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们一边看《太平年》，一边发着弹幕。这部在春节前后引发关注的剧集，带许多普通人走进了一段相对陌生的历史。
滚滚黄沙，戈壁苍茫。一片孤城，落日余晖。契丹铁蹄南下，汴梁危在旦夕……等等！“黄沙？”“戈壁？”“你确定唐宋时期湿度与温度都比如今要高的河南平原，地貌景象是这样的吗……”
观众们一边看《太平年》，一边发着弹幕。这部在春节前后引发关注的剧集，带许多普通人走进了一段相对陌生的历史，网络热梗“一边查AI一边看剧”从侧面反映出五代十国的历史正被越来越多人看见。
“我们需要那种苍茫的感受。”《太平年》导演杨磊在制作特辑中阐述了自己的想法。从唐代到北宋时期，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1到2摄氏度，伴随高温的是丰富的降水量，更多来自海洋的湿润水汽进入中原内陆，宋初的河南甚至还有野象的记载。这段气候史几乎已经是学界共识。
但这并不是剧组忽视了历史细节，相反地，从剧本创作阶段开始，剧组上下向各位历史学家提出了数不清的细节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教授葛焕礼是该剧的历史顾问之一，他在剧本创作阶段结束后的一年半拍摄、制作时间里，“几乎天天收到剧组发来的问题，甚至一天好几个，有时候我甚至会反问，有必要那么细吗？”——钱氏祠堂里的牌位要怎么写、怎么摆，钱元瓘的灵堂要怎么设，战争地图要怎么画，五代各个朝代的旗帜形状、颜色是什么，林林总总的细节……
关于河南地貌变成大漠黄沙这个细节，剧组自然也不曾放过。“我听导演说过，这是为了美学效果，他更加追求荒漠环境所显示的风貌。”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志坚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陈志坚虽然不是署名的历史顾问，但也深度参与了剧本创作阶段与之后的审片阶段。作为历史学者，他认为《太平年》是文艺界与历史学界相互交流的一个极好案例，“这也算是一个历史普及工作啊。也可以有更多的历史学者来参与，大家要更积极一点，不要那么被动”。
电视剧开播不久，包括葛焕礼、陈志坚在内的五位相关历史学者就举行了一次线上圆桌谈，聊了聊他们眼中的五代史和电视剧，另外三位学者分别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胡耀飞、浙江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魏祝挺、浙江大学教授吴铮强。圆桌谈由全球学术平台“全球研究论坛”、中国唐史学会、法与交叉学科国际学会主办，纽约州立大学教授陈丹丹主持。
在圆桌讨论上，陈志坚把这个剧称为“历史演绎剧”。“如果《三国演义》是七分真、三分假，那这个剧就是三分真、七分假。但真假比例不是问题。”陈志坚说，如何让三分真、七分假的一个剧，在观众面前呈现出真实感，才是它真正值得被讨论的地方。
“他年我若为青帝”
五代十国的祸乱之源，可以追溯至黄巢起义所引起的唐末三十年大动乱，黄巢也成为五代人心中的一个历史伤疤。《太平年》将黄巢起义设定为一个遥远但不可忽视的背景。
胡耀飞统计过，《太平年》中出现了四次黄巢相关的情节。第一集出现了张彦泽吃人肉的惊悚场面，画面背景中有“舂磨砦”三字，那正是黄巢当年的恶行。第二处是吴越国乱臣程昭悦自焚时，吟诵传为黄巢的诗《题菊花》：“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相传黄巢科举屡试不中，是因为商人出身而无法得到文臣的举荐，程昭悦也是商人，临死前吟这首诗，正是对当时社会等级制度的不满。
▲《太平年》开篇张彦泽吃人肉的场景，画面背景中出现过的“舂磨砦”，指的是黄巢部队大规模加工人肉以供食用的地方。资料图
孙太真在黄龙岛偷出十二面黄龙旗，上书“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这是传为黄巢兵败后隐居为僧时写的诗，暗示了黄龙岛作为海上的一个巨大势力，其实是黄巢起义者的孑遗，继承了黄巢的反抗之志。
最后一次出现黄巢，是《平边策》的作者王朴给郭荣诸子解释黄巢《不第后赋菊》一诗，表达了苛政猛于虎的情况下，起来造反的并非反贼，而是革命。
“通过黄巢的三首诗和一则故事，《太平年》编剧将形成五代十国局面的大背景黄巢起义给镶嵌到了电视剧里。如果是对黄巢不熟悉的观众，大约也就一闪而过了。但其实黄巢对我们理解这部剧想要表达的由乱到治的理念十分重要。”胡耀飞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胡耀飞也是此剧的历史顾问之一。
“唐末二三十年，是全国最乱的时候，五代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讲已经相对稳定了。”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陈尚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到后梁受唐禅，割据形势已经完成，五代五十三年，只有局部战争，没有全国范围的动乱。”
“石郎至今有遗臭”
胡耀飞刚开始看到的剧本大纲囊括了整个吴越国历史，三代五王，从钱镠割据东南，到钱弘俶纳土归宋，七八十年的历史，“真要这么拍，基本上就是一个纪录片了”。
胡耀飞给出的核心意见就是“太长了”。他建议，既然故事的主题是由乱到治、纳土归宋，最后纳土归宋的主角是钱弘俶，那么不如就以钱弘俶这个人物为中心，从他小时候如何成长，再到青年继位、中年治国、老年纳土，“从人物性格的塑造角度，让他最后的人生选择显得更加顺理成章”。
▲《太平年》中为父戴孝的钱九郎，剧中他长大后内心重现了此时弱小无助的人格。资料图
电视剧中和吴越国并行的一条线索是北方五代政权的更迭。2024年3月，葛焕礼开始参与剧本的创作进程，他记得编剧董哲每写几集，就会让工作人员给他送来稿子，让他提修改意见。葛焕礼也发现，董哲对吴越国这条线准备得很充分，但北方的这条线索，却不够丰满。“我们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吴越国为什么要纳土归宋？”把北边这条线写丰满了，“纳土归宋”才会更有说服力。“尤其是赵匡胤，这个角色要怎么写，当时他可能还没有考虑好。”葛焕礼说。
最终的剧本呈现，在时间线上省略了五代十国的前半期，故事从后晋高祖石敬瑭晚年讲起（942年去世），而恰好吴越国第二代君主钱元瓘在941去世——吴越和北方，几乎在同时都面对着一种新的不确定性。
从历史上看，石敬瑭的去世，确实也是五代十国时期的转折点。被宋元之际的大儒郝经讽刺为“石郎至今有遗臭”的石敬瑭，割幽云十六州，将契丹引狼入室，造成了五代十国后期的新一轮动乱。
“雏飞之后，徒有空巢”
电视剧开播之前，魏祝挺作为专家去参加看片会。看的是第6集钱弘俶出使后晋正好遇到契丹来袭、第29集吴越国内胡进思政变。魏祝挺发现，第6集和第29集之间，这二十多集的体量，在时间线上其实只前进了一年，从946年到947年。
“我以前看五代十国史，看到947这一年，只觉得太乱了。”魏祝挺说。后来他意识到，如果要表现从极乱到大治，也许这一年正是“极乱”的代表。
电视剧的主创们显然也意识到这是关键的一年。公元947年正月，后晋开运四年，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率军攻破汴梁，后晋出帝石重贵投降，后晋正式灭亡。二月，耶律德光在汴梁登基，将国号由“契丹”改为“大辽”，年号会同改元大同。但辽在中原的统治并不稳固，《辽史》中记载耶律德光形容当时的汴梁：“雏飞之后，徒有空巢”，这迫使他不得不在五月撤兵北返，并在途中病逝。
就在中原陷入权力真空的时候，驻扎在山西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率兵南下，进入汴梁，进而称帝，建立后汉政权。为了表示自己是后晋的合法继任者，刘知远没有立即改元，而是继续沿用后晋高祖石敬瑭的年号“天福”，是为天福十二年。
一年之中，中原地区的年号凡三易。“开运、会同、天福，这三个王朝的年号都可以在吴越的文物上找到，不管中原王朝是哪个皇帝执政，吴越始终尊奉中原正朔，即便是契丹天子在中原建立辽朝，吴越照样使用辽的年号。”魏祝挺说。电视剧里隐去了吴越奉辽朝年号的史实。
“本贯浙江，寓居海岱”
电视剧主创们为了将中原—吴越南北两条线索相互勾连，安排青年钱弘俶作为吴越国使者出使后晋，并让其目睹中原丧乱之惨状。这一事件不仅关系到钱弘俶个人性格的成长，也让他在中原与赵匡胤、郭荣结下了兄弟之谊。
这些关键剧情在史书上都没有记载。将一段纷繁错乱的历史改编成一部有中心情节、有主角人物的电视剧，学者们也都明白，这不是拍历史纪录片，而是要将史书上简略的几句话填上血肉，让时间线变得紧凑，让不同的时间线出现交集。后晋末年的汴梁之围里，赵匡胤、钱弘俶、郭荣三人因共患难而有了兄弟般的情谊，“这肯定是一个艺术加工，但我们都能理解。而且这样一来，北方的线索和吴越的线索就被人物捏合到了一起。”葛焕礼说。
葛焕礼也曾与主创们讨论，历史、文物所呈现的真实，和艺术加工之间如何取得平衡？陈志坚给这部剧总结出了一个“两头真实、中间虚构”的规律，即从大的历史走向、历史框架来看，《太平年》谨守真实的底线；在中间的剧情层面，“虚构的比较多”，但是虚构的情节都能够顺利地“榫接到真实的历史上去”；到了微观的名物层面，创作者又追求真实。
比如钱弘俶出使北方虽是虚构，但他出使的路线——从吴越坐船，泛海至山东登陆，却是一条真实的使者之路。当时吴越三面被南唐包围，只有面海一途。山东不仅是吴越国使臣的登陆地，吴越国甚至在山东设有类似海关功能的博易务，这一史实在电视剧中也被“榫接”进了虚构的情节之中。
2025年底，魏祝挺、黎毓馨编著的《百年有待：吴越国文物编年》出版，其中收录的一方山东的题刻证实了当时博易务的存在。题刻上提到的官员彭仁福——“本贯浙江，寓居海岱，因安赐履，未返三吴”，是一位长期外派驻青州的吴越国官员。
“有俞大娘，航船最大”
吴越国博易务的设立，和吴越国时期海上贸易的兴起密不可分。拉长历史的镜头，吴越国的海洋贸易，是中国于唐末五代在东亚海域逐渐掌握贸易主动权的重要一环。电视剧中俞大娘子领导的亦商亦盗的黄龙社海商集团，就突出表现了这个历史进程。
9世纪，东亚各国的海上贸易掌握在新罗人的手里，新罗商人在宋代海商崛起之前，扮演着唐、日、新三者贸易的枢纽角色，其中尤以新罗人张保皋为代表。而张保皋设置于中国的贸易据点——赤山法华寺，就位于当时的山东登州。
然而随着张保皋海上贸易帝国的崩溃以及唐、日海路逐渐固定为南路（早期日、唐海路，有北路、中路。前者沿朝鲜半岛北上辽东半岛，再横断渤海；后者横断黄海。后期则固定为南路，即横断东海在长江口附近登陆），山东半岛在对新、日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下降，五代、宋时期延续着这一趋势，即明州控制着对日本、高丽的海上交通，泉州与广州则控制着南洋。
梅婷饰演的俞大娘子的原型，据说来自《唐国史补》中的女商人俞大娘：“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岁一往来，其利甚博。”但据记载，俞大娘活跃的地域为长江流域，活跃的时间为8世纪后期。电视剧中的俞大娘子，显然只是套用了俞大娘的名号，而其行事、活动轨迹，都不再是史书上的俞大娘，更像是吴越国海上贸易的象征。
▲《太平年》中梅婷饰演的俞大娘（左）与回家省亲的女儿孙太真。资料图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何勇强研究员用“向海而兴”来形容吴越国的经济活动。当时钱塘江江面宽阔，杭州港直面海洋，“舟楫辐辏，望之不见其首尾”。“对外贸易为吴越国带来巨大财富。钱镠被当时的两浙民间称为‘海龙王’，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其‘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另一方面也因为其财富来自海洋。”何勇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
青年钱弘俶与青年赵匡胤、郭荣的相遇、相知，堪称电视剧对那段历史最为浪漫化的虚构。
要写由乱到治，从契丹南下造成的政权更替的“极乱”，到后周时期郭氏父子的求治心切，再到北宋建立之后赵匡胤的有所作为，几个阶段逐渐明晰，最终让吴越国心悦诚服，主动纳土。
由此，电视剧让这些少年英才们用更加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这个乱世，也就不得不对郭氏父子、赵匡胤进行相应的美化。
和其他学者连续追剧不同，吴铮强看了第一集之后，就没有打算继续追下去。“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讲，它没有什么好研究的，但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超级事件。”在他看来，创作者们将太多“主观能动性”赋予了历史中的这些人物。
“把那个时期的人民的一种愿望，寄托在这样的几个主角身上，然后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我想这是编剧创作的逻辑。但我自己觉得，赵匡胤也是被时代拉拽着的，他们的政治理念也很低端，”，吴铮强说，“那个时代落在了一帮武夫手里，他们用特别苟且的方式终结了那个时代。赵匡胤的政治理想就是不能这么乱下去了，他想不到更多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现代影视剧中的赵匡胤形象并不多见，但在历史上，赵匡胤是话本、杂剧、戏曲的热门人物，《水浒传》第一回：“一根棍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让赵匡胤身上的莽夫之气跃然纸上。
▲《太平年》开篇中的少年赵匡胤（朱亚文饰）。资料图
对郭威的隐恶溢美也为电视剧的主线脉络服务。史载郭威入汴梁，纵兵劫掠，大肆烧杀，电视剧中却写他约法三章，军容严整。葛焕礼记得在审读剧本时，曾批注郭威率军入汴京后的这些史实。“剧中没有呈现，应该是主创团队为了塑造郭威正面形象而隐去了。北方中原王朝这条线，基本逻辑是从乱到治，郭威和郭荣是这一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过渡人物，所以可以理解主创团队的这一隐去之举。”葛焕礼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穿破苔痕恶笋芽”
五代十国诸政权之中，吴越国祚最长，不仅因为钱氏三代五王的励精图治，也因为很多历史的偶然。
钱镠开国东南，在当时的各位开国君主中，在位时间最长，从886年占据杭州，902年封越王，932年去世，坐镇东南四十余年，相比其他众多在位仅几年的开国君主，钱镠的长寿使得吴越国前期的政局能够稳定。“参考五代十国的其他政权，有很多因为幼子继位，被政变的内牙军官给抢去了权力。”魏祝挺说。
到吴越国的中期，开基创业者们纷纷去世，而此时钱氏已有三代基业，即使此时内牙军头们开始抬头，“已经很难夺取钱氏政权了”，这一历史隐线，在剧中的表现就是胡进思没有选择去夺取钱氏的王位。“六郎去世的时候，他儿子还很小，他只能传位七郎。胡进思政变的时候，九郎钱弘俶正好在杭州，胡进思就找到了他。很多机缘巧合使得吴越国能够顺利交接班。”魏祝挺说，“正好九郎是一个很好的人。胡进思偶然间选中了一个最合适吴越的国王，使得吴越国能顺利纳土归宋。”
历史上的九郎，是一位宅心仁厚之人。这一点，电视剧与历史达成了一致。《全唐诗》中录有九郎一首小诗《宫中作》，“界开日影怜窗纸，穿破苔痕恶笋芽”。诗中颇有独怜幽草的境界。魏祝挺说：“钱弘俶一生经历好几次政变，都没有杀一个人，这样的宅心仁厚在五代十国之中仅见，也可以说是超越那个时代的。”
但九郎晚年亦有苛敛重赋之讥，欧阳修写《新五代史》，就骂吴越：“剥剽弗堪，吴越尤甚。”而陈尚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到现在为止，吴越没有出土像吐鲁番文书那样的涉及赋税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它的赋税的实际情况我们并不太了解”。
“厚德稽古，宏才伟量”
乱世之中，可能有两种好人，一种是赵匡胤、郭荣这样的人，积极地去争取权力、地位，然后用争取到的资源，去真正地做一些事情。剧中所表现的赵匡胤陈桥兵变，非常隐晦地暗示他有暗中策划这个事情，但同时也表现他夺取皇位是有更宏大的目标。另一种好人，可能是像冯道那样，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把自己手中的权力用好，尽量减少对老百姓的杀戮。
吴铮强后来还是陆陆续续看了几集，他个人最能接受的人物塑造，便是冯道，“对冯道在时代面前的无奈处境，这个剧展现得相当到位。”他说。
冯道的选择，体现了创作者对价值观的主动选择。由乱到治，不是一家一姓的兴衰，而是人民生活的逐步稳定，生产的逐步恢复，陈志坚说，“它在价值观方面，找到了古今都能认同的价值观，民贵君轻，这个是锚点”。
“同为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春秋战国与五代十国也有区别，在春秋战国时代，有很多思想家、改革家各自提出政治主张，试图去挽救那个时代。”吴铮强说，“但是在五代十国，儒生很多选择去当道士，吕洞宾就是其一，像冯道这样出来做事的人是少见的。”
冯道出来做事，历仕多朝，却因宋儒为了确立忠君思想而被树为负面典型，背负上骂名。事实上，在五代、宋初人的记忆中，冯道的行为不仅并不构成伦理问题，甚至是道德楷模。
《册府元龟》中保存有《周世宗实录》，内有冯道本传，传后附有五代时人对他的评价：“在相位二十余年，以持重镇俗为己任，性廉俭，不受四方之赂，未尝以片简扰诸侯……议者以为厚德稽古，宏才伟量，盖汉胡广、晋谢安之徒与！”
▲《太平年》中，冯道率百官行走在汴梁城。资料图
“善事中国”？
据说钱镠临死前有对子孙的遗言：“如遇真主，宜速归附。”公元960年，赵匡胤通过兵变当上了皇帝，此前6年，冯道已经去世，来不及看到真主统一大业。而在吴越国，九郎钱弘俶正在观察北方这个新政权，到底是“真主”，还是“第六代”。
钱镠留给子孙的另一条国策，是“善事中国、保境安民”，但在钱镠统治晚年，人们发现他颇有一些异样的举动。
位于杭州市临安区锦北街道西墅村的海会寺经幢，是吴越国时期留下的重要文物，经幢上“宝大元年”的题刻引起了历史学家们的注意。“宝大”是吴越国自己的年号，宝大元年为924年。同样可见吴越国自己年号的另一件文物是湖州德清防风祠内的《风山灵德王庙碑》，上刻“宝正六年”（931年）。
私设年号是一种明显的僭越。电视剧中经常宣读的吴越国的下行文件，往往称为“教”，“教”上连盖四个印，“跟浙江省博物馆藏的吴越国王钱镠的天下兵马都元帅牒的那件非常像”。但实际上，根据文献记载，吴越国在国内往往用“制”或“敕”。“有僭越的地方。”魏祝挺说。
僭越行为也发生于海外交流之中。《旧五代史》说钱镠“伪行制册，加封爵于新罗、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册焉”。
“可能他（钱镠）也在不断试探中原王朝对他的容忍程度。再者中原局势混乱，他有较大的话语权。只要他没有越过那条线，中原王朝可能也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魏祝挺说。
钱镠最终也没有越过那条线。千年之后回望钱镠的心路，魏祝挺尝试着去理解一个普通人面对权力的诱惑。“他作为一个有野心的普通人，是有这种欲望的。但他知道自己这个欲望不好，所以在遗言中就对子孙说，绝对不能像他这样。从钱元瓘开始，后面的国王就没有做出太过僭越的举动。”魏祝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入宋之后，钱氏子孙修撰《吴越备史》，历载三代五王的事功善举，但将钱镠僭越的痕迹尽皆抹去。
“太平戊寅”
2026年1月28日，杭州临安区衣锦城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钱镠的老家与陵墓，都在这方小小的衣锦城内。在不远处的吴越文化博物馆内，收藏有一个不起眼的瓷碗的底座残片，上面刻着“太平戊寅”四个字。戊寅年为978年，即宋太平兴国三年，这一年，吴越纳土归宋。戊寅年，是一个太平年。
吴越王王宫内的屏风上，写着“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这句话。据说钱镠在世时，每年春天，钱镠王妃必归临安娘家省亲，有一年春深，钱镠写信给妻子道：“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当这句话再次出现在电视剧中，就被赋予了更多政治内涵。第37集，郭荣、赵匡胤、钱弘俶在攻打南唐的时候再次相遇，郭荣对钱弘俶念出了这句话，“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这不只是再次确认钱镠的地位，更是突出一个“归”字。钱弘俶听到这句话，将手中热酒一饮而下，通过“缓缓归”的承诺，让历史上的纳土归宋，成为钱弘俶的主动承担。这一刻，电视剧让充斥五代史的权谋诡诈，被三位理想主义者的热血所冲刷洗净。
但对于历史学者吴铮强来说，冷静地思考历史，与观看一部电视剧，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有一点是明确的，以往钱俶纳土归宋（编者按，纳土归宋前，钱弘俶为避赵匡胤父亲赵弘殷的字讳而更名钱俶），其主动性最多就到‘识时务为俊杰’这个层面上，像《太平年》这样为了崇高政治理想而主动追求、长期谋划的行动，在传统历史叙述中肯定是不存在的。《太平年》的成败只能从文艺作品的角度去判定，至于这样一种文艺创作要影响到专业领域的历史解释，应该也是不太可能的。”（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