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12年，戴从容翻译的《芬尼根的守灵夜（第一卷）》出版，中国文化界便翘首期盼全译本问世。全译本将要面世的消息，已在坊间流传数年。
戴从容住在远离上海市区的朱家角，深居简出，幽静的院落，让人联想到小城都柏林的屋舍、花园。自从2012年，戴从容翻译的《芬尼根的守灵夜（第一卷）》出版，中国文化界便翘首期盼全译本问世。
等待十分漫长。全译本将要面世的消息，已在坊间流传数年。直到2025年下半年，分为三卷、超过2000页的《芬尼根的守灵夜》全译注释本终于付梓。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这部巨著，常被称为天书。随便翻到第二卷的末尾，“现在在那之后，在将来，如果上帝愿意，在非惩罚性开始之后，全都重复我们自己，到了中间之处，从他获得一只在边线上忙碌的有用胳膊之处，她西方肩膀的正南方，直到死亡和爱拥抱，有一副有趣的灰黄皮肤，现在全都联合在一起……”这样的文字，如谜，如诗，如神秘经文。
▲戴从容现为南京大学全球人文研究院教授，图为她在上海的布鲁姆日活动上与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画像合影。受访者供图
早在2012年，第一卷出版时，编辑倪为国就称，汉译本《芬尼根的守灵夜》的问世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个事件。从初次邀约，到第一卷获得汉语的肉身，倪为国等了近八年，他回忆，戴从容先是婉言拒绝，后来表示可以考虑，直到最终签约，经历了数月。彼时，戴从容的儿子刚出生不久，需要照顾。而开弓没有回头箭，翻译这部天书，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书名“Finnegans Wake”就是全书造字游戏的例子，它化用自19世纪中期爱尔兰流行的民谣《守灵夜》，与民谣的标题“Finnegan's Wake”读音相同。这个民谣讲的是泥瓦匠蒂姆·芬尼根因醉酒从墙上摔下死去，又在自己的守灵夜上因泼到嘴里的威士忌复活，用喜剧性的情节调侃了爱尔兰人的酗酒和吵闹。
而乔伊斯把Finnegan's Wake改写为Finnegans Wake，又可译为“芬尼根们苏醒”。Finnegan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芬尼亚兄弟会和新芬党联系在一起。爱尔兰大饥荒激起了爱尔兰人对英国政府的不满，争取民族独立成为他们的政治目标。芬尼亚兄弟会的名字出自爱尔兰古代传说中的芬尼亚勇士，其领袖是芬·麦克尔是《芬尼根的守灵夜》的主人公HCE最频繁的化身。
乔伊斯选择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在《新科学》划分的人类历史4个阶段作为全书的框架。《芬尼根的守灵夜》共4部。第一部共8章，呼应着维柯模式中的神的时代；第二、三部各4章，分别呼应着维柯模式中的英雄的时代和人民的时代；最后一部只有一章，呼应着维柯所说的历史的“回归”。
第一部的前4章围绕本书主人公HCE展开。比如第一章叙述的是主人公的一个化身芬尼根的死亡和守灵。伴随着他的死亡和复活的是整个人类，尤其是爱尔兰的历史的毁灭和复苏。
美国兰登书屋的《当代文库》编辑小组曾评选20世纪一百本优秀英文小说，乔伊斯的三部长篇全部入选，其中《尤利西斯》和《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分列第一和第三，《芬尼根的守灵夜》排在第77位。
戴从容并不为《芬尼根的守灵夜》排得如此靠后感到吃惊，反而觉得《当代文库》编辑小组将《守灵夜》列入榜单很有勇气，因为即便是英语读者，也很少能够读懂这本书。《芬尼根的守灵夜》一半以上的词语都是乔伊斯自己制造的，而哪怕是最普通的词语，都可能包含不止一个意义，句子和结构，亦颠三倒四，来去随意。
任教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林培源，常在创意写作课上带学生读乔伊斯的短篇小说《死者》，这是《都柏林人》里的最后一篇。乔伊斯对自由间接引语的运用，以及《尤利西斯》设定的18个小时的故事时间，故事时间的短促与叙事时间的漫长之间形成的张力，也是他讲解的重点。“乔伊斯代表的是1920年代这样一个盛期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的高峰，经由二战后的大学教育体制，完成了经典化。”林培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从《尤利西斯》到《芬尼根的守灵夜》
萧乾第一次听说乔伊斯是在1929年，他在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杨振声先生开的现代文学课上，他听到文学界出了个叛逆者乔伊斯，当时还不知乔伊斯是爱尔兰人。
1942年，萧乾在英国求学期间，参观过一次莎士比亚外国译本展览，那一幕刺痛了他：东方国家译本中，最辉煌、最完整的是日本坪内逍遥的全集，精装烫金数十册，除了剧本，还有传记、年谱、研究专集，而紧挨着的空荡荡的台子上，中国译本只有薄薄一册田汉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当时中国人民正在进行艰苦的抗日战争。
在英国，萧乾花了大力气勉强读完《尤利西斯》，啃下半本《芬尼根的守灵夜》，恰逢盟军诺曼底登陆反攻，他便丢下学业和乔伊斯，做随军记者去了。1945年初，萧乾专程去苏黎世郊区探访乔伊斯之墓，在一篇名为《瑞士之行》的文章中写道：“这里躺着世界文学界的一大叛徒。他使用自己的天才和学识向极峰探险，也可以说是浪费了一份禀赋去走死胡同。究竟是哪一样，本世纪恐难下断语。”
尽管萧乾感叹中国的莎士比亚翻译滞后，但《尤利西斯》翻译的时间差，有过之而无不及。1990年，萧乾、文洁若夫妇两位老人开始合译《尤利西斯》，1994年10月，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译林出版社推出。这时，距离该书日文译本出版，已过去六十余年。金隄翻译的《尤利西斯》，也分上下两册先后推出。1990年代的中国，掀起了乔伊斯热。
2003年，戴从容在复旦大学做陈思和老师的博士后，同时开设“《尤利西斯》精读课”。文洁若有事到上海，被请到复旦做“《尤利西斯》在中国”讲演，一百多人的大教室坐满了，走道两边也站满了人。文洁若曾想一鼓作气继续翻译《芬尼根的守灵夜》，只尝试了一页就放弃了。
为了做乔伊斯的翻译，戴从容戒掉了游戏《超时空英雄传说》和《金庸群侠传》，2004年博后毕业后再没玩过。她的先生常抱怨她不锻炼身体，她觉得有锻炼身体的时间，还可以翻译一点东西。
戴从容去过三次都柏林，第一次是2004年，恰逢都柏林纪念乔伊斯的盛大节日：“布鲁姆日”一百周年；第二次是2012年，她从都柏林来到另一座爱尔兰城市科克，在那里完成了《芬尼根的守灵夜》第一卷译稿的修改；然后是2019年，她应邀参加了三一学院举办的乔学研讨会。
2021年，戴从容译注完《芬尼根的守灵夜》交稿，接下来，是漫长的出版筹备和编校，最终交由译林和华东师大出版社联合出版。而在2025年1月，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推出了繁体版的全译本，译者梁孙杰，译名为《芬尼根守灵：坠生梦始记》。中文世界迎来了乔伊斯译介的又一个大年。
英国人Stephen Nashef任教于四川大学，在他看来，《芬尼根的守灵夜》相比《尤利西斯》，难度提高了很多。“《尤利西斯》虽然有一些我看不懂的地方，但毕竟是个故事，语言很美，我很喜欢”，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Finnegans Wake在书店看了第一页就放弃了，看了几页中文版，反而好懂一些，因为有脚注”。
胡桑是诗人、译者，在同济大学任教，他是全网最早晒《芬尼根守灵夜》全译本的读者之一。“乔伊斯对待词语、时态、句法、语法的态度是瓦解性的，不可读的，几乎是抵抗翻译的。这个中译本翻译的难度可想而知。可以说，这是一种在汉语中的再造和重写。”他说，“当然，原作的不可读，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可读性’呼应着‘可译性’，是与传统、精神、存在之间的关系的建立。不可读，意味着这个关系破裂了，世界成了废墟。中译本也可以说是另一个废墟。”
“不过，翻译的完成，意味着废墟本身也可以是另一种传达。《芬尼根的守灵夜》成了一部‘可废墟化’的不再建立纪念碑的作品。这可能是对中文书写及其精神的一次增补，打开了一个裂隙。”胡桑向南方周末记者补充，“另一方面，这种‘可废墟化’作品是对《尤利西斯》及此前的精神性作品的一种激进对话。没有《尤利西斯》，只有‘芬尼根’，就徒有解构和虚无。在中文世界，如果把这部书视为孤立的成就和作品，那更是危险的。”
“所有东西都是可以翻译的”
南方周末：你是中文系出身，从比较文学方向进入到英语文学研究和翻译。可能英语系出身的人，反而不一定有这样的勇气和意愿来翻译《芬尼根的守灵夜》，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项异常艰苦的工作？
戴从容：翻译《芬尼根的守灵夜》确实需要勇气，我一开始也没有多少勇气，是倪为国编辑鼓励我做，我才做的。翻译需要两个技能，一是外语的，一是中文的。我的优势首先是在中文这方面。至于英语，实际上中文系的比较文学专业跟英文系是有很多重复之处的，我本科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学比较文学，毕业论文导师就是比较文学专业的杨正润先生。当时我研究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他的语言非常繁复花哨，也可以说很优美。杨老师就跟我说让我去看英文原版，而不是从译本来研究。那时候我接受的训练其实很像英文系的，从原著开始读，关注亨利·詹姆斯的“意识中心”，后来才发现它其实跟意识流小说的艺术手法很有渊源。
后来硕士期间在杨老师门下，我的硕士论文研究萨义德，他的《东方主义》和《文化与帝国主义》都没翻译过来，我也是从原文研究。然后博士论文是研究乔伊斯，那时候《尤利西斯》和乔伊斯其他的书都翻译过来了，但《芬尼根的守灵夜》还是要自己去读原著。
我这个人做翻译有一个好处，就是我比较宅。翻译《芬尼根的守灵夜》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必须有耐心，因为做注释是一件很磨人的事情，有时候我感觉像是在沙漠里一点一点往前走，周围的一切景色其实变化不大，因为你的进展速度是很慢的。它不像其他作品有那样波谲云诡的情节，你需要有耐心坐下来，十多年二十年做这件事。
南方周末：现在的年轻学者科研压力非常大，非升即走，翻译不能算学术成果，所以也很难再做到这样？
戴从容：是的，我开始翻译《芬尼根的守灵夜》的时候，也感到自己像个分裂的人，2012年第一卷出版的时候，我还是副教授，也有一个职称的问题。后来过两年评上了教授，学校里还是有各种发文章、拿项目的压力，两方面都要兼顾。不过我很喜欢翻译，这期间我还翻译了约翰·班维尔的《蓝色吉他》，还有津巴布韦女作家齐西·丹加伦巴的三部曲，其中一部《不安的处境》已经出来了。
南方周末：翻译其他的也是一种调剂，没有那么难，至少是通顺的句子。
戴从容：至少不用做注释，《芬尼根的守灵夜》我的注释有四万多条。
南方周末：简直跟西天取经一样了。《芬尼根的守灵夜》不是普通的翻译，而是研究性翻译，甚至研究的色彩大于翻译。理论上讲，这样一部作品是不可译的。当然，所有的文学作品，一经翻译都会有所损失，但《芬尼根的守灵夜》又是一个极端，它有太多非常规的语法和自创的词，还用了很多种语言。你怎么看待它的可译性问题？
戴从容：实际上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可以翻译的，主要是看你采用什么方法。如果说《芬尼根的守灵夜》不可译，主要是指不能像其他翻译一样，只取其中一个意思把它翻译过来，那就违背了乔伊斯写这本书的初衷。
乔伊斯写《芬尼根的守灵夜》不仅仅是做一个文字游戏，它要打破语言的单一模式，允许各种不同的意义来杂交，这才是他制造那些词的动机，变成一词多义的混成词。在翻译中如何体现它只是初步的工作，用很笨的方法加注释，使得多义保留下来。也因此采用了特殊的排版，选择其中一种解释用小四字号，其他解释用小五字号跟在后面，相当于我在不断地提醒读者，这个字不是只有一个含义，双数页的正文有大字和小字，单数页又有注释。这样的排版方法，是倪为国想出来的，我很喜欢。第一卷出来的时候，就有人抱怨这样的排版读起来不顺畅，但《芬尼根的守灵夜》原版你读着就不顺畅。
当然，如果能像徐冰造汉字那样造出新的字，体现一词多义，就更高明了。
▲戴从容译注《芬尼根的守灵夜》片段。资料图
南方周末：乔伊斯这种天才型的创作者，充分发挥出了英语语言，或者拼音文字的开放性。相比而言，汉字是比较封闭的，虽然我们也有音译的外来词，比如沙发，但毕竟数量很少，如果把一个音节很长的外来词直接音译过来，其实是很奇怪的。当然汉语的这个特点不能简单地说是好是坏。德里达就认为汉字是文字第一义、语音第二义的，跟西方的语音中心主义相反，是一种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语言，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你在翻译中怎么看待这种语言差异？
戴从容：是的，拼音文字可以通过加减字母来使词义发生改变，我们汉字就很难随便增减一撇一捺，不像他们那么自由。所以那些以拉丁字母为语素的语言，如法语、意大利语、德语，可以用不加注的方式来翻译《芬尼根的守灵夜》，翻译的过程中，这些译者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造自己的词，来跟原文保持一致。我们的文字就没办法这样制造，只能加注释。
实际上《芬尼根的守灵夜》读出来的话，要比看更容易认得。有时候你把它读出来，你会发现它的发音跟某个词接近，就会理解。所以乔伊斯自己在这部书中也说，不能用眼睛看，可以用耳朵听。这为西方读者提供了比汉语读者更方便的阅读方式，通过把它读出来，感受它的含义。
▲1903年的电影版《芬尼根的守灵夜》剧照。资料图
乔伊斯是后现代的鼻祖
南方周末：乔伊斯创作生涯的路线是非常清晰的，年轻的时候出过诗集《室内乐》，他的有韵脚的诗成就一般，但他的小说都是诗；然后是写实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就像毕加索有很好的写实画、肖像画的功底；到了《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已经有很多意识流成分了，就像写实时期和《尤利西斯》之间的一个桥梁；然后到《尤利西斯》再到《芬尼根的守灵夜》，一步步走向语言实验、文体实验、文学革新，有种走到头了的感觉。
戴从容：我同意你的看法，乔伊斯的语言功底非常好，他的小说是诗的语言。包括到了《尤利西斯》的开头，斯蒂芬和穆里根从塔楼上往下走，他用descending（下降）这个词，就写出了穆里根的歌声渐渐往下又渐渐变弱。穆里根说斯蒂芬的妈妈，斯蒂芬不高兴，这时候乔伊斯又用了spoken himself into boldness（越说越大胆）来形容穆里根的状态，好像一个人一开始做错了，然后找理由辩解，越辩解越觉得自己没错，几个词就把这种情绪变化非常准确地写出来了。
乔伊斯的这种词语的表现力，不是简单的写实的手法可以概括的，实际上他很喜欢福楼拜。福楼拜有种追求就是用一个字写出很多东西，那么这个字应该是最准确的。乔伊斯也在追求炼字。你看他好像拉拉杂杂，实际上他是有意这样做的。比如说人物的意识像潮水一样涌动，流淌不息，不断地变换内容，不知不觉脑子里会流淌一些东西，不断在小细节上纠缠，其实人很少会在自己的脑子里去想那些长篇大论，像哈姆雷特一样想着To be or not to be，而更多地是在小事情上不断回想。乔伊斯就是为了表现这样一个真实的意识状态，他可以把话说得非常经典，有时候故意啰嗦是表现的需要。
南方周末：他的语言功底就好像脚手架，有时候为了达到别的表达的目标，就把它丢掉了。
戴从容：对，《芬尼根的守灵夜》表面上看起来，也是拉拉杂杂，乱七八糟，一开始我也疑惑，乔伊斯为什么要这样写。后来有一次我翻到一句话，主人公芬尼根把头扎到了水里洗脸，然后他用到了《圣经》出埃及记里的各种词语，非常巧妙，如果按《圣经》的词语来读，就是上帝分开了洪水，让犹太人可以离开埃及，这样词语的表现力、强大的多义性、含义的深邃，在那一刻真的让我服了乔伊斯。
南方周末：刚才也提到你的学术经历中有过对萨义德的研究，乔伊斯的祖国爱尔兰虽然不是东方的亚洲国家，但在乔伊斯成长的时代，爱尔兰很多时候也被认为是欧洲内部的殖民地，处在英国的殖民和霸权的阴影当中，包括有19世纪的大饥荒的历史。诗人叶芝，就处理过爱尔兰人民族觉醒、反抗英国的精神史。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乔伊斯对英语的破坏本身包含了对英语霸权的反抗？英语是英国人强加给爱尔兰人的，但今天他们又不得不运用它，因此有一种悖反心态。
戴从容：有种说法是乔伊斯就是要打破英语的统治，来制造自己的语言。受乔伊斯影响的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在他的诗集《苦路岛》（Station Island）里就谈过语言的问题，实际上希尼也一样，作为爱尔兰人他很痛苦，必须用英语来写作，处在纠结之中，希尼会在他的作品中插入一点爱尔兰语。
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里也插入了爱尔兰语。在乔伊斯的影响下，希尼就觉得不要怕使用英语，我们爱尔兰人用英语的时候，就给它打上了爱尔兰的调性，就好像你隔墙听别人说悄悄话，虽然有时候每个字词都听不清楚，但调是在的。
南方周末：乔伊斯还在《尤利西斯》里嘲讽了莎士比亚。这也可以看作是对英国文学传统的反抗吗？
戴从容：乔伊斯对莎士比亚还是非常欣赏的，《尤利西斯》第9章其实不算嘲讽莎士比亚，是在追溯怎么解释莎士比亚，用穆里根的话就是，斯蒂芬用代数法算出了他父亲的鬼魂，莎士比亚就是他父亲的鬼魂。《尤利西斯》第12章有个叫市民的角色把英国说得一无是处，把爱尔兰说得非常好，乔伊斯对此是讽刺的态度。他认为莎士比亚代表了英国辉煌的文学，斯蒂芬的化身之一就是哈姆雷特。实际上我觉得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会完全让政治影响自己，他会超越一种简单的评判。而乔伊斯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不是民族主义者。
南方周末：或者说，这种嘲讽肯定不是二元对立的反抗，嘲讽的精神是贯穿在他后面这些作品中的，他对一切似乎都有一种解构和戏谑，当然，这个戏谑中有非常严肃和深刻的东西，他是在这个意义上不断翻转和松动一些价值。
戴从容：是的，所以有人说乔伊斯实际上是后现代的鼻祖，对后现代作家来说，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不可以打趣的。他去戏仿这些东西的时候，不意味着要把它们踩在脚底，彻底否定，实际上是用一种更加开放、幽默的姿态，平起平坐地来面对文化遗产。乔伊斯非常喜欢莎士比亚，但并不会把莎士比亚看得非常神圣，而是觉得我们都是作家，甚至有一种我也可以成为莎士比亚的雄心。
把卑俗和崇高放在一起
南方周末：乔伊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对基督教传统的反思和解构，从《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就非常明显，到了后面两部《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夜》，都延续了这样的进路，怎么看待他的这一思想面向？
戴从容：乔伊斯虽然出生在天主教的家庭，但他自己后来是不上教堂的，他非常反对教会，他和妻子诺拉没有在教会结婚，到后来为了遗产不得不结婚的时候，他去了市政厅登记。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里，斯蒂芬试图高飞，飞出社会迷宫的时候，他拒绝了教会伸出的橄榄枝。我的看法是，他拒绝教会，但并不拒绝宗教，他还是思考着人类的原罪，比如《芬尼根的守灵夜》其中一个主题就是，人类的原罪到底是亚当夏娃犯下的，还是挪亚犯下的。
他思考着人类如何才能获得拯救，他会写宗教的异端和神秘主义者，有时也开开上帝的玩笑，用穆里根的话说，基督的爸爸是个木匠。实际上宗教的内容是不断出现的。他曾说过他是三个主子的奴隶，一个是大英帝国，一个是罗马天主教，一个是以穆里根为代表的爱尔兰的买办。
南方周末：爱尔兰为了纪念乔伊斯，把每年的6月16日作为布鲁姆日，为什么叫布鲁姆日，不叫斯蒂芬日？
戴从容：这个问题很好。实际上6月16日是乔伊斯和诺拉幽会的日子，也是《尤利西斯》的故事发生的那一天。我的想法是，无论斯蒂芬，还是布鲁姆，都是乔伊斯自己。斯蒂芬是年轻时候的乔伊斯，布鲁姆是成熟时候的乔伊斯。实际上1904年乔伊斯遇到诺拉之后，他已经走向成熟了。用布鲁姆日来纪念他，更加强调了他的成熟性。
南方周末：如果布鲁姆和斯蒂芬都是乔伊斯的分身的话，从斯蒂芬这样一个还充满了自我期许的年轻作家，到了布鲁姆，就是一个充满了缺点和自嘲精神的人了。
戴从容：我觉得乔伊斯能够接受这种自嘲，甚至能够解构自我。不光是布鲁姆有很多缺点，到了《芬尼根的守灵夜》，主人公芬尼根在都柏林城郊的凤凰公园犯下了挺猥琐的罪。把普通与神圣、卑俗与崇高放在一起，就是乔伊斯作品非常突出的一个特征。
南方周末：就像你刚说的他怀疑教会，但对于信仰又有很深的思考，所以他的作品中除了无处不在的解构和游戏感，还有一个底色，很深沉，严肃，甚至庄重。
戴从容：你说得很对，布鲁姆在他妻子出轨的时候，他内心的波澜起伏和痛，乔伊斯也写了出来，这种人性中的痛苦和认真，乔伊斯是有所表现的。斯蒂芬会跟医科大学生说一些渎神的、下流的话，但布鲁姆除了内心有丰富的狂想之外，日常生活中还是非常端庄的。
南方周末：乔伊斯有很多对性的描写，当时爱尔兰和英国文化比较保守，一开始《尤利西斯》在英国还出不了，是在法国出的，在美国还被禁了很长时间。
戴从容：爱尔兰虽然不是明令禁止，但实际上是到了1980年代，人们才开始关注乔伊斯。
南方周末：有什么契机，到了1980年代大家重新来讨论他？你说的关注是指学界还是大众？
戴从容：《芬尼根的守灵夜》出来之后，乔伊斯说要让大家忙上300年，但实际上到了1960年代《芬尼根的守灵夜》的解读就出来了，所以学界是比较关注的，但是乔学研究的重镇在美国。
1980年代爱尔兰的普通民众开始关注他。契机是国家把乔伊斯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打出来了，原因可能是那时候爱尔兰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小老虎，经济腾飞之后，他们自己在寻找和探索文化的力量，找到了乔伊斯，也找到了叶芝和王尔德。
南方周末：当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把作家当作他们的文化符号的时候，其实是有两面性的，比如布拉格把卡夫卡当作它的文化符号，就会带来消费主义的问题。不过卡夫卡写的东西比较抽象，还不像乔伊斯写了那么多具体的场景，跟都柏林城市和爱尔兰国家有很深入的关系。刚才谈到乔伊斯会去探索和表现人的卑俗的一面，他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方式？
戴从容：乔伊斯创作的一个原则就是真实，他的真实不是简单的，或者说现实主义的那种真实，而是要把真实推到极致，把人性推到极致。在乔伊斯眼中，人性中的卑俗和崇高是共在的，他不光写性，还写布鲁姆上厕所，斯蒂芬抠鼻子，真实到你都觉得有一点难以忍受的地步。但这正是乔伊斯最有力量的地方，他用卑俗的语言去写的那些东西，在生活中间难道没有发生吗？
南方周末：他把很多让人觉得尴尬的、无聊的、不好意思放在台面上的东西，都毫不避讳地用探照灯打上去了。刚才说乔学主要在美国，是不是有点类似于中国的红学，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
戴从容：乔学有一个专门的词，叫Joycean。爱尔兰以都柏林为核心，三一学院是研究乔伊斯的一个主战场，乔伊斯自己上的那个都柏林大学也有乔伊斯中心，然后在乔伊斯去世的瑞士苏黎世也有乔伊斯中心。在美国有《詹姆斯·乔伊斯季刊》（James Joyce Quarterly），而且《芬尼根的守灵夜》的手稿就保存在美国的布法罗大学，相当于围绕乔伊斯来发表文章的一批人，都可以称为乔学者，乔学家。包括我自己因为写了很多关于乔伊斯的文章，也可以算乔学家。
因为穷，所以写作
南方周末：为什么乔学的中心在美国，而不是英国？
戴从容：我本来以为你要问为什么不在爱尔兰。
南方周末：爱尔兰毕竟小，只有500万人口，学术资源跟美国也不是一个量级。
戴从容：我想会不会是因为英国对于爱尔兰文化还有一种前殖民者的傲慢。
南方周末：或者20世纪以来的爱尔兰文学，他们自身表现出了一种想要跟英国区隔的意愿，英国再来做研究，好像就有了合法性的问题。其实20世纪的英语文学，如果以乔伊斯作为标尺的话，无论美国还是英国，似乎都没有出现他这个级别的人物，或者说，在文学的界碑的意义上，没有其他人达到乔伊斯的影响。
戴从容：乔伊斯能达到这么大的国际性影响，其实跟爱尔兰国家的推动也有很大的关系。每年的布鲁姆日，世界各地的爱尔兰使馆、领馆都要去推动庆祝，把传播文学当成一种政治任务去完成。
实际上《尤利西斯》刚出版的时候，打的招牌就是一个“淫秽书籍”，还有人遮着面去购买。其实这是很好的宣传策略，然后又被禁，越被禁就越有名。1922年《尤利西斯》出版后，乔伊斯已经很有名了。但是很奇怪的是诺贝尔文学奖没有考虑过乔伊斯。
南方周末：这就说明诺贝尔文学奖不能太神化。诺贝尔奖很多人都没给，比如卡尔维诺。有时候诺贝尔文学奖挺保守的，或者比较意识形态化。它确实会选到一些好作家，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作家是很好的，但也有一些选出来的作家是蛮偶然蛮平庸的，早就被人忘了。
戴从容：对，而且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个评奖标准是要有积极向上的心态，可能跟乔伊斯并不完全一样。
南方周末：从文学史的地位来说，乔伊斯肯定不需要任何奖，但他的生活还是比较辛苦的，如果得奖，也许会对他有所帮助。
戴从容：他的一生很辛苦，相当于没有工作，主要靠给人做家教，但是也没几个人。韦弗女士资助他，还有朋友们的帮助，包括庞德送过旧鞋子给乔伊斯穿。乔伊斯死后也没给家人留下什么财产，他的妻子诺拉把乔伊斯写给他的手抄本诗集《室内乐》卖了换钱。他五十多岁就去世，除了写作很花精力之外，营养也跟不上。
南方周末：乔伊斯一生就出了四五本书，为什么他要选择圣徒般的、为文学为语言“献祭”的人生道路呢？
戴从容：他曾经尝试过赚钱，比如他最早想学医，后来没有学成，也没钱进入医科大学，他还去罗马做过银行职员，经济上有点改善，可是乔伊斯受不了，觉得那是他一生中最悲苦的时候。他还在都柏林开过电影院，也没有成功。他还有机会加入教会做神职人员，像公务员一样，也拒绝了。一方面，乔伊斯一心希望做伟大的事情，要锻造爱尔兰人的灵魂，另一方面他的性格不让他做循规蹈矩的工作，他的灵魂无法受到束缚。
所以，他之所以过上这样一种生活，既是伟大的也是必然的。他不是不想赚钱，而是没有能力，对于一个穷人来说，最好的赚钱的方式就是写作，只需要一支笔一些纸。我曾问过一个爱尔兰的领事，为什么爱尔兰会出这么多作家，他说，因为爱尔兰穷，穷的时候你就会去写作。这也是我们的幸运，乔伊斯只能够全力以赴投入到写作中去，又有着一定要超过前人、写出伟大作品的雄心。
其实乔伊斯是一个喜欢营造热点的作家，《芬尼根的守灵夜》出版之前，他一直不告诉大家标题是什么，只用“正在进行的作品”（Work in progress），还给了一些提示，用300法郎来搞有奖竞猜。出版之后，乔伊斯也希望能够像《尤利西斯》一样畅销，结果没有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他也很失落。实际上乔伊斯为什么写《芬尼根的守灵夜》至今依然是一个谜。他的弟弟斯坦尼斯劳斯说，乔伊斯已经在《尤利西斯》里写了最漫长的白天，所以要写夜晚，只能用夜晚的语言来写《芬尼根的守灵夜》。我自己的结论是，《芬尼根的守灵夜》写得如此难懂，是乔伊斯要通过这样的文学手法来获得自由，一种超越了政治意义上的自由，超越了语言、时间、目的等种种限制的绝对自由。能够追求这样一种绝对的自由，而不对社会妥协的人，在历史上凤毛麟角。他用文学营造了一个自己的王国，他是国王。
南方周末：甚至他是不是国王都不重要，他是一条道路，打开了很多东西。
戴从容：还真的是一条道路，《芬尼根的守灵夜》的结尾就是“一条道路一种孤独一次最后一个所爱一份漫长的这条”（A way a lone a last a loved a long the）。最后一个词是定冠词the，形成与开头的连环和呼应。
▲英国学者丹尼斯·罗斯标注版的《芬尼根的守灵夜》。资料图
南方周末：《芬尼根的守灵夜》使用了这么多不同的语言，乔伊斯也像一个大语言模型。他真的能掌握这些语言吗？
戴从容：法语、意大利语、德语，这些语言显然是他会的，他在书中用比较大的段落来写。其他各种语言他只会零散地插入。比如中文的拉丁字母转写，就是装饰性的。如果乔伊斯真的对中国感兴趣，当时已经有理雅各翻译的中国儒家经典的英文版，可是乔伊斯根本没读过，他是从一个叫卡尔·克劳的美国新闻人写的关于中国的书里，去找典故。如果说《尤利西斯》写的是都柏林，《芬尼根的守灵夜》他要写整个世界，把从古到今各个不同民族和文化，融合到一本书里。就像你说的，像大语言模型一样，寻找各种各样的元素，打开各种限制。（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