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衢车马正喧阗，只是宣和第几年。当日翰林呈画本，升平风物正堪传。”
“通衢车马正喧阗，只是宣和第几年。当日翰林呈画本，升平风物正堪传。”
这是金代张公药在《清明上河图》上的题跋（共三首诗，此为第一首），也是对其主题的最早定位：表现宋徽宗宣和年间的“升平风物”“好风烟”“繁华梦”。直到明代，董其昌仍认为：“乃南宋人追忆故京之盛，而寓清明繁盛之景，传世者不一，以张择端所作为佳。”“绍兴初，故老闲坐，必谈京师风物。”
由此引发疑问：渲染盛世的古画颇多，凭什么《清明上河图》的影响力最大？仅靠画技，就能让大家都喜欢？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故宫博物院藏。（图片来自北京晚报）
元代李祁最早提出异议，他在题跋中写道：“昔委巷之谈，谓择端因作是图，被其进以图其人，皆无根之论。此图有忧勤惕厉之意。”意思是，传闻说张择端受人推荐，才画此图献上，纯属无稽之谈，此画有劝谏皇帝勤政、重视民生疾苦之意。
李祁此说被后来的李东阳、邵宝等认可，却长期被忽视，直到余辉的《隐忧与曲谏：〈清明上河图〉解码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引入西方图像志研究方法，始钩沉出张择端深藏的一份“忍不住的关怀”。
名画离不开技术，但高于技术。唯有呈现人性中的悲悯、忧患、责任、担当与崇高，方能传承久远，这才是《清明上河图》的不朽之处。
《清明上河图》现藏故宫博物院，列入《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清单》，每10年左右会铺开展示一次。本文主要依据余辉的力作，试予解读。
每个细节都是一把刀子
“生动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北宋都城汴梁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北宋时期都城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到目前为止，这仍是对《清明上河图》的“权威解释”。
此说有两大硬伤：
首先，风俗画重在传递欢乐情绪，可《清明上河图》一上来是“惊马闯郊市”，“情形颇为紧张”“一开始就给人一种不安定的气氛”。全画中心是大船与拱桥即将相撞，美国学者谢柏轲说：“实属不祥之兆。若此画进呈于多疑且迷信的宋徽宗，很难相信他会感知不到画面中的负面因素。”反观明代仇英仿绘的《清明上河图》和清代5位宫廷画家合作的院本《清明上河图》，均从民间娶媳妇开始，一上来便突出喜气、祥和。
其次，张择端未全面呈现北宋都城的繁华，而是绕过勾栏瓦舍、大相国寺庙会、烟花柳巷等，画中几无军人身影，仅“正店”旁酒铺有几名军人正将酒桶装车，明清仿本则军人多，仪态端庄。《清明上河图》全卷色彩暗淡，氛围伤感，画中814个人物皆神情萎靡。
深入去看，更觉张择端不“风俗”。
一是望火楼、城门等要害处均无人值守，汴梁已是不设防的城市。
二是大船入城应早降桅杆，却因伙计不负责，人为制造险情。
三是路上交通无人维持，秩序混乱，商贩肆意侵街。
四是商贾争相囤粮，画中粮船皆私有。
五是酒馆林立，人们醉生梦死，另一边医铺门口则高悬“治酒所伤真方集香丸”的招牌。
六是贫富差距大，下层百姓终日辛苦劳作，文武官员趾高气扬，为争道较劲。在城门外的平桥上，三个小乞丐正纠缠路人，茶馆、路边，挤满了还没找到工作的劳动者……
在《清明上河图》中，更狠的是两个细节：
一是推车人竟用书法作品当苫布，暗讽北宋末期“党争”白热化，昨日求高官赐予的“墨宝”，一夜间成了“烫手山芋”，不光速处理掉，恐连累自己，可宋律禁城内平民在做饭之外用火，人们只好把这些书法作品交给苦力或小贩，让他们带出城焚毁，这已成北宋都城的一景。
另一是人们正运送超大铜钱，应是引发通胀的“当十”钱，北宋政府把手伸进百姓口袋，公开盗窃，百姓却只能以一脸麻木来应对。
在《清明上河图》中，张择端呈现了种种社会问题，婉转地向宋徽宗提出劝谏。表面看，画的是人间烟火，其实内涵着画家对大厦将倾的忧虑，乃至对民生艰难的同情。张择端化笔为刀，以剖开病灶、彻底治疗。明清仿本中也画了一些冲突，都是酒醉打架、夫妻矛盾之类琐屑小事，意在增趣，给厌倦了满纸浮夸的观众们，递上一把痒痒挠。
画中“三问”直指时代困局
张择端为什么要用画画的方式进谏？
正史未记张择端，好在金朝监管御府书画的官员张著在《清明上河图》上留百余字跋文，称：“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
据余辉考证，东武即今山东诸城，离孔子老家曲阜不远，自古多大儒。张择端的名字出自《孟子》的“取友必端矣”；字正道，出自《礼记》的“中者，天下之正道”。可见，张择端“出生于一个儒家思想比较浓厚的家庭”，早年“游学京师”，即司马光所说：“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为诗赋论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得善为诗赋论策。”可张择端始终科举未成。
北宋中后期，新党、旧党矛盾激化，“新党得宠时，用新党的考题，旧党上台时，专用新党的另一套考题，考试范围老是换，有些人不太适应这个形式”。
张择端不得不“后习绘事”，主界画（作画时使用界尺引线，用来画建筑等物），并通过了宋徽宗考核，入翰林图画院。
宋徽宗有艺术天赋，他在崇宁年间（1102—1106年）办书、画、算、医“四学”，常以诗句为题，要考生画出意境，重“藏意”。比如“竹锁桥边卖酒家”，名画家李唐的答卷是“画荒山满幅，上出幡竿”，不直接画出酒馆，却暗示其存在。
余辉指出，在《清明上河图》中，颇多“藏意”处：卷首画送炭驮队，暗示天气还很冷；画踏青人群和街上出售纸马，不画上坟，点出清明节；运粮私船挤满码头，暗示官粮危机……特别是结尾处画了三个场景，即：两夫人带孩子到“赵太丞家”医铺，表示“问病”；医铺对面是算命铺，准备科举的士子们围着算命先生，表示“问命”；医铺旁官宅门口，有人迷路，守门人为他指点，表示“问道”。“三问”是《清明上河图》的真正主题——北宋已落入伪盛世的陷阱，靠“三问”自我救赎。
张择端沦为画匠，帝王以“倡优蓄之”，他却不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儒生本分。《清明上河图》饱含“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文以载道”的美学精神，它不是猎奇、帮闲与娱乐，而是对价值理性的坚守。
“名画诅咒”其责在人
张择端的努力付之东流——宋徽宗不喜欢《清明上河图》，将其赐给向宗回（宋徽宗养母向太后的弟弟，向太后曾力排众议，助宋徽宗继位），未入《宣和画谱》。
此决定令后人困惑。余辉认为，北宋画学重人物、轻界画，界画作者难入谱；此外，后人赞《清明上河图》，多属“距离产生美”，对画中场景，时人天天见，不以为美。宋徽宗认为绘画应“粉饰大化，文明天下，亦所以观众目，协和气焉”，他喜画并收藏祥瑞图，《宣和睿览册》共1.5万页，都是各种祥瑞图。宣和六年（1124年），宋徽宗令白时中“编类天下所奏祥瑞，其有非文字所能尽者，图绘以进”。显然，《清明上河图》严重背离了宋徽宗的要求。
《清明上河图》不是祥瑞，且妨人，曾收藏过它的陆完、严嵩、冯保、毕沅等下场都不太好，难道真是“名画诅咒”？
其实，他们的死与《清明上河图》无直接关联：陆完密结朱宸濠，涉嫌谋反，被贬至福建靖海卫而死；严嵩专擅国政近20年，他从昆山顾鼎臣处强索《清明上河图》；冯保“亦贪亦贤”，竟敢将皇家收藏的《清明上河图》私自占有；毕沅是一代文坛领袖，但出任湖广总督期间，“教匪初起失差贻误，滥用军费”，给清朝造成巨大损失，病逝后被追究，毕家世职被剥夺，全家百口被杀，家产被抄没。
他们不是张择端的知音，也从未想过弘扬画中的精神，只是基于升值潜力大，才加以收藏，投机失败，后果自负。
世人多从实用理性去看《清明上河图》，致真伪议题不断花样翻新。据《解读〈清明上河图〉》（陈诏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5月）中所言：有人称《清明上河图》原本就分甲乙本；有人称北宋画院曾出摹画；有人称张择端创作前曾画稿本；还有人称，南宋时汴梁故老怀念昔日胜景，临安杂货铺中摹本大卖，每本仅一金……这些说法均无实证，诸本皆后人伪造。
明代冯保被抄家时，《清明上河图》失踪，清中期又冒出来，仿本多出自这段时间。清代徐树丕在《识小录》中称，画中四人掷骰子，两颗六点，一颗在旋转，投骰子者张嘴作呼“六”状。裱褙匠汤勤指出，六是撮口音，闽南音才张口，故今本疑伪，且画中麻雀双上脚爪踏在两片瓦角上，是临摹者的败笔。
现存数十本《清明上河图》中，三本影响最大。
一在美国，董作宾认为是真迹，汴河中画官船三只，有枢密院、平章等木牌，符合当时官制，店招亦“有北宋宣和年间特殊事物，绝不见于他本者”，但画家似未到过汴梁，其内外城皆土筑，却画成砖砌，且“花布”“棉花行”“南货店”等太穿越。
一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也将汴梁城墙画成砖砌，店招中竟有“李师师瓦肆”，宋徽宗封她为李明妃、瀛国夫人，张择端岂敢在御览的画中揭短？
一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历代题跋清晰，传承有序，可信度最高，惟图中数笔可疑。1973年，故宫重新揭裱《清明上河图》，发现它最后一次装裱或在明末，装裱者将原图中几笔误当成画驴，竟补上一块，把驴画全，违背了原作逻辑，1973年时才将这块补丁撤下。17
作者/蔡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