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47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陶寺遗址初步建立起一套考古、文献、人类学证据链绳股，指向陶寺早期都城为文献所记载的尧都，中期都城为文献所记载的舜都。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300—3900年，面积约300万平方米。陶寺遗址早期距今4300—4100年，是面积达160万平方米的都城。中期距今4100—4000年，是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都城。晚期距今4000—3900年，此时陶寺失去了都城地位，沦为一个大杂院式的大聚落。
经过47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陶寺遗址初步建立起一套考古、文献、人类学证据链绳股，指向陶寺早期都城为文献所记载的尧都，中期都城为文献所记载的舜都。陶寺文化的社会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阶段，具体说是陶寺邦国。而陶寺圭尺第11刻度地中标准夏至晷影和陶寺都城以及陶寺邦国，说明最早“中国”的明确概念是“地中之都，中土之国”。
陶寺邦国的治国理政思想集成创新，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陶寺模式”。我们称之为尧舜“中国”大政。“中国”大政包括两大核心内涵：一是经天纬地“时空政治文明”，另一个是文德上政与武功次政的文武之道。
▲2024年11月12日，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的陶寺遗址博物馆正式开放。图为民众参观陶寺遗址博物馆馆藏文物——石厨刀。（图片来自中新社）
经天纬地“时空政治文明”
经天纬地“时空政治文明”，主要针对邦国内部的治理，偏重于技术性，彰显与巩固的主要是王权。《尚书·舜典》说，舜从尧手中接过政权后，“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协时就是校订历法和谐年时，协月便是校订阴历月时，正日即校订昼夜日时，此乃经天。同律、度、量、衡就是统一度量衡制度，属于纬地。帝舜获得王权后，用“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来彰显自己的王权，宣示自己在经天纬“地时空政治文明”中的主导权。具体来说，经天就是王权垄断观象台制定的太阳地平历、圭表测影制定的太阳历、阴阳合历来控制年时，朔望月轮太阴历控制月时，用盘古沙漏控制昼夜时间，从而把握社会各种生活的时间命脉，成为王权重要的科学软实力。纬地则包括王权制定长度基元，建中立极，辨正方位，阴阳八卦八方空间概念，天文大地测量，最终构建起政治地理五方（东、西、南、北、中土）的天下观——表里山河，掌控江山社稷的空间命脉，成为王权中道的核心精髓。
经天纬地“时空政治文明”，其优势在于用基本上属于科学技术手段的实际操控，最终构建起一个以“地中”“中道”思想体系为核心基础，将天、地、人三者完美结合的宇宙观，上升到一个结构合理、逻辑自洽、说服力强的正统的“天下观”政治意识形态，并且创造出与该意识形态相适应的社会心理基础，不仅形成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思想根源，而且为中国古代历代王朝中央集权统治模式注入了关键基因。
文德上政与武功次政的文武之道
文德上政与武功次政的文武之道，主要为处理邦国外部关系的指导方针，彰显与巩固的主要是军权。可见，尧舜“中国”大政表现出治国理政“陶寺模式”是王权与军权结合的完美模式。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便认为，陶寺是中原地区第一个崇尚军权与王权相结合模式的“王国”。
从考古遗存来看，文德上政与武功次政的文武之道，在陶寺早期与中期表达方式略有不同。陶寺早期龙盘的蟠龙由头部与身躯组成。头部分为两种：一种为疣鼻天鹅头的艺术化，特征为疣鼻明显，无列齿和眼睛；另一种为长角鳄鱼头，特征是有列齿和眼睛。疣鼻天鹅的习性及其洁白的外观与优雅的体态，被陶寺作为圣洁高贵的道德模范象征性动物，将其习性赋能为守土有责、守信忠贞、洁身自好、少言实干、爱家孝悌等美德价值观，更被陶寺早期邦国尧王族作为“协和万邦”思想的图示。龙身为赤链蛇，其习性被陶寺人赋能为重土慎迁、藏而不露、不惹事、不怕事，反击时稳、准、狠，且“咬定青山不放松”。
在陶寺早期，当邦国外部环境较好时，尧王族便将疣鼻天鹅头与赤链蛇身“嫁接”，反映出完整的文德上政与武功次政理念。疣鼻天鹅宣示仁慈、平和、守信，意为和合政治、协和万邦。赤链蛇有利齿、有微毒，但是一般不主动攻击，这就是“修兵不战”“成而不用”，用黑红强烈对比的斑纹色彩威吓吓退对手或敌害，此乃“不战而屈人之兵”“威之谓也”。赤链蛇遇到敌害，首先藏头露尾，摇动蛇尾示警，可谓“笑里藏刀”地威胁，此乃“有笑而后刀兵相见”，如若示警无效，则展开稳准狠的反击，这便采用“次政”“橐弓矢以伏天下”。赤链蛇采取的战争策略完全是中国人崇尚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一旦反击，则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百折不挠”的韧劲，更加符合陶寺文化中王者文德上政与武功次政的治国用兵理念。
陶寺中期王墓头端摆放着掰断犬齿的公猪下颌骨及其两侧摆放的玉石列钺，就是“豮豕之牙上政”的图示。该墓室南壁东南角悬挂8组布袋箭箙，内盛数量不等的鹿角三棱箭镞。南部中部摆两张折断的黑漆弓。这便是“橐弓矢以伏天下次政”的图示。总体来说其基调是“平章百姓、协和万邦”的“和合政治”，强调民本、仁政、德政，修兵不战，不穷兵黩武，但也不甘被霸凌，即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用兵准则。上政与次政文武之道，为以集权政治为中心的经天纬地“时空政治文明”保驾护航，同时又可矫正集权政治走向肆意妄为的极端，保障集权政治模式在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前行。
尧舜“中国”大政陶寺模式何以成为“文德”
大约距今4300—3800年之间，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龙山时代，是东亚地区全面进入邦国时代的早期国家政治实验期。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地区邦国林立，随着距今5000—4300年长江中下游地区率先诞生的良渚、石家河等邦国的衰落，其带来的治国理论的迷茫，推动了各个邦国试验和探索治国理政的方略。其中，陶寺邦国成功地创建了“陶寺模式”，这就是尧舜“中国”大政。尧舜率先垂范“中国”大政“陶寺模式”，部分邦国尤其是王湾三期文化夏早期邦国，以尧舜“中国”大政为标杆和榜样加以学习与效仿，由此尧舜“中国”大政便成为“德”。
《尚书·尧典》有云“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意为尧帝名为放勋，他为人处世不仅恭敬严谨、明达事理、文雅有谋而且宽宏温和。《尚书·舜典》载有“浚咨文明，温恭允塞”，意为舜帝具有深远的智慧，而又文明、温恭、诚实。唐代学人孔颖达对《尚书》的注解称：“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孔颖达的观点，很可能基于《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择善而从之曰比，经纬天地曰文”。由此可见，不论是经天纬地“时空政治文明”，还是上政次政“和合政治”，都彰显了尧舜“中国”大政之“德”的“文”性。故尧舜“文德”明矣——经天纬地，文武之道！（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原标题：陶寺遗址展现的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完）（原标题：“陶寺模式”——陶寺邦国的独特治国理政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