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社会，“马”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农业生产、交通工具、军事装备中的超强辅助。
在中国古代社会，“马”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农业生产、交通工具、军事装备中的超强辅助。
汉武帝时，朝廷对马的空前重视，把养马上升为国家战略。汉武帝自己对“天马”更是情有独钟，极度渴求。
谁曾想，一个汉代小人物的一次偶然发现，不仅圆了汉武帝的“天马”梦，还让自己逆天改命，更成为了汉王朝与西域交流互通的重要见证者。
他究竟是什么人，是怎么来到河西走廊的？又为何能在河西走廊实现人生的逆袭呢？
▲莫高窟第257窟“天马”形象。（图片来源：敦煌研究院）
（一）一个改变了命运的“谎言”
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秋，河南南阳新野有一个叫暴利长的人，因违律遭刑，被发遣至敦煌屯田。
有一天，他发现渥洼池附近有野马出没，有的马儿体格健壮，姿态矫健，与众不同。暴利长听说汉武帝酷爱宝马，因此计划捉马献给汉武帝，为自己赎罪。
暴利长在野马经常饮水的池边用土塑了一个假人，手持套马工具立于水边，等到野马们都习惯假人后，他就自己代替假人站在水边，成功套得了一匹好马。
为了将这匹马神异化，暴利长在上报朝廷的时候，编造了“神马出水”的谎言。汉武帝得到天马后非常高兴，亲作《天马歌》———“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天马由此更是名噪天下。
暴利长最后获得了什么赏赐，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但作为这件载入史册的大事件的主角，可以推想，暴利长大概会如愿以偿，由一名被流放的罪人成为功臣。
▲渥洼池风景照。（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
从中原到敦煌，再回到中原，暴利长人生发生了逆转。这也是中原与河西走廊密切往来的一个生动缩影。
事实上，早在秦朝之前，中原地区就与河西走廊有着广泛的人员往来，匈奴进入河西走廊后，原本居住在敦煌地区祁连山一带的大月氏人和乌孙人被迫西迁，匈奴人独占了此地。公元前121年，汉王朝通过两次河西之战，实现了对河西的管辖。
此后，汉武帝决定从中原地区迁移百姓以及刑徒到河西蕃息，并设置郡县治理河西。在朝廷的组织下，大批移民在此兴修水利，开垦田地，传播以儒家文化为主的汉文化，并通过乡里组织建构起交际网络，在河西走廊复制中原地区社会风貌。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西汉在河西走廊南北建立了边防体系，商品经济逐渐发达，儒家文化深入民间，汉族移民已成功在河西走廊生根发芽，羌人、秦胡、小月氏、卢水士民等族群与汉族移民和谐相处，中亚、西亚的物资和佛教文化开始进入普通民众的生活，呈现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方位交融共生的壮丽景象。
▲甘肃悬泉置遗址。悬泉置位于今甘肃酒泉市瓜州县、敦煌市两地的交界处，是两汉时期西域使者和商人通过丝绸之路进出中原地区的必经之地，主要承担传递朝廷公文和军情急报、接待过往官员和西域使者的职责。（图片来源：中新网）
（二）窦融——河西走廊的守护者
随着迁往河西的中原百姓不断地在河西生根发芽，他们中的一部分成为了河西的豪强大族，例如敦煌氾氏、武威田氏、酒泉黄氏等。他们往往凭借军功入仕，后来又依靠儒学修养与仕宦途径成为世家大族。
这些大族或任官乡里，或经略西域，始终牢固掌握着河西的主要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成为促进各民族融合发展的主流力量。
窦氏家族的窦融，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窦融（前16年-62年），字周公，为两汉之际名臣。王莽政权在绿林军起义之下被推翻后，窦融因家族世代任职于河西，熟悉羌人习俗而被更始帝任命为张掖属国都尉。
窦融抵达河西之后采取一系列举措，迅速结束了王莽以来的河西乱局。他积极结交酒泉太守梁统、张掖都尉史苞等地方豪杰，并在更始帝逃亡被杀、中原再次混乱之际，被河西豪强推为“河西大将军”，负责统辖河西五郡内外事务。
▲1974年出土于居延破城子甲渠候官遗址的木简一枚。此简系建武七年（31年），时任“行河西大将军事、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窦融，给河西五郡及张掖和酒泉农都尉的下行文书。现藏于甘肃简牍博物馆。
此时正值两汉之交，中原混乱、匈奴崛起，河西孤悬情形危急。然而在窦融的治理下，河西边地保持了难得的安宁。
在加强边郡塞防管理的同时，窦融大力发展生产，广开屯田，保证粮食供应；组织百姓兴修水利，保稳农业的命脉；整顿货币，完善经济环境。
为缓和王莽时期遗留的汉羌矛盾，窦融发布命令禁止役使秦胡、卢水士民，这极大保护了这些族群民众的安全，使他们可以安心生产。窦融又整顿军备，勤于训练，对军队严于约束，基本结束河西地区的混乱局面，因而“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
▲窦融归汉连环画。（图片来源：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建武五年（29年），在中原王朝彻底安定后，窦融遣史至洛阳奉书献马，接受东汉管辖，被东汉王朝正式任命为凉州牧。
此后，窦融多次恳求将河西五郡行政权交还中央，最终在建武十三年（37年），窦融由河西进洛阳，交还凉州牧印绶，被拜为冀州牧，旋即升任大司空。
窦融自更始元年治理河西，前后共计十余年。在大乱之世，窦融内修经济，外抚羌胡，持续推动了河西地区的安定繁荣与民族间的和平往来。
更可贵的是，窦融在镇守河西之时，反对地方割据势力，极力维护国家统一。窦融的治理，进一步促进了中原与西域，汉与匈奴、羌之间的密切往来。
▲东汉，“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青铜印，是东汉中央政府赐给匈奴首领的官印。（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三）从“偏远之地”到“心手相连”
在两汉时期，汉、羌、匈奴、秦胡、卢水胡等各族百姓在河西走廊共同繁衍生息，使河西走廊逐渐成为中华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羌人自夏商以来世居陕甘一带，随着秦国的崛起，羌人被迫西迁到河湟谷地。西汉在管辖河西走廊后，利用河西走廊的地理位置隔绝羌胡。汉光武帝刘秀出于战略考虑，对羌人实行迁徙政策。河西走廊逐渐出现汉人和羌、胡杂处聚居的局面。
羌人进入河西走廊后，将其擅长的畜牧技术传授给当地居民，促进了该地畜牧业的发展。汉朝在此设立骊靬苑专职养马，巧妙结合西域传入的苜蓿，探索出更好的马匹饲养方式，使得河西地区马匹养殖技术独树一帜。
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著名青铜器——铜奔马，不仅是汉代高超铸造工艺的见证，更是中国古代马文化的象征。
▲铜奔马图片。（图片来源：甘肃省博物馆）
与此同时，中原人常常用丝绸、粮食换取羌人和匈奴的牲畜、皮革，促进了河西走廊贸易往来的兴盛。
经济的频繁交往带动了文化的交流共通。加之新莽末年，中原战乱，众多儒生避居河西。随着官学体系逐步完善，众多鸿儒名士、地方官员纷纷兴学授徒，使儒家文化在河西开枝散叶。
在儒家文化辐射下，河西走廊各民族也受到了广泛的影响，形成了具有共同价值观和文化特征的中华文化圈。在两晋十六国的动荡时期，河西地区保持汉文化底色，在中原板荡后能成为儒家文化重要的复兴之地奠定了基础。
▲甘肃武威磨咀子墓群6号墓发掘出土的汉《仪礼》简，是目前所见最古老的《仪礼》抄本。《仪礼》简出土时，上有削改和勾画圈点的记号，说明此经卷是墓主人生前经常诵读之物，可见“礼”入人心。（图片来源：甘肃省博物馆）
回顾两汉时的河西走廊，各民族与中原王朝虽偶有“小摩擦”，但交融共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各民族百姓在此亲密交往，在饮食、信仰、生活方式上不断交融。他们有的挥锄耕地，有的策马放羊，还有的赶着驼队往来经商，凭借骨子里的坚韧劲儿，在河西扎下根来。
偏远的河西之地与中原“心手相连”，这种跨越地域、民族差异的融合，印证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包容胸怀。也正是凭借这份包容，千百年来，各民族才能在这片土地上共生共荣，不断汇聚成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才有了滋养河西走廊永葆生机的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完）
（作者简介：牛海桢，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民族学博士生导师；董文韬，西北民族大学24级中国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