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主持人撒贝宁一句脱口而出的“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白活了”，瞬间点燃无数人对赛里木湖的向往。
央视主持人撒贝宁一句脱口而出的“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白活了”，瞬间点燃无数人对赛里木湖的向往。
当车辆沿着起伏的山势驶入新疆天山西段的高山盆地，一片层叠晕染的蓝色蓦然扑面而来，车内顿时“哇”声四起——赛里木湖，到了。
美景看到了，可却还有疑问——赛里木湖的意思是什么？
▲游客在赛里木湖畔游玩、拍照。新华社记者辛悦卫摄
赛里木，在蒙古语中指“山脊梁上的湖”，哈萨克语中则带有“祝愿”的意思。无论哪一种，当它们与汉语的“湖”字结合起来，便构成了语言学中的一个特色现象——“合璧词”。
如同两块美玉互嵌为一，这些“不明觉厉”的合璧词将来自不同语言或方言的语素“拼”在一起，构成一个新的完整词义。
生活环境的“翻译官”
在辽远无垠的草原上，“勒勒——”的吆喝声回荡天地，那是牧人驱赶牛羊时发出的悠长号令。这一典型的游牧民族生活场景，与汉语的“车”结合，最终凝结成了一个既具音韵美感、又充满环境特色的名称——勒勒车。
勒勒车是蒙古族传统的交通工具，多由草原上常见的桦木制成。其最显著的特点是车轮高大、车身轻巧——这是游牧民族为适应环境所做的卓越创造。它能够有效越过障碍、减小行进阻力，畅行于坑洼的草地、积雪的荒原、泥泞的沼泽乃至松软的沙漠，因此被誉为“草原之舟”。
中原地区的造车技艺早在商代殷墟遗址中，便有明确实物印证。勒勒车的起源虽已难追溯，但较早记载见于《汉书》中提及的“辕辐”。
北朝时期，活跃于漠北的铁勒人以善造车闻名，其所造之车“车轮高大，辐数至多”，尤为适应草原地貌，该部也因此被称为“高车人”。至辽代，蒙古族的造车技术已相当成熟，车辆广泛用于游牧生活。
▲勒勒车首尾串联，一人可驾驭三五辆，甚至十余辆，有“草原列车”之称。（图片来源：澎湃网）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像“勒勒车”这样凝结着多元族群对环境认知和生存智慧的“翻译官”还有许多。
譬如位于陕北与内蒙古交界处的“红碱淖”——汉语“红碱”道出水色与土壤特性，蒙古语“淖”则意为湖泊；又如内蒙古的“忽鸡沟”——蒙古语“忽鸡”意为碱，与汉语“沟”字相连，勾勒出一幅自然与人文交织的图景。
在云南，“澜沧江”将傣语“澜沧”的“百万大象繁衍的河流”的磅礴意象与汉语奔流之“江”结合，展现对自然的共同认知；怒江峡谷中“阿究娃底”，则以怒语“阿究”与傈僳语“娃底”（二者皆指“坪地”）清晰记录了两个民族的先民在这片土地上毗邻而居的历史记忆。
▲澜沧江孔雀渡风光。大理州委宣传部 供图（新华网发）
这类合璧之名，以最朴素也最持久的方式，记录下多民族百姓对自然环境的共同理解与认识。
共居共融的“黏合剂”
还有一些合璧之名，将不同民族迁徙共居的经济互动和情感记忆编织进同一片土地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微观见证。
例如，如今新疆活力满满的“巴扎街”，融合了维吾尔语“巴扎”（意为市场）与汉语的“街”，记录了多民族商旅在这一东西交汇之地热闹往来的日常场景。
又如“达坂城”中的“达坂”，维吾尔语中意为“山的脊梁”，此地自汉唐以来便是军事和交通要塞，后逐渐发展为一座繁荣的边陲重镇。
▲新疆莎车县的一处综合巴扎。新华社记者李响摄
在陕北高原，常见如“陈家伙场”“高家伙场”等以“姓氏+伙场”命名的村落。“伙场”原是当地方言中对房前屋后空闲地的俗称，后延伸指代合伙劳作、协作生产的方式——这类名称源自历史上汉族与蒙古族群众在农业生产中资源共享、互助共生的真实记忆。
文化的融合随着经济交往日益深化。在晋陕通往内蒙古河套地区的通道上，有一处叫“敖包梁”的地方，静静诉说着历史上农耕与游牧的相遇与融合。“敖包”源自蒙古语，通常指用石头、土或柳条堆砌而成的“堆子”，是重要的界标或祭祀载体；“梁”则是陕北汉语方言中对长条状黄土山丘的称呼。
清代以来，尤其在“走西口”的推动下，大量来自山西、陕西汉族移民进入内蒙古地区开垦定居。蒙汉两族在这片土地上比邻而居、频繁贸易，文化也悄然相融。
▲内蒙古的敖包祭传统。（图片来源：黄花沟草原旅游度假区网站）
至今矗立于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井克梁村的“金肯敖包”，正是一个极佳例证。它所祭祀的，是成吉思汗的功臣木华黎。尽管今天村中居民多为汉族，但他们不仅完好保存了这座敖包，更与内蒙古乌审旗的蒙古族牧民共同延续着祭祀传统。一处敖包，成为两地民众文化共生和深厚情谊的象征。
指向未来的“活地标”
如果说前面的这些名称更多承载着历史上多民族交融共生的记忆，那么今天，还有更多“合璧之名”正随着经济发展和文旅开发被重新点亮，成为多民族共建共享的活力地标。
以滇黔交界的乌蒙山为例。清代，云贵总督鄂尔泰曾认为“乌蒙”二字有“乌暗蒙蔽”之意，奏请将其改名为“昭通府”。于是，作为地名而沿用千年的“乌蒙”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作为山名，它一直保留至今。
实际上，“乌蒙”在彝语中是“阳光灿烂、鲜花盛开的地方”，意象明媚且富有诗意。
近年来，随着云贵两省乌蒙山生态文化旅游的兴起，乌蒙山区已从昔日的“边陲僻壤”变为多民族共生共荣的宝地，其名称本身也演变为一个响亮的品牌。
▲夜幕降临，热闹的云南昭通古城。（图片来源：新华网）
▲贵州六盘水乌蒙大草原，游客行走在花海中。新华网发（赵桦 摄）
类似的转变正在更多地方发生。那拉提草原（哈萨克语“太阳最早升起的地方”+汉语“草原”）作为伊犁河谷的著名景区，近年来因骑行、露营和非遗体验等而持续走红，成为新兴文旅IP。
阿尔山（蒙古语“热的圣水/圣泉”+汉语“山”）曾是大兴安岭西南山麓的宁静牧区，如今凭借夏季温泉康养和冬季冰雪运动，成功推动跨区域旅游的蓬勃发展。
禾木村（图瓦语“棕熊背上肥美的油”+汉语“村”）本是新疆阿勒泰地区图瓦人原始聚落，近年来依托传统生活方式发展特色民宿和文化活动，从偏远山村成长为国际知名旅游地标。
▲冬季阿尔山丰富的冰雪活动。（图片来源：澎湃网）
这些“合璧之名”如今在更广阔的国家乃至世界视野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与此同时，一些“新生”的合璧地名也频频亮相，尤其在一些旅游度假区、跨地域经济合作区等，成为融汇地理标识与经济、文化价值的响亮符号。
当今天各地的人们来到草原乘坐勒勒车、漫步于热闹的巴扎街、眺望奔腾的澜沧江，这些“合璧之名”已不再是静态的历史遗存，而成为一种动态生长的文化现象。
正是在这些看似寻常的地名背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被不断书写，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指向未来的“活地标”。（完）
（作者：许玲玉；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办公室青年理论学习小组）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