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头看，日记脱胎于公务记录，本就是“流水账”，后变成个人修身的手段，近代发展为高度个人化、挥洒个性的文字记录。
“写日记是一种主动型健脑运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缓阿尔茨海默病的发作。”“这一年写下来，不说脱胎换骨，至少很多状况得到了改善，比如说我日渐糟糕的记忆力……因为记录本身，就是一种记忆的强化。你每天写下来，无形中就是背诵了一遍。”
在年初发表的《一个中年人决定要写日记》一文中，作家马伯庸这样写道。他表示，写日记不是创作，应“随地大小写”，记“流水账”即可。他表示，自2024年底恢复写日记后，一年完成17万字，积累了许多细小而有趣的灵感。
▲明万历时期郑氏聚垣书舍刊本《学堂日记》。（图片来自《北京晚报》）
经马伯庸倡导，“流水账日记”已成热词，越来越多的网友参与其中。
写日记能否“健脑”，尚无定论，但应算是好习惯。从源头看，日记脱胎于公务记录，本就是“流水账”，后变成个人修身的手段，近代发展为高度个人化、挥洒个性的文字记录。阅曾国藩、鲁迅、巴金、郑逸梅等人日记，均似“流水账”。
推敲中国日记发展史，清晰可见一条从“想成为圣人”到“想成为经济人”的心态变迁之路，惜相关研究不多。本文主要依据日记史研究泰斗陈左高先生的《中国日记史略》（中国书籍出版社，2020年4月）和学者陆胤的《格式化日常：“日记格”与修身意识的近世演变》一文，对中国日记的起源、发展予以介绍。
日记的主体是人，探寻自我、表达自我之路甚多，无一适合所有人。以做“更好的我”为名，给人生定规矩、增负担，还应慎重。
古人用甲骨文写日记？
陈左高先生称，“日记”二字初见于东汉王充的《论衡·讥日》（查该书，未见），意与今不同，指一种迷信，即“述吉凶以相戒惧”，似《皇历》《玉匣记》等。而最早与今“日记”定义近似的写作，是北宋赵抃的《赵清献御试日记》。
清人论日记起源有三说：
一是西汉说，张荫桓（张爱玲的爷爷）称，史书中记陆贾、苏武、张骞等出使时内容详实，应来自这些人的日记，后失传。
一是东汉说，俞樾认为东汉马笃伯的《封禅仪记》逐日记录，“导日记之先河”。
一是唐代说，张荫桓认为唐太宗时韦执谊的《西征记》（已散失）是“奉使日记之滥觞”，韦执谊出使西突厥、石国（今属乌兹别克斯坦）时，遇石国叛，3年不得还，撕破衣服记诸国风俗、物产，成《西征记》。
1980年，在江苏扬州出土了汉宣帝（前74年—前49年在位）时人王世奉的狱中木牍，共10余件，陈左高先生视为“系具有年月日之简单日记”。其实，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1155枚竹简，包括基层小吏“喜”的按日记录，称“质日”，时间更早。1991年，殷墟出土689版甲骨，上刻2250多条记录，记载了“子”（商王武丁与妇好的儿子）的日常生活，被称为“王子日记”。
1948年，陈左高先生在《日记之滥觞》中，称甲骨文中有“早期日记”，后自我否定，称其只记公事，“不接触自己生活”，如算成日记，历代帝王起居注、实录等皆可算日记，这成了学界的主流观点。但个人化创作是逐渐形成的，或可从宽视之，毕竟占卜是古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翦商》一书的作者李硕便认为，《易经》即周文王被拘期间的日记。
唐李翱的《来南录》被公认为现存最早日记，不足千字。学者张剑称，直到黄庭坚的《宜州乙酉家乘》，才具备“现代人私人日记私密性、随意性、博杂性特点”。
宋代是中国日记勃兴期，涌现出王安石、司马光、曾布（曾巩的弟弟）、路振、赵抃等“日记狂魔”。
周邦彦的儿子周煇（通辉）在《清波杂志》中说：元祐诸公（1086年—1099年）都有日记，与皇帝对话、朝廷政事、当官经历、谁贤良与否，记录甚详，曾在吕大虬家看到曾布的日记，巨册数本，私家交往、婴儿疾病、药方等都详细记录……后来再没见到它。
宋代日记风格鲜明
遗憾的是，宋代日记中绝大多数内容散失，据看过者称，不同人的风格不同。
王安石的日记多达80卷（一说70卷），是标准的“洗地流”，凡变法不利于民处，王安石把责任都推给宋神宗，而新法中被认可处，统统归功自己。王安石喜欢写日记，“凡所奏对议论，日有记录，皆安石手自书写”。
司马光的日记呈现出“路边社”色彩，“记事及杂录，多得于宾客，或道路传闻，悉以为实，鲜不收载”，听到什么就信什么，但立场鲜明。
曾布属“狂喷派”，他和权臣章惇不睦，常在日记中大骂章惇，与章惇往来较多者、非新党者，亦被骂，曾布有时会“走火”，比如骂韩忠彦（名臣韩琦的长子，曾任宰相，以宽厚、庸懦著称）无主见，骂陆佃（陆游的爷爷，不肯党附王安石）文章拙劣、传笑中外。
黄庭坚持“生活风”，被贬后只记吃喝，皆“糟蟹、虾、鱼、朐梨（即朐山梨，山东东平特产）”之属，黄庭坚擅书法，“宋高宗得其真本，爱之，日置御前”。
参政类之外，最受欢迎的宋代日记是游记类，如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吴船录》、吕祖谦的《入越记》等，均以文辞优美著称。
另有出使类日记，也呈现出个人风格。在《揽辔录》中，范成大记北方“其制（指服装）尽为胡矣！自过淮以北皆然，而京师尤甚”，充满焦虑。楼钥的《北行日记》则重在刻画沦陷区民众的爱国情怀，如“跪者胡礼，喏者犹是中原礼数，语音亦微带燕音者”，路边几位老太太指着楼钥说：“我大宋人也，我辈只见得（宋朝使者）这一次，在死也甘心。”
宋人中，周必大的日记存世最多，达8种，其中5种属游记类。周必大仕途屡遭挫，两度“奉祠”（宋官制，五品以上高官不任事时，授闲职，相当于“靠边站”）回乡，被韩侂胄列为假道学的党魁，乡居期间，绝口不谈“人事”。周必大也有参政类日记《思陵录》，刻画生动。
比如宋高宗去世后，按北宋旧例，应派5名护送专使（即山陵使），宰相王淮极力反对，义愤填膺地表示“民力何以堪之”，争吵持续了5个月。王淮真这么爱民？其实是担心自己被任命为山陵使，暂时调离中枢，失去大权。
元代日记中衰，“日记作品留存较少，佳作更为少见”，元歧视文人，“士大夫每多持逃避现实的态度”，无勤写日记习惯，即陈庆元说：“自元克江南，畸人逸士，浮沉里闾，间多以诗酒玩世。”
我国现存最古日记手稿，是元代书画家郭畀（1280年—1335年）的《云山日记》，仍留52页，2万余字，清代宋葆醇称它“饮酒必书，求书画必书，游寺观必书，称谓之间，褒贬寓焉，义理昭焉”，但怎么看，都更像“流水账”。
不必人人“流水账”
南宋中后期理学勃兴，文人多借“空眼簿”来修身，即“今日记一事，明日记一事，久则自然贯穿”，推动了日记发展。故儒学兴，日记亦兴。
据学者陆胤钩沉，“空眼簿”即读书日程表，“空眼”指表中待填的空白，按日填，可起督促作用。嘉定十年（1217年）春，朱熹门人黄榦与朋旧、生徒订立《同志规约》，明确用“空眼簿”共保“先师遗训”。明清时，“空眼簿”发展成“功过格”，比如分敬、怠、义、欲四项，逐日记录自己的言行并打分，年底算总账。这些日记是公开的，同学间“旬有旬会，月有月会，讲习切磋”。
陆胤指出，美国开国元勋之一富兰克林也曾订“达到道德完善的大胆而又艰巨的计划”，总结了节制、缄默、秩序、决心等13项美德，每日按时践行。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认为，“儒教的君子只致力于外表的‘端正’”，没有“借着内在力量以影响生活态度的任何一种把柄”。其实，“功过格”中“层累的修身成圣意识”，同样导向“节制日常以奉献‘天职’的工作伦理”。
历元代低迷后，明清日记至空前高峰。明代多知识型日记，比如鉴赏大家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李自称见过3种《清明上河图》真本，各不相同，其一被高官陆完收藏，严嵩专权时，必欲得之，时陆完已逝，其妻将画缝在枕中，她的外甥王生善画，多次观摩，暗记内容，默画一幅，以800金卖出，买者送给严嵩，装裱匠汤某看出其伪，向王生索40金“封口费”，王生不给，汤某故意凸显其漏洞，严嵩大怒，遂罗织罪名，斩王生于东市。
清代时，学生写“功过格”几成“标配”。晚清派官员出使国外，也要交日记，致“凡事或纤猥，迹近怪异，且亦有不愿示人者，其后皆经一一删去”，连郭嵩焘、薛福成等有见识、敢说话者，亦记行程时议论多，到目的地“皆戛然而止”。
日记沦为表演，难免被扭曲。翁同龢被罢官后，为免祸，将日记中戊戌变法的内容全删。再如李慈铭只是幕僚，为抬高自己，竟在《越缦堂日记》中大肆编造。钱玄同说，胡适写日记即受李慈铭影响。
陆胤发现，明清“功过格”影响大，坚持者却不多。清末，日式“市贩日记账”传入中国，略似今《效率手册》，商务印书馆推出《光绪三十年日用必携袖珍日记》，称：“内留空幅，以便记载每日所办之事。后附账簿、朋友姓名录、邮政电报章程、各处往来轮船火车价目、上海租界章程摘要，可以随身携带于行旅中，尤为便用。”古人写日记是想当“圣人”，至此变成想当合格的“经济人”。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商务印书馆推出《学堂日记》，由此开启学生们的噩梦，写日记似“杀威棒”，给无数童年留下了说谎、抄袭、硬编的记忆。
写日记也许能提高作文能力，但变成负担，效果堪疑。心理学认为，丧失自我的人会通过低水平重复，尝试建立“今天之我”与“昨天之我”的关联，越沉浸其中，心理问题越严重。
现代社会尊重个体差异，就算是“流水账日记”，也不必人人写。（完）
作者/蔡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