷道”，证明唐朝时人们就已经熟知从中国到东非的航线了。
此外，现代考古学家在东非各地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了大量中国唐宋时期的瓷器，这些陶瓷制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由此可见，非洲人对中国陶瓷制品的喜爱与欢迎程度，瓷器成为中非人民友好的信物和见证。
中非旅行家“双向奔赴”，元代绘制出非洲地图
▲孩子们学习制作非洲咖啡。（图片来自中新社）
在唐宋中非交往的基础上，元代中非旅行家实现了互访。中国的汪大渊和摩洛哥的伊本·白图泰，几乎在同一时期，分别从中国泉州和摩洛哥丹吉尔出发，踏上了史诗般的旅程，并最终抵达对方的出发地。
汪大渊从泉州起航进行远洋旅行，先到达马穆鲁克王朝统治下的埃及，探访地中海港口达米亚特，随后乘船前往摩洛哥丹吉尔，并在返程时沿东非海岸访问了众多古城。汪大渊在航行中记载下大量非洲见闻，耗时10年完成《岛夷志略》。在他的笔下，东非的肯尼亚马林迪，“地产骆驼，高九尺，土人以之负重”；北非的挞吉那，“女资纺织为生，男采鸦鹘石为活”……
与汪大渊几乎同时，伊本·白图泰开始了他的传奇之旅。他先后游历泉州、广州、杭州、北京等地，对中国赞不绝口。《伊本·白图泰游记》介绍，泉州“出产锦缎和绸子”，是世界最大的海港；广州街市美观，最大的街市是瓷器市，瓷器由此运往中国各地和印度、也门；杭州的竹器、漆器制作极为精巧，丝绸和瓷器更堪称一绝。
汪大渊与伊本·白图泰的“双向奔赴”，几乎横跨了当时认知范围内的整个世界，最终抵达彼此的出发地。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也是中非人民之间长期交往、互慕互敬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国人对非洲大陆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元代地理学家朱思本绘制的《舆地图》中，出现了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非洲地图——一个倒三角形。
长颈鹿摇身变“麒麟”，郑和七下西洋四赴非洲
▲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在郑和雕塑前驻足。（图片来自中新社）
明朝时期，郑和七下西洋，遍访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郑和船队四赴非洲，将中非古代交流推向巅峰。
跟随郑和出使西洋的马欢、费信和巩珍分别写下《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对船队所访东非城邦的位置、气候、居民和风俗习惯等作了生动描述，使得中国人对非洲的认识和了解大大超过前代。
郑和七下西洋期间，中国主要向非洲出口丝绸、瓷器等，从非洲进口乳香、龙涎香以及长颈鹿、斑马、鸵鸟、狮子等。公元1415年，麻林国贡“麒麟”一事成为中非关系史上的美谈。这只“麒麟”不是别的，而是索马里语中与“麒麟”同音的长颈鹿。那时，明成祖朱棣视长颈鹿“到访”为外交大事，亲自到奉天门迎接护送长颈鹿的使臣。翰林院学士沈度还专门撰写了一首长诗赞颂“麒麟”来到中国，称之为“仁哉兹兽旷古一遇”。
而今，交通的便利、网络的发达，渐渐削去了曾经碍于山海相隔的壁垒。曾经遥远的非洲大陆，正在慢慢向我们走近。古代中非友好、平等的交往不仅为双方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也为当代中非友谊打下坚实的基础。
综合解放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潮新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