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清朝重视造办处

“我们被领到皇宫内一处名为养心殿的地方。那里有一部分最巧的匠人，如漆画匠、木匠、金匠、铜匠等等在工作。”“大厅的两个耳房都是大间，约三十呎见方。我们进入左手一间，看见里面满是画匠、雕刻匠、油漆匠……另一间耳房是皇上临幸此殿时晏息之处。”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法国传教士张诚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张诚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到中国，逝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他曾教康熙几何、哲学等，在《尼布楚条约》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

张诚是内务府造办处的“南匠”，在养心殿办公，同是法国传教士的白晋称这里是“科学院”。

造办处最盛时有上千名匠人和一座玻璃厂，能产珐琅器、金星玻璃等西洋工艺品，亦产景泰蓝、雕漆、金漆镶嵌、宫毯、京绣、玉雕、牙雕等传统工艺品。造办处还生产清弓、火炮、火枪等，并设西药实验室，康熙多次将其配制的“如勒伯伯尔拉都”（一种糖浆）赐给臣子。

乾隆去世后，造办处规模日益缩减，名匠散尽，到后来，仅能从事修补工作。令后人悬想：如重视造办处，清朝的技术会不会一直保持着高水准，不被列强甩下？则后来的历史是否会改写？

曾经辉煌，终于衰落，但围绕造办处还有太多未解之谜。本月初，故宫博物院在永寿宫推出“九重之下——故宫造办处旧址考古成果展”，166件出土文物讲述着更立体的造办处。本文主要依据学者张学渝的《记忆与皇权：清宫造办处的历史研究》写成。

▲黑漆彩绘楼阁群仙祝寿钟。乾隆年间，造办处荟集了一批西洋钟表匠和机械师，此钟即可体现当时水平。

清军胜在重视工匠

在中国历史上，皇权与匠意不可分，所谓“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

一方面，皇帝日常生活需要“百工”服务；另一方面，“百工”掌握的核心技术可巩固皇权。这种模式自商代已存：从遗址看，铸造青铜的部落被安排在王区居住，可持不同信仰，中间只隔一道墙，但产品皆被垄断。

学者祁美琴指出，从汉代起，“百工”（称为“考工”）已隶属于少府，而少府是“诸卿中最为庞大、属官最多的机构，其执掌也由管理私产延伸到皇帝的供养，人员居于禁中，成为皇帝总管”。

清朝从努尔哈赤起便高度重视工匠，他曾表示：“素称东珠、金、银为宝，何其为宝，寒者可衣乎？饥者可食乎？国中所养之贤人知人所不知，匠人能人所不能，彼等实为宝也！”“凡有能工蟒缎、绸缎、金线、纸张、精美闪缎、碗、盘等一切有用之物者，即行自报，经验者确实能者……举而养之。”

据学者滕德永钩沉，努尔哈赤的“举而养之”，指“全给以妻、奴、衣、食。又为耕田以供粮食柴薪，一等者各赐男丁五人，二等者各赐男丁四人，三等者各赐男丁三人，由余丁中拨给之。”

努尔哈赤的驻地“北门外则铁匠居之，专治铁甲。南门外则弓人、箭人居之，专造弧矢”，铁匠所居房屋“延袤数里”。

皇太极执政初期，清军火炮不如明军，遂利用俘虏的中原工匠刘汉仿造西洋大炮，建成“重军”，后采纳总兵官马光远的建议，改善铸炮匠、火药匠待遇，提拔俘虏来的王天相、本是奴隶的金世昌为备御（正四品），较快弥补了技术差距。

一月只花几两银？

顺治十一年（1654年），在宦官吴良辅等建议下，清廷设十三衙门，仿自明朝二十四衙门，引满洲元老不满。康熙元年（1662年），十三衙门并为内务府，管理人员来自上三旗（即镶黄、正黄、正白），匠人则来自上三旗的包衣（一般译为奴仆，但与中原习俗不同，旗人视包衣为家人，包衣的字面意思即家人）。

从张诚日记看，至迟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分散的宫作合并为造办处，目的可能是提高技艺。如张诚所记，当时造办处“只有几副两脚规，差不多都有些损缺，几副大小和种类不同的罗针仪或罗盘，一些木匠用的角尺和几何勾尺，一座直径尺，有刻度，并附准星的刻度圆尺。所有仪器全部制作粗糙，远不如我们带去的那些精致而准确”。

在白晋建议下，造办处于第二年迁到慈宁宫茶饭房，这里靠内务府近，备办物料方便，而养心殿则“建立起绘画、雕刻、塑雕以及制作时钟和其他计算工具的铜、铁工匠之类的‘科学院’”。

康熙同意搬迁，因养心殿属内廷，匠人常加班，致皇家内眷出入不便。康熙曾下旨：“凡放匠（指匠人上班）之处，着总管用心关防，妃、嫔、贵人等不许行走，俟晚间放匠后方许行走。”康熙居住、办公在养心殿，“凡办理庶政。召对引见，一如乾清宫”，匠人制作喧闹，亦有打扰。

此前没搬，可能是康熙时内务府造办处的活计不多，时造办处月支银多者约500两，少时仅几两，年费不超6000两。不过，这也可能是康熙有别的支付渠道，掩盖了真实花销，目的是凸显康熙节俭的明君形象。

养心殿不是“科学院”

养心殿变成“科学院”后，康熙一度隔天便招传教士来上课，有时一天招三人。康熙幼年登基，在满洲元老打压下，未受正常教育，亲政后，学习兴趣广泛，对科学有亲近感。南怀仁赞康熙是“自古以来中国所有皇帝中最懂科学的”。

传教士不是科学家，更重宗教事务。其中许多人误认为《圣经》分古本、新本，新本传到欧洲，古本在中国，他们想从中国古代典籍中找到古本的痕迹，来修改新本的偏差。

白晋便被此说忽悠“瘸”了，他晚年一直研究《易经》，坚信其中藏着古本，他的同事傅圣泽、马若瑟把白晋手稿寄回欧洲，讽刺道：“我希望您看到这些手稿后，能够明白皇帝陛下（指康熙）说白晋神父已经疯了，是完全正确的。”

据学者李逢源钩沉，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康熙患疟疾，百药无效，服传教士献上的金鸡纳霜后，很快痊愈，遂驱使传教士研发新药，为此，传教士张诚、纪理安、鲍仲义、李国正负责四处找药材，但蝰蛇、龙胆、前胡、刺柏、白蜡木等全未找到。康熙还派人找胭脂虫栎树，据说可配出欧洲的胭脂红酒，曾治好他的心悸症，仍无果。其实，当时中医疗效更佳，来华传教士不太敢谈医。

西药实验室最大成果是译出《西洋药书》，此外是“如勒伯伯尔拉都”，但康熙承认，它“不能救人”。这些成果被锁在养心殿，成了炫耀和换取臣子忠心的玩具，再无发展。

康熙时，东西方技术差距不大，但许多来华传教士一知半解，康熙也从没想把新技术传向民间。造办处做得再好，亦无法改变历史。

花钱只为买情怀

雍正上位后，造办处经费大增。

据学者王嘉乐钩沉，经费来自内务府包衣官差把持的税关，如崇文门、粤海关、淮安关、浒别关等，此外内务府属员的“报效”（即私人捐献）也占相当份额。怡亲王允祥得雍正信任，他管理造办处时，雍正下旨将江西吉安的“官引地”（即没收的官盐销售许可证）赐予他，允祥卖掉盐引，再将收益上缴，公款就变成皇帝的私款。类似费用太多，造办处“照来文数目查收入库，亦无定额”。

内务府单独结算，自设库房。雍正还推出“红票”制度，即建立了活计房、钱粮库、督催房、查核房、档房、汇总房的严密流程，所有设计稿交雍正审，批准后，匠人领料制作，单独机构核查花销是否超支、是否忠于设计稿、是否按时完成。

雍正事必躬亲。雍正四年（1726年）他批示道：“此时烧的珐琅活计粗糙，花纹亦甚俗。”“嗣后尔等务必精细成造，钦此。”同年又批示：“尔等或做象牙或做雕竹，其口处要收束得匙箸，酌量做文雅些，钦此。”

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下达“内廷恭造”标准，与“外造之气”相对，务必“秀气”“文雅”“精细”。

第二年，雍正怒斥道：“尔造办处所进的香袋甚糙，朕有府内取来香袋样子，尔何不照样做来呈进？”雍正品位高，但他把造办处当成“托物言志”之所，只想用来表达自己的个性和情怀，不许匠人表达。

乾隆上位后，投入造办处的经费更多。据滕德永钩沉，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二十九年（1764年），年均用银5万余两，普通年也达二三万两。

清朝皇帝不杀匠

清代造办处匠人数在400至800之间，乾隆时可能超千人，且费用高的“南匠”多。

据学者林欢、黄英钩沉，造办处80%的工匠是旗人，月薪1两，另补粮米银1两。从内务府旗下的苏拉（杂役）、包衣中选出，从小在造办处学手艺，称“家内匠”“学手匠”。学徒期间无收入，学成后收入少，主要给“南匠”打下手。有些只能偶尔上岗，比如藏里人（即藏地工匠）、回子匠（新疆工匠）、厄勒忒匠（厄鲁特蒙古工匠），宫廷对他们的技艺需求少。

此外是外雇工匠，赶急活，收入与“南匠”相当，“活计完时即退回”。

再有“南匠”，西方传教士也属“南匠”，收入协商而定，一般分三等，一等11两（粮米另补11两），二等9两（粮米另补9两），三等7两（粮米另补7两），“画画人”收入高。“南匠”每季还有18至10两的置装费，广东“南匠”来京，有100两安家费。如活计做得好，皇帝还会赏钱。

有粮米补助，“南匠”仍可一天吃两顿官饭，“家内匠”难得此权益。官饭标准不低，每日羊肉2两，老米9合（约1.35公斤），豆腐、豆芽菜、青菜各4两，面酱1两，青酱5钱。

少数“南匠”能申请免费官房，如“画画人”丁观鹏、冷枚、叶礼风等都申请成功了。乾隆曾抱怨说，内务府官员不知节约，搞得匠人收入比七品官还高。

活计做不好，皇帝也会罚，如扣工资、赔料钱。从档案中看，清帝从不杀匠。然而，清帝也没把匠人当成独立的人，造办处匠人出门有专人押解。即使告假回籍，仍受监视。

想对了却做错了

嘉庆登基后，“衰世”几成士人阶层共识。乾隆中后期，政府效率下降、社会陷入停滞，但更多源于古代“盛极而衰，物极必反”意识：康雍乾极盛，该衰败了。

忧患是好事，但建立在演绎推理上，会犯大错。基于“物极必反”的考虑，时论主张保守、节约，嘉庆遂对内务府开刀。清盛期时，内务府是皇帝考察亲贵子弟的平台，傅恒、阿桂、勒保、凌普、福康安等皆从内务府中选拔出来，内务府还是清帝重要的治理工具，通过私人关系，可直控到基层，这种亲密关系也曾被和珅等利用。

嘉庆将内务府改成服务皇帝的机构，回到了制度的轨道上，却也造成国家能力下降。

嘉庆十年（1805年），因传教士德天赐（他在乾隆时曾在清宫中修钟表）通过人向澳门递送西文书信和地图，嘉庆十六年（1811年）五月下令：“除在钦天监有推步天文差使者仍令供职外，其余西洋人俱著发交两广总督，候有该国船只到粤，附便遣令归国。”

内务府被削弱，西洋人难入京，造办处也遭忽视，“南匠”被大量裁撤，造办处原本在火器生产上有积累，学者王嘉乐说：“（这）使皇帝得以绕开不信任的朝臣，摆脱外朝繁复的政务运作程序，秘密高效地直接干预‘国家制造’。”

清末时，当年的炮位图、战图、各省舆图、海防图、驻防图、山川形势图等一系列机要册籍仍在造办处衙署内，却长期无人问津，中国与欧洲的差距越拉越大。

历史复杂而多元，从出土的内务府文物展中，可得“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已成尘”之况味，实不应错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