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正统至天顺年间，官窑瓷器多不书年款，成了陶瓷史悬案。近年来，景德镇大量瓷器标本出土，终于为这段“空白期”翻案。
15世纪中期，明代正统、景泰、天顺年间，帝位迭为更替、政治动荡，景德镇御器厂生产的官窑瓷器，不书年款，也缺乏明确纪年，成为陶瓷史上的“空白期”。
近年来，景德镇明代御器厂遗址范围内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发掘出土了大量正统到天顺时期的瓷器标本，揭开了长期笼罩在“空白期”瓷器上的神秘面纱。
▲资料图。（图片来自上海博物馆）
永乐黄金时期之后：
国库空虚，天灾人祸
从元代开始，我国古代的瓷业中心开始转移到了南方的景德镇和龙泉。到了明代，已形成景德镇一枝独秀的局面，虽然不再像宋代那样有着百花争艳的各地窑口，明代瓷器的面貌仍是丰富多彩、花样繁多，各种陶瓷新产品层出叠现、令人眼花缭乱。尤其是明初就建立的景德镇御器厂生产的官窑瓷器，更是独占鳌头，成就非凡。
遗憾的是，在过去的几百年间，没有任何人知道15世纪中期明代三朝景德镇官窑瓷业的生产状况究竟如何。
乍一听颇有些不可思议，因为15世纪中期正好处于明代的两个制瓷高峰—宣德（1426～1435年）与成化（1465～1487年）—之间。众所周知，历史上称永乐（1403～1424年）与宣德为青花烧造的黄金时期：永乐年间，景德镇官窑已多达58座，每天雇用上万名工人进行生产，即便如此仍供不应求，朝廷只好将部分订单转给民窑；国外很多博物馆都收藏有明代永乐年间生产的青花龙纹瓶，那些凌空而起的飞龙展示着朱棣永乐王朝意气风发的气势。15世纪中期之后，成化朝则因斗彩的空前绝后之作而久负盛名。
从艺术风格来看，宣德时期瓷器艺术风格雄健浑厚，成化时期则玲珑秀丽。
但出于种种原因，从宣德到成化二十余年间的瓷业面貌却始终晦暗不明。于是从20世纪中叶开始，便逐渐有中外陶瓷研究者将正统（1436～1449年）、景泰（1450～1456年）、天顺（1457～1464年）三朝冠以“空白期”“黑暗时代”或“Ming Gap”等称呼，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则不一而足。
永乐时期，奉行“厚往薄来”政策的明廷，派遣郑和六下西洋，以消耗船只数百、人员上万的代价，大扬国威，令外国来朝。1424年，朱棣驾崩，郑和船队也随之停航，明朝最风光无限的一代谢幕，那些大扬国威、象征强盛的瓷器，只为好大喜功的皇帝带来了权欲的满足，并没有带来丰厚的利润。宣德时期，国库日渐空虚，“外蕃贡使多不至”“宣德十年（1435年）春正月，英宗初即位……烧造瓷器……悉皆停罢，其差去内外官员人等即便回京。”“宣庙崩,太后（宣宗母张太后）即命将宫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务悉皆罢去，革中官不差。”
除了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正统、景泰、天顺年间，政治也极度动荡。1436年，宣德皇帝去世，其长子、年仅九岁的朱祁镇继位，年号正统。1449年，正统皇帝不顾群臣反对，在把持朝政的宠臣宦官王振的怂恿下御驾亲征，结果明军大败，正统皇帝也成了瓦剌的俘虏，史称“土木堡之变”。
于谦等人为稳定朝纲，拥立正统皇帝的异母弟弟王朱祁钰为帝，年号景泰。第二年，瓦剌与明议和，正统皇帝重新回到北京，虽然成为名义上的太上皇，实则被软禁于南宫。景泰皇帝在位时期，想废黜正统皇帝之子，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但又因此事始终与朝臣不和。1457年，石亨等人在景泰皇帝因病无力掌控朝局的情况下，帮助正统皇帝重新登上帝位，并改元天顺，史称“夺门之变”，又称“南宫复辟”。不久，景泰皇帝病死。
天顺年间，政局屡经变化：先是景泰时期的高官经历了大清洗，于谦被构陷处死；随后天顺皇帝又铲除了夺门之变形成的政治集团，开始重用李贤为首的内阁……在这短短的二十九年间，明王朝经历了宦官干政、边境战争、皇权斗争、宫廷政变等重重危机。
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华北平原和山东连遭旱灾和蝗灾，黄河和大运河决口，浙江发生严重旱灾和瘟疫流行”……明王朝遭受了一系列沉重的打击。为缓解财政压力，朝廷发布了一系列减烧、罢烧官窑瓷器的指令：正统三年（1438年）“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处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景泰五年（1454年）“减饶州岁造瓷器三之一”。天顺三年（1459年）“光禄寺奏请于江西饶州府烧造瓷器共十三万三千有余……奏减八万，从之”。
景德镇御窑考古发掘：
实物证据，还原历史
虽然文献资料提供了“空白期”官窑减烧、罢烧、需求量降低的证据，但并不意味着完全“停烧”。事实上完全“停烧”也不可能，因为即使是皇家宫阙，日用瓷器也还是需要的。尤其是正统、天顺年间，官窑仍有烧造。《明史·食货志》记载，正统六年（1442年），北京重建三殿工程完工，“命造九龙九凤膳案诸器，既又造青龙白地花缸……”既然官窑没完全停烧，那就应有实物传世。
但正统、景泰、天顺时期的官瓷产品不书年款，这一方面是政局动荡所致，另一方面与款式制度的形成有关，洪武（1368～1398年）时“不写年款，永乐才出现刻印‘永乐年制’篆书款，且仅见靶盏一类的制品”，“在书写年款尚未形成定制的年代，正统不效仿奢侈的宣德而追仿简朴的洪武官窑也就非常自然了”。这些不但造成了空白期瓷器断代的困难，而且使当时的瓷器特征笼上了一层迷雾。
1988年，景德镇御窑考古发掘初步证明了“空白期”并不空白。景德镇御窑厂是古代历史上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精湛的官办瓷厂，其历史可追溯到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最早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负责为皇家监造御用瓷。1369年，朱元璋将浮梁瓷局改为御器厂，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废弃，历时200余年。清代御窑厂在顺治时就已恢复，康熙十九年（1680年）以后，御窑厂的运转逐步走上正轨，至雍正、乾隆两朝取得了巨大成就。
1988年11月，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以西明代御器厂西墙外的东司岭发现一巷道，巷道中堆满了瓷片。在成化堆积层与宣德堆积层之间发现了正统堆积层，尤为醒目的是所复原的二十余件正统青花云龙纹大缸，其中最大的高达75.5厘米，腹径88.8厘米，显示了皇家用器的风范和气势。
与青花云龙纹大缸一同出土的还有：青花缠枝花卉瓜棱双耳瓶、缠枝莲托八吉祥纹碗、海涛纹盘、瑞兽莲池纹盘、海涛纹靶杯、云龙纹盘、龙涛纹盘、海马纹四辅首器座等，为研究正统官窑瓷器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从出土的这批正统官窑瓷器看，尽管有一部分和宣德瓷器的风格一致，但多数仍具有自己的风格。如青花缠枝花卉纹瓜棱瓶之造型为正统时所仅有，青花缠枝莲托八吉祥纹虽为明代瓷器上的常见纹样，但其中的“鱼”，正统时画成单鱼，而明代其他各朝则为双鱼。
近30年来，随着田野考古的进展和学界研究的深入，尤其是2014年在景德镇御器厂范围内取得的重大考古发现，更使局面呈现了清晰的景象：原来，“空白期”的官窑、民窑依旧持续烧造，是一个正常的多彩烧造时代，瓷器风格演变过程中的很多变化，都在悄然发生着。其中官窑不仅将永乐、宣德两朝遗留的烧造技术发挥了出来，更为后世成化年间烧造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相较之官窑，正统、景泰、天顺年间的景德镇民窑，曾经历过官方严格限制烧造的禁令，产品制作受到打击，发展缓慢，但并不逊色，特别是当时的瓷器上继元代之后再次流行的人物故事纹往往描绘精细、极具特色，系深受文人雅士喜爱而流行的烧造，堪与官瓷相媲美。
值得注意的是，官窑与民窑的界限并不总是那么清晰，某些民窑器物与官窑较为接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当时减烧、罢烧的背景相关。有些官窑的匠户，在官窑停烧之后，会回到民窑进行生产，这些匠户由于熟悉官窑的样式与制作工艺，很可能会仿烧一些类似官窑的瓷器。据史料记载，正统元年“江西浮梁民陆子顺，进瓷器五万余件，上令送光禄寺充用，赐钞偿其值。”反映了当时民窑的发展状况。
此外，明太祖皇帝朱元璋分封的23个子孙，就藩于全国各地。湖北、广西、四川、山东等地与藩王有关的墓葬和遗址中，出土了部分属于15世纪中期的景德镇瓷器，以青花瓷器为主。这些器物，有的是官样产品，与官窑器风格相似，质量略逊于官窑器；有的与景德镇戴家弄窑场发现的批量器物十分相似。多地发现相似风格官样产品，反映出这时期朝廷可能对藩王用器有适当的配置赏用。当然，也有一些藩王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部分器物，明显属于民窑风格。它们与当时的官窑和民窑一起，构成了“空白期”景德镇瓷器的多彩面貌。（完）
作者/孙路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