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非洲同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尽管相距万里，但双方的交往却源远流长，在世界文明交流史上和古代中国海外交通史上都占有独特地位。
中国与非洲同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尽管相距万里，受山水阻隔，但双方的交往却源远流长，在世界文明交流史上和古代中国海外交通史上都占有独特地位。
▲北京，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新闻中心的非遗互动展示区，非洲记者体验景泰蓝制作工艺。（图片来自中新网）
古代中非交往史总体分为汉唐时期、宋元时期和明朝三个阶段。在汉唐时期，中非关系经历了从间接交往到直接交往的转变。古代中非关系究竟源于何时，一直无定论。公元前二世纪张骞受汉武帝所派出使西域，他的所见所闻得到汉武帝的重视。汉武帝专门设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派使节“抵安息、奄蔡、黎轩……”这里的“黎轩”被许多学者考证为埃及的亚历山大（Alexandria），为该城读法的谐音。结合成书于1世纪的《红海回航记》和2世纪托勒密著的《地理志》中对中国的记载（Sina、Seres），可以断定当时隶属于罗马帝国的埃及是非洲大陆最早与中国产生交往的地区。
到唐朝时，已有中非之间人员直接往来的明确记载，并开通了海上航路。唐代旅行家杜环在8世纪中叶曾到东非旅行。在唐朝宰相贾耽著述的《皇华四达记》中，记载了从广州、南洋、斯里兰卡，直至西南的“三兰”的“广州通海夷道”。“三兰”是阿拉伯语Salaam的谐音，意为“和平、宁静之地”，根据航程判断，应在东非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沿海一带，这段记述成为中国与东非直航的重要佐证。1954年在西安南郊唐代裴氏小娘子墓葬中出土的一件黑人陶俑，证实了唐朝时已有非洲人定居中国。《旧唐书》《唐会要》等典籍也有在华黑人的记载。
到宋元时期，中非关系在贸易和人员往来上都有了长足发展。这一阶段，记录非洲的中文文献更加丰富，包括《宋史》《岭外代答》《诸番志》《元史》《岛夷志略》等。元代旅行家汪大渊在14世纪上半叶到麦加朝觐后，又渡过红海，来到非洲，先后游历了埃及、摩洛哥、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地，范围超过了杜环，留下的《岛夷志略》“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征者比”，成为后人研究这些地区的重要参考资料。在他之后几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则来到中国，先后到过泉州、广州、杭州、北京等地，所见所闻均收录于《伊本·白图泰游记》一书，成为古代中非关系史上的重要记载。
明朝初期，中非关系达到高潮，一个标志性事情就是郑和七次下西洋。郑和船队七下西洋后四次均到达东非海岸，其随行船员马欢、费信、巩珍等人分别留下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典籍，对埃及和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布拉瓦，肯尼亚的马林迪等城邦均有详细记载，如费信在《星槎胜览》中记载布拉瓦：“傍海为国，居民聚落……男女拳发，穿短衫，围稍布”。值得一提的是，20多年前，人们在肯尼亚的帕泰岛发现一群自称为明朝中国人后裔的村民，根据他们祖先传下来的故事，当年郑和船队中的一艘船在帕泰岛附近搁浅，船员上岸后与当地妇女通婚繁衍至今，他们自称“法茂人”即死里逃生的人，至今仍保留了拔火罐、用扁担肩挑东西等中国习俗。但在郑和船队1433年最后一次远航非洲后，受明朝政府“海禁政策”的影响，以及16世纪后葡萄牙殖民者逐渐垄断印度洋航线，中非之间的直接往来暂告终止。
从以上对古代中非关系发展各个阶段的梳理不难看出，古代中非交往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一是占主导地位的商业贸易。从非洲输往中国的货物有琉璃、绿松石、绿宝石、香药、乳香、苏合香、龙涎香、玳瑁、长颈鹿、斑马等；从中国输往非洲的物品主要有丝绸、瓷器、铁器、钱币等。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中非双方进出口货物和来往船舶的准确统计数字，但从东非沿海摩加迪沙、桑吉巴尔等地考古发掘出的大量中国钱币可见古代双方贸易之频繁。如1944年在桑吉巴尔的一次考古发掘中，就出土了172枚宋代钱币。
二是具有特殊地位的使节往来。上述贸易许多是通过“朝贡”的方式出现的。14世纪时，中国使节曾访问埃及，向当时马穆鲁克王朝统治者赠送了大量的丝绸。郑和也是作为明朝使臣前往东非远航的。之后，东非城邦布拉瓦、摩加迪沙、蒙巴萨、马林迪和埃及等国都曾遣使臣来中国。其中马林迪在1415年派使节来华，并向明成祖献瑞兽麒麟（长颈鹿），成为中非关系史的一段美谈。
三是作为民间交往主体的旅行家互访。前文述及的唐代旅行家杜环在8世纪中叶曾到东北非游历，回国后在《经行记》中记录了在“摩邻国”的所见所闻：“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餐鹘莽。鹘莽即波斯枣也。瘴疠特甚。”这里的“摩邻国”位于东北非地区，这段文字形象地描绘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和饮食习惯，杜环也成为有史可考的第一个踏足非洲的中国人。此后中非间的旅行家代表当属元代的汪大渊及其留下的《岛夷志略》，以及稍后从非洲来中国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及其著作《伊本·白图泰游记》。这些旅行家的记述，有助于中非了解彼此之间的文化习俗，也成为后人研究当时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纵观从汉朝到明朝约1500年中非交往史和双方主要交往方式，可以分析总结出古代中非交往的两个显著特点。
和平交往始终是古代中非交往的主线。自唐朝中国与非洲有了直接交往开始，一直到明朝初年郑和率领两万余人、船舶百余艘的庞大船队四访非洲，在中国文献和阿拉伯文献里都没有双方发生武装冲突、中国人对东非进行殖民占领的记载。这与15世纪末达·伽马率船队在东非和印度沿海到处建立殖民据点，掠夺过往商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方汉学家特奥巴尔多·费莱西在其著作《中世纪的中国与非洲》中这样评论中国船队对东非的访问：中国人“不是征服者”、“不强加于人”。
互通有无、文明互鉴促进彼此文明发展。中国古代从非洲引进的既有让宫廷和达官贵人趋之若鹜的象牙、各种香药和观赏的狮子、长颈鹿、斑马等动物，也有椰枣、草棉、苋菜、西瓜等热带农作物。在中国输往非洲物品中，现存最多、影响最大的是瓷器。和当地的陶器、阿拉伯人仿制的瓷器相比，中国生产的瓷器更为耐用、美观，被非洲各阶层人接受和喜爱。此外，中国的制丝、制瓷等技术被介绍到非洲，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经阿拉伯半岛和北非也陆续传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琉璃、制糖等技术则从埃及传入中国，这些物种和技术交流促进了彼此文明的发展，为各自古代文明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完）（原标题：源远流长的中非交往史）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