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坛公园的国槐树或许从未想过，自己的年轮里会镌刻下两个作家的名字。
北京地坛公园的国槐树或许从未想过，自己的年轮里会镌刻下两个作家的名字。
当“余华的朋友铁生”与“铁生的朋友余华”的认养铭牌在社交媒体刷屏，评论区瞬间被催续费的留言淹没——这对文学CP的友谊，比槐树年轮更深地扎进了公众记忆。
东西方文化史的册页间，这样的情谊从来不是孤本。真正的知己如同文明的摆渡人，总能在差异的河岸架起理解的桥。
▲2025年5月7日，北京，两棵国槐树树干上挂着两块牌子，分别写着“认养人：余华的朋友铁生”“认养人：铁生的朋友余华”。（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有一种友谊，叫余华与史铁生
市民在地坛公园以史铁生和余华的名义认养国槐，原因也很简单——史铁生生前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就是《我与地坛》，其优美深情的文字感染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凭借《活着》等作品一举成名的余华，年轻时就与史铁生是好朋友，每次进城路过雍和宫，都会去看望史铁生，一起谈天说地。这些年来，余华与史铁生的交往被网友津津乐道，甚至被称为“有一种友谊，叫余华与史铁生”。
史铁生一生疾病缠身却乐观坚强，与性格大大咧咧的余华相交莫逆。他在书中这样记录：“自从我残废了，家人很少在我面前提起腿；只有余华，带着我去踢足球，还让我当守门员，他不仅没把我当成废人，还没当成人！”而那场球赛，史铁生评价自己是“最差劲也最快乐的守门员”。
从余华推着史铁生的轮椅踢足球的往事，到《我与地坛》中震颤无数人的生死哲思，再到今天虚拟与现实交叠的“友谊之树”，我们看到互联网对经典有着自己的解读方式。
光明网评论称，年轻人把文学史中的情谊从教科书的圣殿中拽出，裹上“梗”的外衣。这样举重若轻的表达，丝毫未能减损内核的庄重，因为他们把严肃的文学、伟大的友谊变成了鲜活的、身边的烟火气。
当捧读纸质书的静谧午后不再成为生活的日常，当短视频蚕食我们的碎片时间，当AI写作冲击创作门槛，文学的式微似乎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但就是在看似戏谑的“地坛续费文学树”这样的集体行动中，公众用互联网特有的幽默语法，实现了与“伟大的友谊”的情感共鸣。
▲2023年9月，市民在摊位上选购图书。（图片来自中新社）
费正清夫妇中文名是梁思成取的
在东西方文化界，这样为人称道友谊还有很多。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与梁思成的故事便是其中之一。
费正清是20世纪最负盛名的海外汉学家和中国问题观察家之一。
1932年初，25岁的费正清来到北平，和夫人威尔玛（Wilma Canon Fairbank）住进了西总布胡同的四合院，邻居便是留美归来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他们志趣相投，“互相为对方打开眼界”，将对方视为“最亲密的朋友”。
那时，来华的外国人通常都有一个中文名，费正清不喜欢人家叫他金先生或约翰，于是，梁思成给他取了中文名字“费正清”，三个字分别对应他的姓、名和中名，与本名音义同具，意为“正直清白”。
梁林夫妇还为威尔玛取名为费慰梅，同样含义隽永，使费正清夫妇充分感受到中国文字的魅力。
▲2024年4月，“致敬巨匠百年诗情”法源寺百年丁香诗会开幕式在北京市法源寺举行。（图片来自中新社）
徐志摩和他的“老戈爹”
印度诗人、文学家泰戈尔与徐志摩之间的忘年交，同样值得称颂。二人一见如故，结下深厚情谊的同时，也谱写出一段文坛佳话。
1924年，泰戈尔应讲学社之邀访华，先后访问了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等地，在一个多月的行程中，徐志摩不仅全程陪同翻译，更在泰戈尔取道日本回国时一路相送至东瀛。
1929年，泰戈尔再度来华，专程到徐志摩家做客。为了招待这位贵客，徐志摩颇费心思，他精心布置了一个印度风格的房间，打算留给泰戈尔居住。但泰戈尔却对徐志摩和陆小曼那充满中国风情的卧室情有独钟：“我爱这饶有东方风味、古色古香的房间，让我睡在这一间吧！”
就这样，泰戈尔在徐志摩家住下，他们彻夜长谈，谈文学、谈诗歌、谈生活。徐志摩亲切地称泰戈尔为“老戈爹”，泰戈尔则为徐志摩取了一个优美的名字“素思玛”，意为雅士。泰戈尔把徐志摩夫妇当成自己的亲人，每次有印度朋友邀请他吃饭，他都要徐志摩和陆小曼同去，并热情地向主人介绍：“这是我的儿子和儿媳。”
1941年，81岁的泰戈尔已不能提笔写字，他在病床上口授留下这样的诗句：“有一次我去中国，我取得了一个中国名字，穿上中国衣服，在我心中我就晓得，在哪里我找到了朋友，我就在哪里重生。他带来了生命的奇妙，在异乡开着不知名花朵……”只是他不知道，那时他的“中国儿子”徐志摩因飞机失事，离开人世已近十个年头了。
这些跨越时空的文人之交，在时光里酿成永不褪色的精神酒浆。当我们为“续费文学树”感动，被续写的不仅是槐树铭牌，更是文化基因的新芽——它们穿过水泥地，在千万人心里织就永恒的春天。（完）
参考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网、《学习时报》《北京晚报》等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