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琮的传播，以及其传播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形制差异等特点，其实和良渚玉琮的制作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国史前时期的广域文化认同主要有三次。第一次为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广域传播，发生在距今5500年前后。第二次为玉琮的传播，从距今约5000年新石器时代末期开始，一直延续至夏商时期。范围涉及环太湖流域、长江中游、长江上游、黄河中游、黄河下游、黄河上游、珠江流域、海河流域等我国大多数区域，出土地点遍布浙江、江苏、上海、四川等20个省区市。第三次为牙璋的传播，发生在距今约4300年至商周时期。其中，玉琮传播涉及的范围最广，存续时间最长，史前先民及后世人群对其文化认同也最为广泛。
▲资料图为浙江省博物馆内展示的玉琮王。（图片来自中新社）
截至目前，我国年代最早的玉琮遗物，为良渚文化早期的玉琮，绝对年代在距今5300——5000年之间。这批玉琮从一开始，便有着统一的器形及复杂的结构。整体呈内圆外方的筒形，器中有圆形的孔部，孔部之外突出的一圈矮圆柱形部位为玉琮的射部，上下射部相连接形成的筒状结构之外有四角突出的角部，角部之间为凹平的槽体（也称直槽），角部本身可分为一节或多节，每节的节面之上均刻画有风格统一的纹饰。
良渚文化的玉琮，开创了我国玉琮类器物的先河，也开启了玉琮不断向外传播，最终覆盖我国史前时期大部分区域的历史过往。距今5300——5000年之间，玉琮在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中最先出现；距今约5000——4400年之间，在江淮地区的潜山薛家岗遗址、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区域、黄河中游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中，已经出现了玉琮；距今约4400——4300年之后的龙山时代晚期，黄河中游晋南、陕北及内蒙古南部的史前文化，以及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海河流域及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中，也都出现了玉琮。至夏商时期，玉琮又扩散至了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闽北霞浦黄瓜山等地。
玉琮的传播，以及其传播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形制差异等特点，其实和良渚玉琮的制作有着密切的关系。良渚文化早期玉琮的制作可分为5个主要的步骤，依次为制坯、钻孔、制作出射部、制作出槽体、雕刻纹饰。从制坯到雕刻纹饰的这5个步骤，不仅还原了玉琮的制作工序，也揭示了我国古代玉琮的基本类型，阐释出了玉琮制作工序与器形之间的重要关系，并显示出了玉琮在传播过程中的一些特点或现象。
玉琮的传播存在两个主要特征，其一是制作工艺的衰减，其二是文化认同的扩展。工艺衰减的“衰”是指客观上玉琮制作工艺的衰退，是相对于良渚玉琮制作工艺而言。如良渚文化之外，其余考古学文化的玉琮，器形均多停留在钻孔或制作出射部的步骤，也大多没有纹饰，部分刻画纹饰的玉琮，其纹饰也远无良渚文化玉琮纹饰那般繁缛精美。“减”指主观上工序或工艺复杂程度的缩减，即在工艺衰退的可能性之外，也存在另一种情况，其他文化人群觉得玉琮没有必要做得那样复杂，主观上省略掉了良渚文化玉琮的部分工序或缩减了复杂程度。当然，有时“衰”与“减”两种情况可能共存。正是玉琮传播中工艺的衰减，造成了不同考古学文化中玉琮形制不尽相同这一现象，且由近及远，玉琮制作工艺的衰减愈发明显。如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或黄河中游陶寺文化的玉琮有时还会制作槽体并刻画简单的纹饰；晋南清凉寺遗址及陕北石峁文化中也能见到制作完整或简化的槽体，但没有纹饰的玉琮；而更远的甘青等地及大多数商周玉琮则多停留在了只钻出孔部或制作出射部的器形，且大多数玉琮射部也只是四角进行简单切割，使其有一个射部的形状而已。玉琮传播随着距离及年代差距渐远，工艺几乎同步衰减，器形也相应地更加简单。
玉琮传播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文化认同的扩展。玉琮文化认同的扩展，其实肇始于良渚文化的扩张。而良渚文化的扩张，则表现为原生良渚文化玉琮、玉璧等器物的向外扩散。以原生良渚文化玉琮为例，其除了在良渚文化腹地的环太湖流域大量发现外，在长江中游的江西丰城、珠江流域的曲江石峡、淮河流域的新沂花厅、黄河流域的偃师二里头、长江上游的成都金沙等遗址也均有出土，形制同环太湖流域的相应器物完全一样。原生良渚文化器物远距离向外输出并持久扩散，即便其背后不一定有良渚文化人群的同步移动，但也显示出其强大的对外文化辐射及文化影响。其结果之一，便是促成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末期先民，对玉琮类器物及相应文化的广域文化认同。当然，如同工艺衰减所体现的玉琮形制变化一样，非良渚文化人群对玉琮的文化认同，也并不等同于对良渚玉琮背后文化的全部吸收。正如其余考古学文化多未复制良渚玉琮纹饰一样，广域先民对玉琮的接受，更多的是接受了这一器物及其应用，以及类似宗教、礼仪，甚至军事等应用所带来的政治或文化等裨益。即便如此，对玉琮、玉璧等文化的广域认同，也反哺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大多数区域，促生了我国龙山时代晚期如陶寺文化、石峁文化、齐家文化等又一波文化高峰。这也为后世以琮、璧等为《周礼》六器并延续数千年的礼仪文化形成，奠定了广泛的文化认同基础。
玉琮传播的两个特征中，工艺衰减是表象，文化认同是内核。一方面，正是玉琮制作工艺由起源地向外规律性的衰减，才否定了南北玉琮不同起源的观点，证实了玉琮这种器物由起源地渐次向外的扩散历程。另一方面，主动缩减工艺意味着即便舍弃复杂纹饰，也依旧保留这种内圆外方的玉器基本结构，显示出先民对玉琮器形的高度认同，这也更利于玉琮的扩散。
玉琮等器物的大范围扩散，其背后可能有着交换贸易、联盟馈赠、武力征伐、人群迁徙、学习仿制等多种原因，但最终都形成了广域的文化认同。正是玉琮等广域流传器物的屡次出现，使得不同区域间的文化彼此借鉴、扬弃、整合，跨区域的广域文化认同得以多次形成，构筑了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区域基础及交流通道，为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孕育与传承奠定了基础。（完）
作者/刘文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