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龙舟竞渡遇上禁令

端午龙舟竞渡究竟纪念谁

端午节赛龙舟的历史特别长。早在南北朝时期，《荆楚岁时记》中就有相关记载，五月五日的龙舟比赛，是百姓为了纪念屈原投江的日子。大家心疼他遇难，划船去救他，后来就形成了这个习俗。

到了唐朝，赛龙舟更是成了全国的热门活动。《隋唐嘉话》记录，当时从湖北襄州往南，家家户户都传，当年屈原跳江后，乡亲们划船拼命救他，后来慢慢演变成赛龙舟的游戏。《襄阳风俗记》里还说，屈原五月五号跳进汨罗江后，他妻子每天到江里扔饭团祭祀。后来屈原托梦给妻子说：“你扔的食物都被江里的蛟龙抢走了！不过蛟龙怕五色线和竹子，你可以用竹叶包粽子，再缠上五色线。”所以现在端午节，大家都戴五彩绳、吃粽子，说是能防蛟龙害人。屈原投江后十天才浮出水面，楚国人发现后，立刻划着船拼命追赶抢救。大家一边划船一边敲锣打鼓，喊叫声撕心裂肺，都想把人救上来。

▲宋代，张择端《金明池争标图》。（作者供《北京青年报》）

后来这种习俗流传下来，就有了赛龙舟的传统，很多人划船时还会模仿当年救人的样子。宋代诗人张耒作《和端午》诗悼念屈原说：“竞渡深悲千载冤，忠魂一去讵能还。国亡身殒今何有，只有离骚在世间。”苏轼在其凭吊屈原的诗作《屈原塔》中有“遗风成竞渡，哀叫楚山裂”诗句，也是把屈原和竞渡联系在一起。

龙舟竞渡还有另外三种说法，一说源于勾践。南宋末年陈元靓在《岁时广记》中《越地传》说，“竞渡起于越王勾践，盖断发文身之俗，习水而好战者也。”北宋元丰年间，高承编纂的《事物纪原》也称竞渡“楚传云起于越王勾践”。二说纪念伍子胥。《荆楚岁时记》另有“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的说法，苏州、嘉兴地区端午节纪念伍子胥，有“五月五，迎伍君”的说法。三是纪念曹娥。浙江地区的龙舟竞渡以纪念孝女曹娥为核心主题。曹娥，东汉时期上虞人，她因父亲溺亡后投江寻尸的传说而闻名，其孝行在宋代被官方大为推崇：北宋元祐八年（1093），宋哲宗下旨修建曹娥正殿，确立其忠孝象征地位；北宋大观四年（1110），宋徽宗敕封其为“灵孝夫人”，进一步推动民间祭祀。自此，浙江地区的龙舟竞渡与曹娥孝道文化深度绑定。

宋朝端午节禁止龙舟竞渡

如今我们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端午节举行龙舟竞渡是为了纪念屈原。到了宋代，端午节竞渡活动却被官方禁止了。

乐史在北宋初期编纂的一部著名的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六之“荆州风俗”条说：“五月五日竞渡戏船，楚俗最尚。废业耗民，莫甚于此。皇朝有国以来，已革其弊。”难道真的是因为劳民伤财就禁止竞渡这一民俗吗？

南宋时期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这样几条文献：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夏四月，戊子，禁湖南竞渡”。乾德五年(967)，“夏四月，戊子，禁民赛神，为竞渡戏及作祭青天白衣会，吏谨捕之”。开宝五年九月，“禁西川民敛钱结杜及竞渡”。宋真宗咸平四年七月，“乙酉，申命诸州禁竞渡”。南宋时黄震知抚州时，禁止船搞竞渡活动，焚毁渡船一千三百多艘，用船上的钉铁创建了五百间军营的房屋。

宋朝官方为何三令五申禁止竞渡？先看看宋朝人端午节的民间龙舟竞渡究竟多生猛——据庄绰《鸡肋编》卷上记载，湖北地区把农历五月十五称为“大端午”，当地会组织龙舟竞渡。各村各自准备一艘船，雇请一名勇猛强悍的人站在船头举旗，身上挂满纸钱。比赛时，各船常因争抢速度或互相撞击发生冲突，甚至有人因此丧命。而参与斗殴致人死亡的人，需按“斗杀”罪行接受刑罚。因此，官府特别颁布禁令禁止此类活动。

淳熙九年（1182）成书的《淳熙三山志》记载福州端午，“是日竞渡以为戏。州南台江沿内诸河，皆龙舟鼓楫，钲鼓喧鸣，彩服鲜衣，共斗轻驶……绍兴中，因乡村争斗杀伤，遂一切拘纳，分诸院修浮桥。船后稍稍复造。”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因福州地区端午竞渡发生争斗导致人员伤亡，官府便将所有涉事人员抓捕，分配到各处官署参与修建浮桥。此后不久，民间船只又逐渐恢复了建造。

南宋庆元三年（1197）四月，江西鄱阳的老百姓按老传统在鄱江上搞龙舟比赛。参赛的大多是一群游手好闲的市井混混，这些人袒胸露乳，成天在船边敲锣打鼓，船只在江面上横冲直撞。每天都有老百姓带着酒到河边看热闹，有的船上有六七个人划桨，喝醉了酒就开始乱来——两船相遇就故意撞对方，船上的人扯着嗓子骂街，互相丢石头打对方，有的甚至射箭放弹。就算有人被打伤，也没人敢去报官。到了五月二日，东湖的一艘船和南岸的一艘船较上劲了，从白天打到天黑都不肯罢休。结果东湖那艘船被撞沉了，五十个人全掉进水里。后来有人在二十里外的江边发现了叫吴六的尸体，他左大腿上的肉竟被江里的鱼啃光了！

还是在庆元三年，南宋时江南某镇赤白二龙舟在竞渡中，赤龙舟持刀挑衅，白龙舟张万二、余万一等持械对峙。两船散开后，赤龙舟李辛一、杨童再次挑唆，双方返航后以刀石混战。赤龙舟因超载失控翻船，13人溺亡，其中詹百廿八等3人被刀砍伤致死，陈再四等10人重伤溺亡。案发后县官拖延半年未审，死者家属投诉至州府。隆兴知府蔡久轩援引律法，“竞渡一节，法有明禁，造意者徒一年，随从减一等，此其条亦不轻矣。”判决如下：主犯张万二、余万一脊杖刺面流放岭南；敛财主谋吴百十七等杖刑编管；划手杨万七等脊杖编管；艄工詹省三杖责；赤龙舟10人因同船死伤免究；挑唆者诸葛大十空免罪。监镇张保义失职被调职。

很显然，政府防微杜渐，减少竞渡引起的械斗或者溺亡的事件，以确保天下太平和社会稳定。

两宋官方龙舟竞渡不在端午

那么，问题来了，宋朝能龙舟竞渡吗？答案是可以的，张择端的名画《金明池争标图》就专门画有龙舟竞渡的画面，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记载皇帝有到金明池的临水殿观看赛龙舟的习惯。

北宋是在三月一日金明池开放的时候赛龙舟，金明池最初是宋太宗修建的水师训练基地，后逐渐融入竞技娱乐元素。《铁围山丛谈》卷第四记载有金明池中曾有一巨型龙舟，上层设有一座名为“时乘”的宫殿。随着时间推移，到宋哲宗绍圣（1094-1098）末年，朝廷下令让著名工匠杨谈主持重建。新龙舟耗时多年才完工，其华美程度远超从前。仅铸造铁质部件就用了十八万斤钢材，其他材料消耗也大致相当——因为龙舟的楼阁殿宇既高大又笨重，必须通过增加重物才能保证船体稳定航行。

宋代龙舟竞渡起源于皇家水军训练。根据孟元老的描述，金明池的竞渡现场很是激烈。只见一艘小舟上站着一名军校，手持长竿，竿上悬挂锦缎、“银椀”等赏物，称为“标竿”，插入靠近水殿的水中。当旗语再次发出指令时，两列龙舟击鼓齐鸣，奋勇争先，谁的船先到，谁就把“银椀”拿走，众人高呼万岁并行跪拜礼。各色船只，都要经过三次竞逐后才可以结束比赛。

南宋也是沿袭北宋的流程来搞竞渡活动。按照耐得翁的《都城纪胜》的记载：“西湖春中，浙江（钱塘江）秋中，皆有龙舟夺标，轻捷可观，有金明池之遗风。”吴自牧《梦粱录》卷一说西湖里的龙舟竞渡是在每年的农历二月初八日，“先进者得捷取标赏，声喏而退，余者以钱酒支犒也。”参与者都有奖励，得胜者得到“标赏”奖杯，参与者也有钱酒犒赏。

有的地方官僚为了发展经济，在灾荒年间，还鼓励龙舟竞渡，以转移百姓的关注焦点，想法提高生产力。皇祐二年（1050），苏州一带遭遇大饥荒，路上饿死的人随处可见。当时范仲淹正担任浙西地方官，他下令开仓放粮，同时招募百姓参与粮食储备工作，救灾措施非常周全。苏州人向来喜欢赛龙舟、做佛事。范仲淹就顺势鼓励民间举办龙舟竞赛，当地太守每天到西湖上设宴款待百姓。从春天到夏天，全城百姓都去游玩。他又召集各大寺庙的住持说：“灾荒之年工钱低廉，正好可以大兴土木修庙。”于是各寺院纷纷动工建新庙，连粮仓管理员的宿舍也翻新了，每天动用上千工人。

有监察官员弹劾范仲淹，说他不关心救灾，官员整天吃喝玩乐，还让公私工程消耗民力。范仲淹于是上书解释：举办龙舟赛和寺庙工程，都是为了把富人的钱财流转到穷人手里。那些做买卖、搞餐饮、当工匠的百姓，每天靠这些工程养活的人数以万计，这比单纯发粮救灾更有效。这一年两浙地区只有杭州安定，百姓没有逃荒。这都是范仲淹的功劳。后来朝廷总结经验：灾荒时发放官粮，同时引导百姓通过劳动创收，这项政策后来被定为常法。先王“救灾不忘发展”的仁政智慧，由此可见一斑。主政地方的范仲淹通过土木工程和鼓励民间娱乐活动来刺激消费，以此拉动地方经济的增长。

屡禁屡弛的民间端午竞渡

宋朝政府为了人身安全，虽然一直严令民间端午竞渡，但是到了南宋之时，个别地方官还是放开了这项民俗活动，反映了官方治理与民间传统之间的复杂博弈。

南宋诗人叶适曾写过《后端午行》一诗，描述了浙江永嘉地区（今温州市）“龙舟竞渡”的情景：“一村一船遍一邦，处处旗脚争飞扬。祈年赛愿从其俗，禁断无益反为酷。喜公与民还旧观，楼前一笑沧波远。日昏停棹各自归，黄瓜苦菜夸甘肥。”叶适有些抱怨官方端午禁止龙舟竞渡活动，他认为要尊重民俗。好在民意不可违，“喜公与民还旧观”，最终容许村民在端午节搞龙舟竞渡这一盛大赛事。

南宋朱辅在《溪蛮丛笑》一书记载了贵州仡佬族的竞渡情况：“蛮乡最重重午，不论生熟界，出观竞渡，三日而归，既望复出，谓之‘大十五’。”面对民间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之风，宋代官府屡颁禁令却收效甚微，人们通过竞渡仪式完成对自然节律的确认，祈求梅雨适时、江河安澜，这种深嵌于土地的精神基因，远非朝廷禁令就能够轻易斩断。

龙舟竞渡本质承载着农耕文明的双重诉求：既是对屈原忠魂的集体追思，更暗含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生存智慧。官方禁令若仅以安全为由简单禁止，实属因噎废食。南方水乡的竞渡传统根深蒂固，是禁令无法消除的，面对此起彼伏的龙舟竞赛，官府也只能屡禁屡弛。到了南宋后期，在南方局部地区，端午节的竞渡禁令已经形同虚设。龙舟竞渡作为农耕文明孕育的独特文化符号，历经千年，依然劈波斩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