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服饰，便是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上承五代十国的雍容余韵，下启两宋的清雅新风。
王朝更迭，往往在历史书页上骤然落笔，浓墨重彩。而服饰风尚的演变是渐进的、延续的，不会如政权更替般骤然分明，也从来不只是审美选择，而是与地理空间、政权疆域、地域交通深度绑定的文化现象。宋初服饰，便是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上承五代十国的雍容余韵，下启两宋的清雅新风。
▲后唐王处直墓壁画。（图片来自北京青年报）
▲长干寺地宫泥金花卉飞鸟罗表绢衬半袖对襟女衣。（图片来自北京青年报）
五代十国虽存续时间短暂，却留下了诸多考古遗存，为我们还原彼时服饰风貌提供了依据。中原及北方地区，作为历代政治文化核心区，始终坚守着晚唐服饰宽舒大气的底色。后唐王处直墓壁画中的女子，或内着长裙、外罩交领袍衫，或身着齐胸衫裙、肩披飘逸长帛，面庞圆润、妆发雍容，与唐代《簪花仕女图》中的女子形象一脉相承，尽显晚唐的华贵气韵。后周冯晖墓壁画里的女子，身穿对襟宽袖长衫，满铺团花染缬图案，衣摆垂坠及踝，端庄明艳，绵延相续着北方地缘孕育的厚重审美。闽国女子发髻高耸宽大，广袖垂阔，即使素色也难掩富贵华丽之态。即便地处西南的前后蜀，服饰搭配程式仍未脱离晚唐体系，仅后蜀赵廷隐墓女俑衣衫稍显窄瘦，反映出地域审美带来的细微差异。而江南吴越之地，凭借水乡温润的地缘特质，孕育出与北方宽博之风截然相反的纤秀温婉。吴汉月墓石刻中的女子，身形修长清丽，身着交领大袖衣，长裙曳地，发髻高耸挺括，衣袂间尽是江南女子的柔婉灵动，与北方服饰的雍容疏阔形成鲜明对比。
在车马迟缓、文化传播高度依赖人员往来的古代，山川河流如同无形的屏障，让南北审美各自生长、各自成型。于是，五代服饰虽同源于晚唐风韵，却在不同地缘环境的滋养下，呈现出多元共生的样貌。
公元960年，北宋定都开封，逐步结束了唐末以来百年分裂的格局，实现了中原地区的统一。开封地处中原腹地，本就是后周旧都，无论是政治体系的承袭，还是民间风俗的延续，都与北方地缘文化深度绑定。基于“地缘相近，风尚相承”的前提，北宋立国之初，服饰风尚自然而然以中原五代风格为正统，宫廷与上层社会的衣着范式，也直接承袭后周，成为北方服饰文化的延续与传承。
后周冯晖墓的壁画与彩绘浮雕，便是窥探宋初服饰风貌的一扇窗户。墓中女子身着的对襟宽袖长衫，正是五代时期流行的“披衫”，这款服饰作为外穿罩衫，形制宽松、胸前系带，前蜀永陵的石刻女子像中，也能找到同款披衫的身影。五代词人笔下“柳色披衫金缕凤，纤手轻拈红豆弄”的词句，将披衫的华美精致描摹得细腻生动，足见其在当时的流行程度。这款衍生于北方地缘的服饰，并未因朝代更替消亡，反而在宋初继续风靡宫廷与市井，成为彼时女子日常穿搭的主流款式。
披衫之下，常搭配独具特色的襜（chān）裙。襜裙分为两片式与三片式，长度短于内搭的裙或裤，穿着时层次错落、灵动别致，既满足了日常的保暖需求，又极具层次美感。宋初宫廷女子对襜裙尤为偏爱，日常便服中，襜裙下搭配宽袴（kù），若是出席正式场合，可在襜裙之外再加系长裙，《簪花仕女图》中的仕女装束，便是这一搭配的生动呈现。起初，襜裙极尽奢华，不少以金线镶边、绣满繁丽纹样，后来宋太宗倡导节俭，特意训斥以金线装饰襜裙的李皇后，此后宫人纷纷改用黑色绸布制作襜裙。这一转变，不仅是服饰用料的简化，更预示着宋代服饰审美正逐步脱离晚唐五代的浓丽繁奢，逐步向雅致内敛转型。
襜裙之下多衬开裆宽袴，兼具打底与保暖之效。五代词人顾敻（xiòng）“瑟瑟罗裙金线缕，轻透鹅黄香画袴”一句，既点明了袴穿于裙下的着装方式与以绘画装饰袴的工艺，又展现出轻透罗裙下隐现画袴的层次感与朦胧美。五代宋初的宽袴形制当承袭唐制，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袴便为此提供了实物佐证。这条袴以罗为面料，饰有手绘的鸭子、花朵、蜜蜂、鸿雁等纹样，与词句中的“画袴”极为吻合。
宋初女子流行的装束或许正如冯晖墓壁画所呈现的这般：身披披衫，下着宽袴、襜裙，或在襜裙外加束长裙，风格明媚浓丽，尽显五代遗风。
地缘的统一，终究会带动文化与审美的整合。随着北宋政权日渐稳固，中原文化重新凝聚，社会审美从繁丽浮华慢慢转向清雅简约，服饰风格也随之悄然蜕变。南京长干寺地宫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其中一件成衣便是宋风萌芽的缩影。这件衣服直领对襟，以绢为里，以罗为面，上有泥金花卉飞鸟图案，衣身宽博，为“半袖”式样。与宋初披衫相比，宽博的衣袂逐渐收敛，繁复的、大面积铺陈的团花纹样被素净的、低调的折枝花取代，曾经的浓丽气质，慢慢沉淀为温婉雅致的宋韵新风。
宋初服饰，恰好处于唐宋服饰审美转型的关键节点，它延续着前朝的文化余韵，更孕育着属于宋代的美学新风。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不同的地缘环境，塑造了各异的服饰气质，而政权的统一，又让多元的服饰文化走向融合与革新。这不仅是一段服饰形制的演变史，更是地缘与文化、历史与审美交织的融合史，让我们在千年之后，依旧能从丝帛衣袂间，窥见彼时的地域风貌与时代气韵。
作者/陆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