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汉学的发展历程中，柯文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航标式人物。
当地时间9月15日，美国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柯文在波士顿逝世，享年91岁。
在美国汉学的发展历程中，柯文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航标式人物。美国汉学发展的主要脉络之一，就是对于中国近代史的两次研究方法转变——从“冲击—回应”理论到“中国中心观”，再到后者又受到质疑和挑战，这也反映了美国历史学家如何看待中国历史的角度和视野。柯文的学术生涯就贯穿于这条脉络之中，他的个人经历也见证了学术史的发展。
▲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柯文。（图片来自香港大学官网）
“我与历史不是一见钟情，而是日久生情。”在回忆录里，柯文这样形容。1955年秋季，柯文进入哈佛大学东亚系读研究生，“其实那时候我对‘历史’知道的并不多。与其说是历史吸引我，不如说是亚洲尤其是中国吸引我。”当时他唯一能了解中国的渠道是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小说《大地》。
从进入哈佛大学，一直到1961年取得博士学位，柯文的主要导师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与史华慈。费正清与邓嗣禹曾合作出版过一部经典作品《冲击与回应》，在这本书中，费正清提出了解释中国近代史发展的经典范式，即“冲击—回应”范式。按照这种解释，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被描述为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冲破传统框架动力的社会，在19世纪中叶经过西方的冲击之后，才发生了巨变，并向现代社会演变。
然而，柯文认为费正清在扭转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还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他传承费正清的思想，同时也反驳了他——对“冲击—回应”理论的批判、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深刻反思，成为他职业生涯前半期的重要主题。
在1970年代，柯文第一次来中国大陆。那时柯文研究中国问题已有二十多年，他陪同美国青年政治领袖代表团而来。他曾形容当时的兴奋心情，“到今天也难以描述”。
1984年，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正式出版，他在书中回顾和批判了美国的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多种研究范式，指出它们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内核，并将多年来思考的新方法命名为“以中国为中心”。
事实上，柯文并不否认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作用，而是认为和其他因素相比，这种作用被经常性地夸大。柯文强调，“鉴别这种新取向的主要特征，是从置于中国史境中的中国问题着手”。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是由其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所决定的，如明清时期的人口激增等，而不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对于西方学界来说，想要真正理解中国，必须要从中国的内部发展来看待问题，才能得到符合历史真实的认识。
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提出后，在西方学界尤其是美国学界立刻引起了巨大反响，因为他突破了“西方中心本位”的束缚，给美国汉学界带来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同时给东西方中国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学术之外，费正清对柯文的影响还有对下一代学人的“慷慨”，柯文曾说过，费正清总是在“穿针引线”，给这个学生建议，帮那个学生写推荐，努力做一名老师应该做的事情。当老师之后，柯文也秉承了这一传统，他说在如何与学生相处上，他深受费正清的影响。“我记得费正清60岁曾对学生们立下规矩——‘不用回馈我，传递给别人。’”
柯文的一生，始终与中国历史进行着深刻的对话，留下了《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走过两遍的路：我的中国历史学家之旅》《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在中国发现历史》等一系列重要著作。如今先生辞世，但他留下的思想火种，仍将继续点亮中外学术界的探寻之路。
参考《学习时报》、潮新闻客户端、《南方周末》等内容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