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西交流之始，它便是早期汉学家研究与翻译的对象，成为汉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对海昏侯墓出土文物的研究不断深入，更多的历史信息被发现。近日，南昌汉代海昏侯墓考古发掘成果公布十周年暨汉代区域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公布了海昏简牍的最新修复进展。其中，海昏侯墓中出土《诗经》相关简牍约1200枚，并首次发现秦汉时期全本《诗经》。
▲2024年7月17日，民众走进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参观游览。（图片来自中新社）
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有崇高地位。梁启超曾说，“《诗经》为古籍中最纯粹可靠之书，绝不发生真伪问题。”它是来自民间的谣曲，记录了从西周到春秋最真实的社会生活百态：隔壁的邻居、田间的劳作、两情相悦的男女、共赴战场的兄弟、君王与宾客的宴饮……这些动人的情态，无一不幻化为韵词律句，在这部文学经典里铺陈开来。
正因如此，《诗经》被一代又一代读者反复吟诵，也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自中西交流之始，它便是早期汉学家研究与翻译的对象，成为汉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现有资料，最早对《诗经》进行翻译的是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1626年（明天启六年）他在杭州刊印了拉丁文《中国五经》一册，并附注解，但该译本下落不明。
康熙年间，法国传教士白晋著有《诗经研究》，他先是研习《易经》，后将索隐之法述及《诗经》研究。他运用汉字字形解析法解读《诗经》中的字句。比如在解释“后稷呱矣”和“诞我祀如何”时，白晋说“啼”是由左边“口”和右边的“帝”组成，其原意即为“帝哭”，指后稷降生后的第一声啼哭。而“我”是由左边的“手”和右边的“戈”组成，手持戈，显然是人，从而得出后稷是人又是神的结论。
此后，西方学者对《诗经》的研究不断深入，成为汉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进入近现代，众多著名汉学家也在此领域成果丰硕。
▲江西南昌，游客在拍摄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展出的青铜动物玩具。（图片来自中新社）
德国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起先研究神学与哲学，一次偶然的机会读到外文版《诗经》，进而对原文产生强烈好奇心，就这样一发不可收拾，进入汉学研究的行列。顾彬对《诗经》的文学地位给予极大肯定，认为世界文学、文化均是从《诗经》开始。
“如果从国外说，我们都承认存在比《诗经》还早的作品，但其成就均比不上《诗经》达到的高度。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文学就是从《诗经》开始。”顾彬分析，在《诗经》中有一个问题需要关注，即中国人对神灵的态度。在《周颂》中，真正献给神灵的诗句并不多，其中的一些君王，比如周武王单独受祭祀的都少，这其中是否暗含某种关系很值得分析。
北马其顿汉学家冯海城2006年来到中国，先后在华中师范大学取得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北京师范大学取得汉语言文字学博士学位。此外，他还出版了20余部中文外译作品，发表了多篇汉学研究论文。
“如果人们想进入中华文化，首先就要读诗歌。”在冯海城眼中，“中国诗歌能够给读者提供极大的审美乐趣。”他的翻译工作也专注于中国古典诗词，出版了马其顿语译本的《古代中国诗歌选》《李清照词全集》《苏轼诗词选》等。
他以《荷马史诗》为例和《诗经》对比，认为《诗经》的内容范围更广阔、类型更丰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比《荷马史诗》对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更深远。由他翻译的《诗经》塞尔维亚语译本出版后，塞尔维亚语国家的读者首次有机会阅读这部世界文学巨著的完整版。谈及《诗经》的当代意义，冯海城认为，读者在《诗经》里可以看到自己生活中的美、欢乐、忧虑等。
从海昏侯墓中出土的简牍，到世界各地学者的深入研究，这部跨越千年的诗歌总集在新的时代依然以真挚的文字，诉说着世间的故事。
综合《光明日报》、中新网、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众号、《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内容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