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作品虽然都是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但往往带给读者超越时空的审美体验，是理解和探讨特定文化传统的捷径。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浦安迪是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成就卓著，代表作有《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国叙事学》《〈红楼梦〉原型与寓意》等。浦安迪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始终秉持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相较于那些习惯性将中国文学边缘化的西方研究者，他采取开放包容的学术态度和中西互释、古今融通的方法，对中国古代小说给予许多客观、积极的评价，让西方认识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价值和地位。
塑造众多“组合形象”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标志性成就
浦安迪笔下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成熟过程，涉及结构模式、形象塑造、叙事节奏、文白混用、反讽意蕴、修辞手法等方面。仅就形象塑造来说，他认为中国古代小说的标志性成就在于塑造出一系列“组合形象”或“组合性格”。
▲12月5日，在吉林省长春市动植物公园，游客观看《西游记》主题的花灯。当日，该园“西游记主题乐园”重新开放，吸引游客"沉浸式”感受西游文化。（图片来自中新社）
在浦安迪看来，“组合”一词大致有两种含义：一为“复合”，一为“集合”。所谓“复合”，是指小说人物在具有一种主导性品质的同时，也不乏其他非主导性的特征。如《水浒传》主人公宋江大体上具备英雄好汉的本色，但也时常出于个人野心和权欲而淡忘江湖义气。所谓“集合”，是指古代小说往往塑造出由多个人物组成的集体形象，最典型的是《三国演义》“桃园结义”故事中的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西游记》中的五位取经者等。《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刘备孙权三人都是乱世英雄，都善于因时因势而为，在政局动荡中建功立业，但曹操身上更多的是权谋、利益算计之类的阴暗面，刘备身上则多了忠于汉室、崇尚兄弟义气等正面品质，而孙权出于守护父兄基业的心态，多了几分不思进取的保守气质，这就把这三人性格区分开来了。由此看来，生活在这些集体形象中的人物彼此映衬、相互对照，最终百花争妍、各有千秋。
“组合形象”的丰富性和集体性，确保中国古代小说人物既不是某种抽象道德品质的代言人，也不是单打独斗的个人形象，而是一个个栩栩如生、性格鲜明的文学形象。虽然他们身上还存在着性格发展不足等缺陷，但瑕不掩瑜，浦安迪谈道，“无论这些16世纪中国作品是否应该称作‘nov-el’，我认为至少可以阐明，它们确实具备了被认为小说所应该具有的文学作用，或更确切地说，它们经得起欧美小说研究论著中的各种文学分析”。
中国古代小说具有独特的结构和文化寓意
伟大作品虽然都是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但往往带给读者超越时空的审美体验，是理解和探讨特定文化传统的捷径。浦安迪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既是文学精品，也是文化结晶，阅读中国小说是了解中国文化的有趣途径。
浦安迪认为，中国文化的特质在于阴阳二元论和五行循环宇宙学，它们是从“肉身所感的时间性维度”向“智识所感的非时间性结构”的升华，为中国人思考“存在及其变化”提供了“一种持久的形式”“整体性视野”。以此为基础，中国古代小说才会出现那些屡见不鲜的二元范畴：动与静、合与分、兴与衰、荣与辱……“这些轴线的不停交替，构成了包含着小说缜密结构的重叠叙述网络”。
基于此，浦安迪指出，尽管中国古代小说并不具备亚里士多德《诗学》“头——身——尾”的三段结构，但这并不等于中国古代小说就没有“结构统一性”。他将“二元互补”“循环往复”视作中国古代小说独有的结构，如《三国演义》以“合”“分”为两大对立互补元素，呈现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结构。
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叙述网络上，活跃着跋涉万水千山的唐僧师徒、啸聚山林替天行道的英雄豪杰、嬉戏于大观园中的贵族青年男女等各色人物。在浦安迪眼中，尽管他们的结局大多并不美好，但并不给人“末世般的终结感”，因为对这些人物的繁复摹仿和详尽讲述本身就表明，他们的故事值得讲述、他们的生活经验值得借鉴，这是“对经验世界基本肯定的看法”。而且，读者从这些小说中也不难感到，个人的悲欢离合、胜败荣辱不过是宇宙或自然律动的一个小小节拍，生活无论如何仍将继续。这些小说建构在深厚中国文化传统基础上，既承认“被讲述出来的经验有着某种积极的存在”，又认同“整体的道德秩序便由此混乱中诞生”。这也体现出浦安迪从存在论和伦理学角度对中国古代小说价值的肯定。
为中国古代小说在世界小说史上争取一席之地
小说是当今世界文学的重要体裁之一，就文化价值、社会影响、读者接受面而论，远超诗歌、戏剧、散文等文类，但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是一种“孤儿文体”，很难远溯到古代世界文学。作为欧洲文学的源头之一，古代希腊罗马文学在史诗、戏剧尤其是悲剧、个人抒情诗等方面成就辉煌。中国自古就是诗的国度，虽然《诗经》、《楚辞》、汉魏六朝乐府诗歌、唐诗宋词等琳琅满目，《左传》《史记》等史传文学叙事艺术极高，但它们都不能简单等同于小说。因此，小说的起源就成为中外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难题之一。
浦安迪借用“小说的兴起”这一当代欧美小说研究的通行概念，在《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等论著中对中国“小说的兴起”作出具体阐释。他认为，时称“才子书”“奇书”的《金瓶梅》《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长篇小说均为典型的文人书案之作。虽然它们与民间故事和说书传统有一定联系，但都经过专业作家的精心打造，孕育于明代中后叶“自我意识浓厚的文化活动”之中。当时社会、经济、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党派（复社、东林党）纷争、东南地区的经济繁荣、印刷业的发展、以修身养性为核心的新儒学的盛行等。这些动荡变化必然体现在文学创作中，“直接促成并有助于说明小说文体的成熟过程”。
这一结论的学术冲击力在于，浦安迪将“中国小说的兴起”定格在1500——1600年的百年变局中，而欧洲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堂吉诃德》（上下两卷）出版于1605——1615年间，英语世界的第一部现代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于1719年才问世，其中含有将中国小说与欧洲小说比肩而立的意思。换言之，现代小说的起源实际上呈现出“多中心”态势，中西小说相互补充，共同缔造了现代小说创作的基本范式。中国小说并非舶来品而是本土产物，在世界小说的发展演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上可见，浦安迪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诸多观点，无疑为西方客观认识和评价中国古代小说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作为一名汉学家，浦安迪在打破世界小说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塑造中国古代小说的正面形象、促进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进而促进中西文化相互理解和交流方面作出了有益贡献。（完）
作者/山东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刘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