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滉为何画《五牛图》

“一牛络首四牛闲，弘景高情想像间。舐龁讵惟夸曲肖，要因问喘识民艰。”乾隆十八年（1753年），乾隆皇帝在唐代韩滉名画《五牛图》的画心上题下这首诗，表达出与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的不同意见。

赵孟頫曾藏《五牛图》，并三次题跋，第二次时赞“神气磊落，稀世名笔也”，并认为该画主题典出陶弘景。梁武帝曾想重用隐居山中的陶弘景（时人称他是“山中宰相”），陶弘景遂“画二牛，一以金络首，一自放于水草之际”，暗示不愿为头戴金饰而操劳，“梁武叹其高致，不复强之”。在《五牛图》中，确有一头牛头戴金络，另四只无，而韩滉和他的父亲韩休都在唐朝当过宰相，案牍劳形，或有“急流勇退”之情。

韩滉画《五牛图》时才三十岁出头，任通州（今四川省达县市）长史（刺史的副手），正在事业的上升期，怎会想到隐退？韩滉“性强直，明吏事”，他一生刚愎自用，揆诸史实，可知赵孟頫之论不确。然而，乾隆认为韩滉真正想表达的是“丙吉问牛”之意，意在劝耕重农、不失天时，似亦属“想像”。

《五牛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纸本绘画，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乾隆当年特意将它藏在中南海丰泽园的春耦斋中，1900年被八国联军劫走，经半个多世纪漂泊，上世纪50年代又回到故宫，2012年被列入《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韩滉为何画《五牛图》？他究竟想表达什么？只有深入了解韩滉这个人，才能找到答案。

▲（唐）韩滉《五牛图》卷（局部）。（图片来自《北京晚报》）

和韩愈可能不是同族

唐开元十一年（723年），韩滉生在京兆长安（今属西安市），父韩休有9子，韩滉排第7。韩家属高门，自称原籍昌黎。昌黎韩氏在唐任官40余人，且“二代为相，一为左仆射（相当于副宰相）”。诗人韩愈也自称昌黎韩氏，可能是冒牌。

韩休一家祖籍颍川，北魏时迁昌黎，但“非今日之昌黎（今昌黎属河北秦皇岛市）”，而是古昌黎（今辽宁义县地区）。当时重门第和阀阅（即家族功绩和为官经历），是选官重要依据，韩滉即凭“荫”入仕。

韩休家族几代人生在长安，他们的身份标识仍是昌黎韩氏。至于韩愈，一生既没去过“今昌黎”，也没去过“古昌黎”，只是精神上的昌黎人。

韩休以直谏闻名。据史料载，他当宰相时，唐玄宗曾对镜不乐，有人劝：“韩休当宰相后，您瘦多了，为什么不将他罢官？”唐玄宗说：“我瘦不要紧，只要天下人都长胖。宰相萧嵩事事顺着我，退朝后我睡觉都不踏实；韩休常和我争辩，可退朝后我能睡安心。用韩休是为国家，不为我自己。”

话说得很漂亮，但事实上，韩休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三月上台，十月被罢，任相不足7个月。

韩休真是正直的丞相吗？未必，他之所以“直谏”，因与同任宰相的萧嵩有矛盾，而韩休能当宰相，还是萧嵩推荐的。

据学者陈驾衡在《韩休及其家族相关问题探究》中钩沉，萧嵩因军功入相，深得唐玄宗信任，唐玄宗的女儿新昌公主嫁给了萧嵩的儿子，但萧嵩此前与裴光庭“同位数年”“争权不协”，裴光庭去世后，唐玄宗特批萧嵩，可自荐搭档。

韩休留下大隐患

萧嵩本推荐王丘，王丘“讷于言词，敷奏多不称旨”，与萧嵩交好，无威胁。王丘自知不足，转推荐韩休，称他“绩深官曹，望在舟楫”，即名声好、为人柔和，萧嵩也觉韩休“柔和易制”，就答应了。

据陈驾衡钩沉，韩休上位后，“数与萧嵩争论于上前，面折嵩短”，萧嵩不得不辞职，唐玄宗劝“朕未厌卿，卿何庸去”，萧嵩说：“如陛下厌臣，臣首领之不保，又安得自遂？”当场流下眼泪。唐玄宗只好将韩休、萧嵩都罢相。

《资治通鉴》称：“上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是儒生视角的想当然之论，唐玄宗重视有军功、有理财能力、有管理能力的官员，很少任用文学之士为相，韩休恰以文学见长，张说称：“韩休之文有如大羹（不和五味的肉汁）玄酒（清水），有典则，薄滋味。”

韩休的这番操作为他赢得名声，宋璟便称赞：“不谓韩休乃能如是，仁者之勇也。”

韩休没解决实际问题，还留下一个大隐患。韩休的宰相任命下达之前，李林甫通过高力士、武惠妃，事先得到消息，并泄露给韩休，“休既相，重德（李）林甫，而与嵩有隙，乃荐林甫有宰相才”。

韩休囿于个人恩怨，又无识人之明，后与他儿子韩滉同时任相的柳浑苛评他“以狷察（意为偏急苛察）为相，不满岁而罢”。韩休为此也付出惨痛代价，“安史之乱”，敌军攻破长安，韩休的三个儿子（韩浩、韩洪、韩浑）和四个孙子（韩洪的四子）遭擒杀。

擅长实务 站队正确

父亲的人生遭遇给韩滉留下深刻印象，故他重实操，不满足于成文学之士，而是成为理财家、法律家、管理家和军事家。

韩滉初期任参军，他的五哥韩汯任知制诰（负责草拟诏书等）时，适逢王璵（音如于，本义为美玉）将任相，由韩汯草拟任命文书，依例要写几句溢美之词，韩汯却不肯写，因此得罪王璵，韩滉的仕途亦遇坎坷。

王璵习礼学，见唐玄宗崇道，便上疏建议，在东郊设春坛祭祀青帝，得唐玄宗赏识。据《太平广记》，王璵喜写碑志谀墓，一次求文者送润笔费，误至邻居右丞相王维家，王维挖苦说：“大作家在那边。”

因擅长实务，韩滉被时人传说成智慧化身。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记，韩滉在润州（今属江苏省镇江市）与人夜饮，忽闻女人啼哭，让小吏将其逮捕。女人称丈夫死了，正抚尸痛哭，韩滉说这哭声“疾而不悼”，勉强又胆怯。一验尸，在死去的丈夫头上果然发现一铁钉。

这类“勘铁钉”故事在先秦就有，翻作至今，多部京剧用此情节，智慧主角是包拯、狄仁杰。晚唐人说是韩滉，可见他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韩滉上位，因站队正确。唐代宗大历年间，韩滉任吏部郎中、给事中，富平县令韦当被盗匪杀，而盗匪竟是太监掌控的北军中人假冒，时任监军鱼朝恩劝皇帝下诏赦免，韩滉知无法按正常程序办，便以密奏的方式，请唐代宗下旨处决，唐代宗对宦官权力过大有提防心理，密奏迅即被批准，韩滉又一次赌对了。

唐代宗大历六年（771年），韩滉任户部侍郎，判度支，掌控全国的赋税收入。

有瑕疵不掩大节

韩滉也有欺上瞒下、拉帮结派、不择手段的一面。

大历十二年（777年）秋，长安大涝，韩滉坚称灾情不重，拒拨款。唐代宗让地方官们上报，渭南县令刘藻称无灾，让户部派人调查，回报仍称无灾。唐代宗亲自派人调查，果然灾情严重。韩滉为政绩“掊克过甚”，且结党，被调到苏州，韩滉却由此走上巅峰。

据学者杜阳阳在《韩滉与唐德宗御边政策的转向》中钩沉，唐德宗上位后，开始大规模削藩战争，“内自关中，西既蜀、汉，南尽江、淮、闽、越，北至太原”均成战场，“月费钱一百三十万贯，判度支赵赞巧法聚敛，终不能给”。

贞元二年（786年），削藩战争已全面失败，唐朝国策是东南不驻重兵，韩滉主抓的浙西镇海军本弱旅，但他“安辑百姓，均其租税，未及逾年，境内称理”，不仅成唐廷财政支柱，镇海军规模也迅速扩大，一时告韩滉“阴蓄异志……外议汹汹，章奏如麻”。唐德宗忙召韩滉入京当宰相，韩滉明知遭猜忌，仍坦然回到长安，还劝说同遭猜忌的、河南宣武军的刘玄佐同回，彻底化解了东南风险。

回长安后，韩滉掌军政大权，“朝廷委政待之，至于调兵食、笼盐铁、勾官吏赃罚、锄豪强兼并，上悉仗焉”，第一年运到长安的粮食达47万斛，第二年70万斛，第三年100万斛，“米价遂贱，防秋士马储糗更无阙”。

宋代名臣李纲说：“自天宝而后兵拏不解，肃、代、德宗之朝有刘晏、韩滉之流，皆通于财计，权百货之低昂，笼天下利，以佐军兴，不敛于民而国用足。”韩滉本可成唐朝的中兴名臣。

史书对他有褒有贬

韩滉不计个人安危，回到长安，意在支持唐德宗向西北用兵。贞元三年（787年），韩滉病逝，终年64岁。接替他掌财的窦参等内斗不止，无力提供充足的战争经费，宰相张延赏排斥名将李晟，致军心涣散。

韩滉与父亲韩休不同，他有识人之明，时人称他“取宾佐僚属，随其所长，无不得人”。任户部侍郎判度支时，李晟只是一名低级军官，一次李晟来汇报军事状况，韩滉对他极客气，还让儿子拜见李晟，并“厚遗器币鞍马”。

韩滉也有很像父亲的一面，即重俭德，公私分明。

《新唐书》说：“滉虽宰相子，性节俭，衣裘茵衽，十年一易。甚暑不执扇，居处陋薄，取庇风雨。门当列戟，以父时第门不忍坏，乃不请。”“居重位，清洁疾恶，不为家人资产。”

韩滉家中只有堂屋，没两边房子，他的小弟韩洄稍微修了几间，韩滉要求立刻拆去，表示堂屋中放着父亲画像，万一房塌，岂不毁坏？不要再修什么了。

《新唐书》《旧唐书》对韩滉均有褒有贬，因时代需要能臣，韩滉做不到“平时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而求事功又会陷身功利中，引人不满。当一个无能却道德自洽的儒生，还是当一个救时却招怨的法家？在封建社会，这是一个上千年也没争出结果的话题。

韩滉在世时，唐廷一方面让他当宰相，一方面仍任他为镇海军节度使，无法实际到军营，名义上可遥制。韩滉一死，唐德宗立即将镇海军一分为三，派三个观察使分别管理。

昌黎韩氏亦渐衰落，随着“荫”的制度被科举替代，韩滉这样的奇才渐行渐远。

呈现了韩滉的生命意志

韩滉本以人物画著称，宋徽宗时《宣和画谱》中记36幅，今存仅《五牛图》。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说：“以公退之暇，雅爱丹青，词高格逸，在僧繇（张僧繇，南朝画家）、子云（扬雄字子云）之上。又学书与画，画则师于陆（陆探微，南朝画家，被称为‘画圣’），书则师于张（张旭）。”

韩滉只是业余画家，为什么比专业画家的成就还高？因他既能统帅军队，又能理财，还能当宰相，视野、心胸、智慧、品格远超画匠。安史之乱后几十年，杜甫、元稹、白居易、韦应物等日渐走向现实，形成全新审美潮流，即“歌诗合为时而著，文章合为事而作”，不避痛苦、沉重、质感和粗粝，恰与《五牛图》同调。

韩滉学陆探微，本“行笔谨细，无纤毫遗恨，望之神采动人，其法遒劲，傅色清润，人品端庄”，《五牛图》却“粗笔辣手”，它呈现的不只是牛，而是《新唐书》中的那句话：“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资在耕，耕所资在牛。牛废，则耕废；耕废，则食去；食去，则民亡；民亡，则何恃为君？”

当繁华忽然凋谢，曾经的灿烂已成旧梦，生而为人，该如何把握时代精神、如何重建生命的方向？苦痛的现实需艺术的狂欢来超越，在《五牛图》中，融入了韩滉的生命意志，所以感人至深。据学者张震钩沉，乾隆得《五牛图》后，连续23年在丰泽园行演籍礼，几乎每年都写一首春耦斋的诗。

日本美术馆也收藏一幅《五牛图》，但是绢本而非纸本，用笔绢秀而非粗放豪迈，且无赵孟頫的三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