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的一天，在翻阅荷兰东印度公司留下的荷文档案时，美国汉学家欧阳泰被一则两百多年前的记录吸引住。
▲清代宫廷画家绘制的《万国来朝图》（局部），描绘了藩属及外国使臣携贡品到紫禁城朝贺的场面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21世纪初的一天，在翻阅荷兰东印度公司留下的荷文档案时，美国汉学家欧阳泰被一则两百多年前的记录吸引住。
1795年，在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遇挫两年后，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海洋强国荷兰也派出了一个使团。他们由正使德胜带领，到北京祝贺乾隆皇帝登基60周年。虽然旅途艰辛，但这次访华大获成功。
尽管在史学界受训多年，当时的欧阳泰对1795年的荷兰访华使团仍所知寥寥。在找到更多相关史料后，他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荷兰人认为这次访华很成功，并非常自豪；而此前两年跟随马戛尔尼访华的英国使团随员们却给予了尖刻的指责和批评，譬如因出版中国行记而名利双收的吧龙（John Barrow），他说那是一次“彻底的失败”，荷兰人是自取其辱并饱受虐待。
“事情变得有趣了。”2026年5月，在网络视频的另一头，欧阳泰的嘴角露出笑意，他向《南方人物周刊》回忆：“我当时就很想搞清楚，他们中到底谁说的是真话呢？”
▲欧阳泰，美国汉学家，埃默里大学东亚系教授兼系主任。耶鲁大学博士，师从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和欧洲史名家杰弗里·帕克。主要研究领域为全球史视角下的中国史、东亚史、社会史以及殖民主义比较研究，著有《决战热兰遮》《从丹药到枪炮》《最后的使团》等。图为欧阳泰在斯里兰卡图/受访者提供
两个使团的故事
1793年12月9日，离开北京的马戛尔尼勋爵到达广州时，形容消瘦憔悴，仿佛老了十岁。
英国驻广州商馆的大班波朗说，自己是靠着勋爵胸前那枚硕大的金质勋章才认出他来的。这枚巴斯勋章由英王乔治三世授予，以表彰他多年来为国家作出的杰出贡献。
乔治·马戛尔尼博学强干，经验丰富，精通多国语言，是当时英国首屈一指的外交官。27岁时，他作为特使被派往俄国，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签订了对英国极为有利的20年商务条约，扬名欧洲。此后，他在英国议会和政府中步步高升，先后在加勒比海、印度、南非等英属殖民地担任总督，声望日隆。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勋爵率80人的豪华使团抵达中国。他们带来600箱贵重礼物和书籍，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欲通过谈判打开中国市场，后因礼仪、通商要求等诸多问题与清廷发生激烈冲突，被匆匆地“礼送”出境。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失败的故事，一直被视作中西外交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成为被西方政界、外交界、历史学家和文化学者反复讲述、解读、研究和引用的案例。
1795年，在马戛尔尼访华失败两年后，在亚洲“深耕”贸易近两百年的荷兰也派出了访华使团。虽然旅途劳苦，但荷兰人首次觐见了中国的皇帝，还得到了欧洲人乃至清廷外藩国使臣前所未有的顶格礼遇。
与此同时，遥远的欧洲局势巨变。在法国大革命引发的一连串战争和社会动荡中，尼德兰联省共和国（俗称“荷兰共和国”）解体。使团访华的成果随即化为泡影。这段历史逐渐被政界、学界遗忘，后人偶有研究提及，都把它作为马戛尔尼访华事件之后一个微不足道的、“更加失败”的注脚。
凭借掌握荷语、法语、西班牙语的优势，欧阳泰搜寻到了使团成员留下的旅行日记、回忆录。他们都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驻亚洲多年的高官和职员，给自己取了富有东方情调的中文名，如正使德胜、副使范罢览等，以及随行译员、年轻的东方学者、法国人小德经。此外，还有通过“眼线”密切关注使团动向的西班牙外交官阿戈特。
为了多角度地接近历史真相，欧阳泰还找到同时参加庆典的朝鲜国使臣留下的文录、清廷军机处档案，逐渐还原出一段被西方史学界长期误解和遗忘的中西方“相遇”的故事。
在1795年访华前，荷兰人详尽地研究了马戛尔尼失败的原因，总结教训。“他们当时有点幸灾乐祸，因为荷兰人与英国人是竞争对手。”欧阳泰解释，“此外，他们想好好抓住这次访华机会。”
到达中国后，使团入乡随俗，谦卑地遵循清廷从历代中华王朝继承下来的朝贡礼仪，包括两年前引起轩然大波的叩头礼。此外，他们还带上了假发和粉扑——事实上，这些浮夸的装扮在欧洲早已过时，但这些“亚洲通”知道中国的达官贵人、平民百姓都爱看这样的异国风情。京城庆典期间，在寒冷的凌晨三四点，他们常常不得不按皇帝和内廷的行程安排在京城、皇家园林之间奔波。
▲清代张为邦、姚文瀚合绘的《冰嬉图》（局部），描绘了冰上运动盛况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新年庆典上，荷兰人觐见了乾隆帝，跟随他一起观看冰嬉、烟花表演、杂技、中国戏剧，也得到了无上“恩宠”——他们被带入紫禁城和圆明园最深处的“禁地”，得以参观大清皇帝和后妃们的日常居所，饱览亭台楼榭、寺塔湖色，以及皇帝收藏的珍贵画轴、藏书和古董等等。之前，从来没有欧洲人及清廷外藩国使臣被“恩准”进入这里。乾隆的宠臣和珅告诉他们：皇帝是以此种超规格礼待，显示对荷兰使臣的偏爱。
无论是皇帝的谕旨、清廷高官的反馈，还是从在内廷服侍的西方传教士那里得到的消息，都证实乾隆对荷兰使团非常满意。在使团踏上南下归途之前，他下令沿路各省督抚务必设宴款待。
在新冠疫情期间，欧阳泰用谷歌地图追寻着使团的进京路线，想象着与德胜、范罢览、小德经一起骑马、坐轿，翻山越岭，渡过黄河，在寒冬穿越华中、华北地区。等庆典结束，春天到来，又跟随他们沿着京杭大运河南下，听他们赞叹苏杭的繁华和美丽，对在远处好奇地打量他们的中国女子浮想翩翩。
“如果有机会重走一遍他们的路线，会多么精彩。”欧阳泰也浮想翩翩，并将这本颠覆了自马戛尔尼以来的中西文化冲突主流叙事的书命名为《最后的使团》。
▲书名的来由，部分与荷兰共和国同年因法国入侵而崩溃、消失有关。更重要的是，1795年的荷兰使团是最后一个按照中国传统宾礼体系访华的西欧使团。“整个礼仪与规制都是由清廷制定的。西欧国家下一次尝试，就是英国在1816-1817年派出的阿美士德使团。那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双方完全谈不拢，阿美士德甚至没能见到清朝皇帝。”
“在那之后，一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再没有类似的使团。而等后来再次出现高级别的外交代表团时，中华帝国的礼宾体系已经受到挑战，被迫开始适应西方标准的外交规范和礼仪。”
自此，一段令无数中国人感到痛苦和屈辱的历史开启。
一个“修正主义”史学家与他的“全球微观史”
现年57岁的欧阳泰被认为是国际汉学界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存在。作为史景迁和欧洲史大家杰弗里·帕克的弟子，他的研究横跨中国史、全球史与军事史，尤其以挑战“西方军事优越论”而广受关注。
1980年代末，这个本名叫托尼·安德拉德的少年立志成为一名科学家。他成长于一个学术气氛浓郁的家庭。其父约瑟夫·安德拉德是美国生物学家、材料学家，被公认为国际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先驱，长期任教于犹他大学。约瑟夫在1985年编辑出版的《蛋白质吸附的分光光度测定》等著作，至今仍是该领域的经典之作。
在欧阳泰的童年，父亲的实验室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耳濡目染之下，他对“实证”和“数据”有着天然的亲近感。等后来转入历史研究，他依然习惯于像做实验一样收集、分析史实和数据，譬如帆船的排水量或火药的爆燃速率。
上大学时，欧阳泰主修生物学与神经科学。大一结束那年暑假，他到一家生物工程实验室实习。实验室里有各种背景的科学家和博士生，其中有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Long Sheng Yu（音译）。“他极其聪明、风趣，很有魅力。年纪比我大很多，已经成家、有个女儿，但我很喜欢和他聊天。”做实验的间隙，Long Sheng Yu给他讲了自己的经历、中国的现在和过去。“我完全被迷住了，想了解更多有关中国的一切。”等到大二暑假，他就去学了中文。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文课上，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欧阳泰。1989年，他跑到台湾的一所大学进修了半年中文。在台北，他从寄宿家庭那里学会了如何做出好吃的中式家常菜——干煸四季豆。
慢慢地，这个年轻人确信了一件事：相比自然科学，他更感兴趣的是人，包括人如何理解世界。他转入人类学专业。在里德学院的最后两年，他遇到了一位优秀的历史学教授，最终选择历史学为深造方向。
在读硕士期间，欧阳泰读到汉学家史景迁的著作《胡若望的疑问》——18世纪初，一位在华传教士回国时雇了一名教堂看门人胡若望；被带到欧洲后，胡若望在巨大的文化冲击下发了疯。受此书启发，欧阳泰决定去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成为史景迁的弟子。他的另一位导师是杰弗里·帕克。帕克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早期现代史学家之一，他最重要的成就是提出了军事革命理论，这一理论被学界公认为理解近代西方崛起的核心范式。
左右欧阳泰学术之路的，还有他对语言的兴趣和天赋。因着对中国的兴趣，他学了中文，又因为喜欢一部关于荷兰某地区的德文小说，他开始着迷于荷兰语。此外，他还会说西班牙语、德语等。史景迁和帕克因此鼓励他选择中国海洋史为论文主题，讨论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关系，并比较菲律宾跟巴达维亚的历史。为此，他在荷兰、西班牙、法国都有过学习和生活的经历。
在荷兰期间，他每天都泡在档案馆里读材料，发现“台湾”一再被提及，而西方还没有关于台湾荷据时代的专门研究。在荷兰汉学家包乐史的鼓励下，他把博士论文定为研究台湾在欧洲殖民时期的商贸文化和冲突。2002年，他的论文获得美国历史学会古腾堡论文奖，后出版为《福尔摩沙如何变成台湾府》一书。“福尔摩沙”来自葡语FORMOSA，意为“美丽的岛”，即今天的台湾岛。
2011年，欧阳泰出版了关于台湾的另一著作《1661，决战热兰遮：中国对西方的第一次胜利》。
这是一部“全球微观史”之作，聚焦17世纪中国与西方军事力量在台湾的对抗，通过中西多方史料考证的大量细节，重现1661年郑成功军队与荷兰东印度公司长达一年的战争现场。他不断调转视角来推动剧情，精微刻画双方统帅的战时心理，全书弥漫着血腥味的戏剧张力。《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的作者、生物学家戴蒙德幽默地评价说：“这部小说恰好是真人真事。”
欧阳泰既继承了史景迁式的“微观史”叙事风格，又融入了宏大视角，将这场发生在东南海域的局部战争置于17世纪全球殖民竞争和欧亚大陆帝国对抗的背景下。通过“中国对西方的第一次胜利”，他挑战以其师帕克为代表的、“欧洲中心论”主导的军事史叙事框架，用史实力证：至少在17世纪中叶，中西方军事实力仍处于均势状态。
▲2016年，他推出新作《从丹药到枪炮》，进一步修正“西方崛起”的单向叙事，把中西“军事大分流”作为理解近代世界格局的关键。该书获美国军事史学会2017年杰出图书奖。
欧阳泰通过梳理千年的火药和火器发展史，指出从宋元到明，中国一直处于世界火器发展的前沿，到明代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火药帝国”。即便到了明末清初，中国通过学习、仿制欧洲先进武器如引入佛郎机、红夷大炮，仍与西方保持相近的水平。郑成功收复台湾、清军在雅克萨对抗沙俄的战例，都证明当时的中国军队足以与欧洲强国抗衡。
他因此把中西“军事分流”的时间点推到相当晚近。他认为：自18世纪中叶起，处于“康乾盛世”的中国享受了80年和平；欧洲内部却陷入了一系列空前激烈的战争，迫使各国不得不在军事技术、组织、后勤和科学应用上疯狂创新，最终把中国远远甩在身后。
《从丹药到枪炮》将子弹射向史学界主流叙事的多个靶子。譬如，一种相当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中国在近代落后是因为儒家思想，其保守、歧视技术导致国家缺乏创新的动力。但欧阳泰认为，这一影响被过度夸大，明代官员和士大夫中不乏积极引进欧洲先进火器的人，晚清洋务派也是儒学背景；真正的根源不在文化，而在特定的历史情境。所谓中西军事“大分流”，是一个突然的偶然性事件。
当一个美国汉学家试图击碎“西方中心主义”和主流的“中国停滞论”时，让中国精英焦灼的“历史之问”不会因此消散。近代中西方从外交、军事到更广泛意义上的“大分流”问题，成为我们采访的重心之一。
“理解彼此，永远比索取利益更重要”
南方人物周刊：如你书中所讲述的，“被遗忘”的1795年荷兰使团访华非常成功，与马戛尔尼使团的失败构成巨大反差。在你看来，荷兰使团的成功，挑战了关于清朝外交和中西文化冲突的哪些既有定论？
欧阳泰：首先，我认为马戛尔尼的目标与荷兰人完全不同。英国人的目标非常激进，比如希望在中国沿海得到一些小殖民地。这还只是众多要求之一。
相比之下，荷兰人对“什么是可能的”有更现实的理解，他们对亚洲外交、东亚外交的理解也更深。大家长期以来总在说：清朝太僵化、太傲慢。但英方同样满是傲慢和僵化。而且，英国人作为客人到北京提出的那些要求本身就非常过分，甚至有点疯狂。
清廷对马戛尔尼来华事宜，其实已经表现得相当灵活了。一些证据显示：乾隆和清廷的一些人认为，马戛尔尼不愿按照传统方式行叩头礼，并非完全不能接受。真正让清廷担心的，不是“尊严受辱”或“谁更强大”这种问题。他们知道英国正在扩张势力，试图改变海洋世界的规则；法、荷与其他欧洲国家也都对英国很警惕。同时，清廷收到情报，说英国人正通过陆路向西藏周边扩张，一些人已意识到：他们与马戛尔尼使团属于同一势力。
所以，我认为马戛尔尼使团的失败也与英国自身有关。等他们回到欧洲，使团随行人员中如吧龙等人开始塑造一种叙事，说清朝、中国人普遍傲慢、封闭，拒绝现代世界。这在英语世界长期流传，史学界后来逐渐接受了这种观点。
清朝事实上比这种叙事所描述的更了解世界、更灵活，也更具全球意识。就连拿破仑都不认同英国人的做法。他说：你不能跑到别人的国家，还让别人按你的规矩来。
说荷兰人“成功”，是相对的。他们确实做得很好，但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英国人做得太糟糕。乾隆欢迎那些更讲道理的人，荷兰人也很乐于让访华成功。我认为乾隆朝的外交政策不封闭，也不僵化。
南方人物周刊：但在东亚儒家的“天下秩序”观中，外交是一种“内政延伸”，而欧洲列国在数百年的宗教、领土战争中，自1648年起就谈判并形成了“各国主权平等”的万国体系。在这两种不同的秩序观下，外交冲突是否无法避免？
欧阳泰：我认为，把清朝的外交简单理解为“内政延伸”不准确，把欧洲体系理解为“平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准确。不是说你错了，而是史学界长期以来把问题理解得过于简单。
我们通常会看到两种模式：一种是所谓的“朝贡体系”——高度等级化，居中心的中国皇帝高于其他所有人。另一种则是所谓的“欧洲万国体系”——平等国家之间彼此制衡、缔结联盟，政治学家称之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记者注：1648年，欧洲列国结束“三十年战争”后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你若真正深入观察，会发现现实没那么绝对。比如，清廷在处理很多内亚事务时，经常采用非常“欧洲式”的外交方式。1689年清朝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就很欧式。清朝在必要时是非常务实、灵活的，尤其是早期。
反过来说，欧洲内部并非真正的“平等国家体系”，也有等级。有些国家更强势，其他国家必须向它们表示尊重和服从。所以，两种模式并非那么截然对立，我也不认为它们本质上无法兼容。等英国人1816年再来华时，欧洲刚签订了《维也纳条约》。它确实建立了一种新型外交秩序，但远没有后来的理论描述的那么理想化。
同时，英国人在工业革命和经济增长中变得越来越自信。从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失败，到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访华失败，英国都还不具备“压倒性的强大”。但到了1830年代左右，他们已变得极其强大。我认为英国人在那时已意识到：他们拥有足够的军队和力量，可以强迫其他国家作出外交让步。
等后来英国人不断批评“朝贡体系”、说清廷傲慢时，我认为部分因为他们需要一种正当化战争的理由。他们想得到自己想要的，并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实力去获取。事实证明，他们确实做到了。从1793年到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间跨越了四十多年。
南方人物周刊：你提到工业革命让英国走上扩张之路。关于东西方在近代的“大分流”，一直是中国精英群体焦灼的历史之问。
费正清认为，中国外交上奉行的“朝贡体系”在近代损害了自身，使它无法适应现代世界，对西方国家缺少真实的了解，这最终导致它的衰落。你认同吗？
欧阳泰：我完全不认同。它直接源自马戛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访华失败后的英国叙事。
这些了不起的、自视甚高的英国人为什么会在中国失败、受辱？说“中国人很傲慢”就成了答案。此后，这种叙事被历史学家不断地继承、强化，一路延续到费正清的时代。当他想解释“中国为什么会衰落”时，很自然就会说：中国太闭塞、太傲慢，太执着于朝贡体系，所以落后了。
事实上，到19世纪，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改革。洋务派在江南、福州等地有许多不错的成就。日本就成了对照案例。两国都是东亚国家，日本长期以来像是中国的小弟，后来却迅速崛起。于是很多人说：“日本成功，是因为它更开放；中国失败，是因为它太封闭。”
我认为中日真正关键的差异在于政治史。清朝和德川幕府的统治都持续了两百六十多年，它们都很老了。但幕府在19世纪中叶就倒台了，日本在西方列强崛起之际获得了一个“重启”的机会。清朝因为太过庞大，1839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没有倒，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时没有倒，甚至太平天国运动时也没倒；它又太僵化了，不能像日本那样自我重建。
我认为近代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傲慢”，不在于“朝贡体系”，真正的问题是国家治理能力。我们必须记住一点：19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过程本身就极其艰难。即使在欧洲，各国也在彼此疯狂追赶，因为海军、工业技术更新太快了。清朝做得相当不错，而这一切最终败在1894年的中日战争中。
中国战败的原因不是技术落后、不是没有学习西方，而是政府严重老化，李鸿章做出许多误判，中央沟通体系失效，而且清廷内部严重分裂，只有一支舰队与日本整个海军战斗。这里最重要的教训是：国家治理能力极其重要。
今天的美国也应该认真思考这一点。我认为，中国拥有非常高效的政府。当然，大家的意见不总是一致，但中国能真正把事情做成，而美国做不到。现在的美国，让我想到晚明或者晚清时期的中国，处于混乱、低效、老化的状态。我爱自己的国家，但也为此感到难过。中国现在发展得非常好，走过如此艰难的历程，重新变得强大，我感到非常开心。
南方人物周刊：身为中国人，很高兴听到这些。今天，世界又进入到一个旧秩序瓦解的激烈动荡时期。也许更准确地说，美国与“非美国家”之间在重新寻找一种共处模式。我们能从这段历史中学到什么呢？
欧阳泰：我觉得，“理解彼此”永远比“索取利益”更重要。不仅在当时，今天也是如此。比如1979年，邓小平访美时戴上牛仔帽、看哈林篮球队的表演，那很有趣。乔治·沃克·布什访华时，还跟中国奥运选手一起骑山地车。
当乾隆在接待荷兰人时，他非常高兴地向他们展示中国的文化。有很多证据表明，他非常开心地带着他们观看春节庆典，譬如满人的冰嬉表演。其间，他会不断朝他们这边看，好像在问：“是不是很精彩？”他还向他们展示了烟花表演、戏曲等等。我们常常忘记：外交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可以是有趣的。人类本来就喜欢互相了解。荷兰人最后理解了这一点。
在当今这样一个紧张、混乱、世界秩序不断变动的时代，我们需要有更多“有趣的外交”。外交不应该只剩下谈判。也许听起来有点傻，但外交也应该包含“快乐”。人们应该在外交活动中一起享受快乐。（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