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杨振宁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17天前，他刚过了103岁生日。
▲杨振宁。（清华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图）
2025年10月18日，杨振宁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17天前，他刚过了103岁生日。他的朋友，曾担任第十、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的王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彼时，他已住进301医院。“一直到最后，他脑子都是清楚的。”王征说，杨振宁不同意插管治疗，夫人和儿子也非常尊重他的意见。
王征提到杨振宁有两个特质，一是精力旺盛，90多岁时在香港，还自己开车；快100岁的时候，还同歌手孙楠一块唱过卡拉OK，“唱到很晚，也没说我年龄大了要回去”。二是学识渊博，同他聊天时，“政治的、经济的，什么都懂”。
在王征看来，不论是事业、爱情还是寿命，杨振宁的一生都“近乎完美”。没有再拿一次诺贝尔奖，可能是他唯一的遗憾。王征曾问过杨振宁，诺贝尔奖有没有规定一个人不能得两次？杨振宁很快给出回答，“没有这个规定，只不过他们还没给我。”
邓稼先去世后，杨振宁给其夫人的电报中写道，“邓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有意识地前进的。没有彷徨、没有矛盾”。在王征看来，这句评价同样适合杨振宁。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则这样评价杨振宁，“物理学的巨大成就仅仅是杨先生的一半，另外一半是他的中国情怀，两者互为表里，关系密不可分。”
是起点，也是终点
杨振宁喜欢英国诗人T·S·艾略特的长诗《四个四重奏》，并亲自译成中文。其中的两句是：“我的起点，就是我的终点……我的终点，就是我的起点。”“我们将不停地寻索，而我们寻索的终结，将会达到了我们的始点，从而第一次了解此地方。”
这两句诗亦是杨振宁人生的注脚。
他将自己晚年在清华的住所取名为“归根居”，这里距离他在科学馆二楼的办公室，也就是他父亲杨武之曾经工作的地方步行不过十分钟。
1929年，杨武之到清华大学数学系任教，7岁的杨振宁也跟随父母住进了清华园。1938年，杨振宁念完高二，在两万多名考生中以第二名的成绩考进西南联大。
杨振宁在《读书教学四十年》一书中回忆，吴大猷和王竹溪是对他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在西南联大，吴大猷引领他走上对称原理的研究方向，王竹溪给了他统计力学方面的启蒙——这正是杨振宁后来在科学上获得顶尖地位的两个领域。
1956年10月，34岁的杨振宁与30岁的李政道在美国《物理评论》发表文章，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并因此在次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对普通人来说，如何理解这项工作的价值？华裔物理学家、MIT数学系教授郑洪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提供了一个形象的说明：物理学界有一个通俗地说法，诺贝尔奖分为三等，第三等的贡献是第二等的1%，第二等的贡献是第一等的1%，60年前杨振宁与李政道因提出“弱相互相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获得的诺贝尔奖是其中的头等——爱因斯坦是唯一的例外，特奖。
而杨振宁更重要的贡献，是1954年与罗伯特·米尔斯共同创立的“杨-米尔斯规范场论”。这项理论起初并未引起广泛关注，却在随后半个多世纪中重塑了人类对宇宙基本规律的理解。
1994年，杨振宁因“杨—米尔斯规范理论”成就获得美国鲍尔奖，颁奖词说，“‘杨—米尔斯规范理论’的重要性，可以与麦克斯韦与爱因斯坦相提并论。”
“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一些物理学家的名字，像麦克斯韦、爱因斯坦，量子力学初建时的海森堡、薛定谔以及狄拉克。现在再要往下排的话，我想杨先生的名字就要算在里面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原院长聂华桐教授曾如此评价杨振宁的地位。
1999年，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举行的杨振宁荣休学术讨论会晚宴上，与其共事多年的数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费曼·戴森作了题为《杨振宁——保守的革命者》的演讲。
他说，“和重建城市以及国际政治一样，在科学中摧毁一个老的结构比建立一个持久的新结构容易。革命领袖可以分为两类：像罗伯斯庇尔和列宁，他们摧毁的比创建的多；像富兰克林和华盛顿，他们建立的比摧毁的多。无疑，杨是属于后一类的革命者，他是一位保守的革命者。和富兰克林以及华盛顿一样，他爱护过去，尽可能少摧毁它。他对西方科学的杰出思维传统和对中国祖先的杰出文化传统同样崇敬。”
“杨振宁不仅是物理学上保守的革命者，而且在社会改良上也是一位保守的革命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研究院维尔切克量子中心副主任、教授施郁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他看来，杨振宁以为中国负责的态度，以偏保守的方式，一步步推进中国向好的方向进步。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布置了杨振宁先生缅怀室。杨振宁的办公室就在这栋楼，这里也是他父亲杨武之工作过的地方。2025年10月19日上午，人们在清华大学杨振宁缅怀室门口排长队吊唁。（南方周末实习生吴慧涵/图）
“千里共同途”
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交往的大门重新打开。在此前一年，1971年7月，杨振宁到中国访问，是最早由美国到中国访问的华裔科学家。
行程当中的一站，是他的出生地安徽省合肥市。在合肥访问时，杨振宁住在专门接待外宾的稻香楼宾馆。在宾馆的房间墙上，他看到毛泽东写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诗句。
几天后，杨振宁到北京访问。中国科学院在北京饭店顶楼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欢迎宴会。当时中国科学界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像周培源、吴有训、竺可桢等杨振宁老师辈的人物，都在大门口迎接。
在宴会上讲话时，杨振宁特别提到了自己在稻香楼宾馆看到前述诗句时内心的感触。
杨振宁于2003年底回国定居。2004年至2005年，施郁在杨振宁身边工作过。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杨振宁的办公室墙上有一张用镜框裱起来的小报纸，上面就写着‘为有牺牲多壮志’。”
杨振宁在1964年选择加入美国籍，内心深处一直存在遗憾。
他在文章《父亲与我》里写道，“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指杨振宁父亲）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华中科技大学物理学退休教授杨建邺在《杨振宁传》中记录了一个场景：1996年，杨振宁到华科演讲，当主持人介绍杨振宁于1957年获诺贝尔奖时，立即插了一句——“那时我持的是中国护照！”
2021年，杨振宁在出席自己的百岁华诞庆祝活动上，谈起了50年前和“两弹元勋”邓稼先的一段往事。
1971年他第一次访问新中国时，好友邓稼先给他写了一封信。在信的最后，邓稼先写了一句话，“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说，我这以后50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瞩望，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杨振宁说。
1971年以来，杨振宁在建立中美了解上做了许多工作。1977年，他出任全美华人协会首任会长。1980年，他在自己就职的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创办了中美教育交流委员会，自美国和中国香港募捐，建立访问学者项目，支持中国人到石溪做访问学者，有八十余人得到项目支持，涵盖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医学等多个领域。
新中国第一位博士、研究高能物理学的马中骐就是这一项目的受益者。2023年10月，在苏州阳澄湖畔的一家养老院里，南方周末记者见到了83岁的马中骐。谈及一年多的访问对他的影响，他直言，“太大了，太大了”。
到石溪的第一天，他便去拜访杨振宁，汇报工作计划。因为他过去做过磁单极的研究，因此想继续这方面的工作，同时也想开展量子力学的一个基本定理——莱文森定理的研究。
杨振宁对他说，磁单极的工作可以做，但这只是跟在别人后面做。莱文森定理则不一样，这是基础的工作，“基础的工作就是重要的工作”。之后，他便把自己的文章和133页的计算稿给了马中骐。
花了两个月时间，马中骐彻底搞懂了杨振宁的计算稿。掌握了这个方法，马中骐再去研究莱文森定理，把它的适用条件作了修改，并把定理推广到相对论情况。
打算发表文章时，考虑到莱文森定理是杨振宁给他的题目，马中骐打算同杨振宁合作。“杨先生不干，让我一个人写”。多年以后，马中骐才明白杨振宁的用意，“他是爱护年轻人，如果这篇文章是我们合作发表，那人家肯定认为这是杨先生的文章，跟我就没关系了。他考虑得非常周到，给了年轻人很多机会。”
▲位于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一楼119房间的杨振宁先生缅怀室。（南方周末实习生吴慧涵/图）
非常地“傻”
在舆论场上，对杨振宁的一种评价，是为人很“精”。
杨振宁的妻子翁帆在一篇题为《杨振宁先生的“精”与“傻”》的文章中对此曾回应，“杨先生做人做事总是客观秉承着对与不对的原则，个人的利益从来没有在他的思考范围内，也从来没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明哲保身态度。我看到的杨先生不是很‘精’，而是非常地‘傻’。”
她提到，杨振宁在1971年访问新中国，回美国后在许多地方，包括许多大学和好几个中国城，都做了介绍新中国的演讲，介绍“中国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举动让美国中央情报局多次找他“谈话”。20世纪70年代后期，杨振宁出任全美华人协会会长，向美国社会介绍新中国，强调中美建交的必要性，遭到国民党驻美国机构的辱骂，“他当时这样做，是承担着一定的政治风险的”。
翁帆提到的另两个例子，是杨振宁在中国是否上建造高能加速器和超大型对撞机的讨论中，都站在了反对立场。
这一态度与杨振宁对高能物理学发展的判断有关。1980年，一场高能物理未来的会议上，杨振宁说了句话，“在以后的10年间，高能物理最重要的发现就是：‘the party is over’（盛宴已经结束）。”
到了2016年，一场关于“要不要花2000亿元建设大型粒子对撞机”的争论，在中国科学界引发一场讨论。
这一年9月4日，杨振宁公开发表文章，称“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首次公开了科学界内的不同声音。前有华裔数学家丘成桐等通过媒体发声，表达支持中国建造大型对撞机的态度，后有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就杨振宁意见撰文针锋相对，随后在美工作的32位华人物理学者联名支持中国建造“希格斯工厂”。
北京大学教授饶毅曾回忆，2019年，王贻芳获未来科学奖的物质科学奖。杨振宁不仅事先、事后从未批评，而且亲自参加颁奖仪式，“这是杨先生君子风范的自然流露”。
▲2004年，杨振宁在清华大学给大一本科生上课。（清华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图）
东篱归根翁
1999年，杨振宁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理论物理研究所退休。荣休晚宴上，他想起了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又用朱自清的“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激励自己。
4年后的2003年，杨振宁从美国全职回到清华工作。他是受清华大学之邀，来帮助建设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2009年改名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教授朱邦芬注意到了杨振宁心态的转变——他写了首《归根》的诗，里面的两句“耄耋新事业，东篱归根翁”表明，回归后的杨振宁开始了新事业，也开始了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杨先生在回来之后，经常有人说他年纪大了，这是片面的看法。”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曾评价，杨振宁是定海神针，帮助清华引进了一批原本不可能回来的大师级的科学家，“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杨先生回到国内、回到清华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对海外资深学者的影响非常大”。
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全职加盟清华高等研究中心，美国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张首晟成为高等研究中心的客座教授等，背后都有杨振宁的身影。
“杨先生对招聘杰出人才到高等研究中心工作费心思量，对每位候选人都要仔细研究其学术背景和已有的学术成就，往往谈了多位，每位谈了数轮，最后才成功一位。”朱邦芬在文章中写道。
2013年，清华大学薛其坤院士领导的团队通过实验发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在朱邦芬看来，正是杨振宁为张首晟和薛其坤间的合作提供了平台。
不仅是招募人才，在为清华高等研究中心筹措经费上，杨振宁亦费尽心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葛墨林撰写的《我知道的杨振宁》中提到，杨振宁个人和家人共捐款100万美元。同时，他还凭借个人影响在美国、中国香港等地募集资金，截至2017年，累计募集资金已经超过1500万美元。回国后，杨振宁在清华大学的年薪为100万元人民币,他也都捐给了研究中心。
2018年10月20日，96岁的杨振宁以西湖大学董事会名誉主席的身份，为西湖大学成立揭牌。
“西湖大学是一所非常年轻的大学，但是得到了老一辈科学家极大的支持。”施一公曾说。2016年，“量化交易之父”西蒙斯夫妇到清华访问时，杨振宁专门让施一公从杭州过去一起晚餐，他告诉施一公，西蒙斯很有钱，并且愿意做慈善捐赠，也许可以帮助西湖大学。
他也不止一次向施一公表示，如果年轻30岁，他会加入西湖大学，就像当时参加石溪分校一样，创建一个新的学科。
2011年10月19日，南方周末记者第一次见到杨振宁。当时的他，说话声音中气十足，思维敏捷，表达清晰，完全不像一位已经89岁高龄的老人。采访结束时，问他平时如何保养身体，杨振宁笑着说，自己平时既不喜欢运动也不吃什么保健品，父亲还有糖尿病，但他却没有遗传到，因此自己的长寿纯属“运气好”。
杨振宁去世当日，合肥气温骤降，一整天都下着细雨。
晚上6点多，天色已暗，该市四古巷杨振宁旧居的纪念墙门口，短短不到10分钟，已经有十来个人前来拍照留念。一位大爷说，他的儿子今年30岁，还在读博，“他最崇拜的就是杨振宁，让我特意来给他拍张照片”。（完）
•（陈浩对本文亦有贡献。参考书目：杨振宁、翁帆《曙光集》《晨曦集》，江才健《杨振宁传：规范与对称之美》，杨建邺《杨振宁传》，葛墨林《我知道的杨振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