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中国之于世界”？

梁启超写于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中，根据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重新界定了中国“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的范围，即“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

      ▲资料图 图片来自中新网

　　这一论述设定了一个进化论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叙事，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设想为一个独立成长的中国文明的少年，走入“亚洲”和“世界”之丛林，而与之激烈竞争并求取生存的艰难历程，反映了同时期帝国主义环伺下晚清中国的严酷情势，和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思想在中国的深刻影响。

梁启超笔下民族主义的、人格化的从“孤立”走向“开放”和“竞争”的中国与世界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它作为一个历史命题却不尽正确。

今天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早已证明，“现代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本身即一个“世界性”种族；意味着世界上的全部人种都是距今约20万年前于东非诞生的“智人”，于大约8万—6万年前越过大陆桥向世界各地迁徙和播散的结果。换言之，现代人类各种族均非本地土生土长猿人的后代，而是同一个波澜壮阔的早期现代人类迁徙史的组成部分。

这一历程或许还可以借助地球历史上更早时期的大陆板块漂移—碰撞学说来说明，即今天地球彼此分裂的诸大陆（洲），曾经于远古均从属于一个被称为“潘吉亚”的超大陆。

这意味着无论从地理格局还是人类生命而言，世界的整体性均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和前提；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世界文明的宏观眼光和视野。

由此产生我们所谓的“中国之于世界”的第一层含义：“中国之在世界”。即一个孤立的“中国之中国”并不存在，“中国”从一开始就置身于“世界”之中；“世界”从一开始就作为“中国”之所以产生意义的语境而存在。

从西周的“何尊”到春秋时孔子删定的《诗经》，两周文献中屡见不鲜的“中国”表述，无论其意义是“都城”还是“国家”，均是作为一个表达空间的方位而存在的；而作为空间中的方位，“中国”实际上离不开中央之外的“四方”的界定。

中国与世界的具体关系

所谓“四夷”，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是古代中国对于中原四方所有周边民族的总称。长期以来，该词被认为是位居中原的华夏民族对于四方少数民族的贬称，但实际上，“夷夏”之间边界并不分明。不仅中国历史如南北朝、五代十国、辽金西夏、元和清，有大量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20世纪以来的众多研究已经证明，就连华夏文明最为辉煌灿烂的夏、商、周三代，都与四夷民族入主中原分不开干系。

正如人类学者张经纬所说，中原其实“不是文明之源”，而是“中华文明昌盛的舞台”；这意味着在中国，始终存在着一个由四方与中央组成的一个动态结构，这个结构犹如一个舞台，永远上演着“四夷”与“华夏”之间彼此互动、活色生香的精彩剧情。在这种意义上，“四夷便是中国，中国亦是四夷”。

现存中国的第一份世界地图，为刻于南宋的《华夷图》。地图上“华”的部分呈现了黄河与长江、长城和海南岛的清晰形象，详细标出了数百个地名；“华”的四周，则是由另外数百个地（国）名所标识的“夷”（世界部分）。其中，“华”“夷”保持着中央与四方的结构，但“夷”的具体族属多有变化。例如，位于北方的“北狄”，现有“女贞”（女真）、“契丹”“室韦”（蒙古）等；位于西方的“西域”，除“楼兰”“于阗”等外，还有“条支”（叙利亚）、“安息”（波斯）、“大食”（阿拉伯）、“大秦”（拜占庭）和“天竺”（印度）等；位于南方的“南蛮”，则有“扶南”（柬埔寨）、“林邑”（越南）等；位于东方的“东夷”，则有“日本”和“流求”等。

因此，“华”与“夷”（中国与世界）的具体关系，在这里以图形的语言，被表现为一个“有形”与“无形”的差别。这种“有形”与“无形”的关系可以联系同一石碑背后的另一幅用“计里画方”方式刻制的《禹迹图》来考察，即后者进一步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转化为一种有限—无限的关系：中国尽管重要，却不是世界的全部；外部世界尽管粗略，却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可及的。这里存在着一种类似于画家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手卷式横向展开方式：相对于中国的精确与可测量而言，外部世界并非子虚乌有，而只是有待于精确和测量而已。这种构图方式暗示了一种世界观的存在，从而为“四夷之中国”与更加宏阔世界的连接与拼合，作了很好的铺垫和暗示。

避免一种妄言或者失察

学者们指出，大约6500万年前，一次地球板块的大碰撞决定了今天地球尤其是亚欧非大陆和中国的地理格局。大碰撞的两个主角一个是印度板块，另一个是欧亚板块；印度板块从独立的状态由南向北漂移，与欧亚板块发生剧烈的大碰撞，在雅鲁藏布江一带插入欧亚板块底部，导致超大幅度的地标隆起。于是，地球上最高、最年轻的高原——青藏高原诞生了。

作为地球上最高的地方，青藏高原以其平均海拔和独特的环境，被称为与地球南、北极并列的“第三极”。这一地球上“第三极”的诞生，导致了一系列与我们命运息息相关的环境后果。首先，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青藏高原，形成巨量的降雪、冰川与湖泊，成为滋养人类几大文明的大河，如黄河、长江、恒河、印度河、雅鲁藏布江、澜沧江（湄公河）的发源地。

因为青藏高原得到了较之平原地区更多的太阳辐射，夏季大气受热上升，地面气压降低，导致高原如一台大型“抽风机”般抽取外围的潮湿空气进行补给，在印度洋上形成南亚季风，在太平洋上形成东亚季风；这些季风带来了大量水汽和降雨，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和中原的东南地区，形成鲜明区别于世界同一纬度其他地区的烟雨蒙蒙、“一派江南”的独特风貌，也埋下了日后江南地区成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粮仓和人文荟萃之地的文脉。

青藏高原本身也阻挡了印度洋水汽的北上，导致高原北部的中国西北地区、蒙古高原和中亚地区更加干旱，沙漠和戈壁大范围出现。至此，中国三大自然区——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半干旱区、青藏高原高寒区形成。“大中国”之所以能够汇集了“农耕”“游牧”“渔猎”等不同生活和生产方式于一体，其自然地理依据在此。

还需要补充另一个经常容易被我们忽视，却对世界文明及其跨文化交往至关重要的方面。那就是，青藏高原崛起导致的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季风不仅仅是单向的，是双向循环的，即青藏高原不仅仅在夏天导致了印度洋和太平洋上暖湿气流从海洋吹向大陆，而且也在冬天导致高原的高寒冷风从大陆吹向印度洋和太平洋，由此形成亚欧非三大洲，以及地中海、黑海、红海和印度洋与太平洋诸文明之间来来往往、相互交流的自然节律，为世界文明相互需要的整体性提供了自然与地理的基础。

即使是16世纪由欧洲人主导的地理大发现或者大航海时代，也没有摆脱这一自然与地理的基础。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之所以会发起航海探险运动，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寻找通向东方的航道。其中葡萄牙人的路线是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最后通过马六甲海峡到达中国；另外一条西班牙的路线是往西行，哥伦布西行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寻找中国和日本，结果他误打误撞碰上了美洲。

换句话说，16世纪的世界体系并不是欧洲人所“创造”的，他们只是“占有”和“改造”了“在13世纪里已经形成的通道和路线”，从而完成了“对先前存在的世界经济体的重组”，进而后来居上的。

从这种意义上说，把文艺复兴的五大洲世界地图改造成为以“昆仑”为中心的“五岳”体系，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从现代知识向传统神话的可耻倒退，实际上却是对世界真实历史情境的一种更具有穿透力的惊人洞察；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失去其作为历史范式的意义。这里，任何一种将某个具体的“中国”当作世界历史中心的行径，都是一种“小中国”的妄言或者失察；在我们看来，文化的“昆仑”毋宁更是全世界人们正在参与建设的共同基础，也是他们共同愿望攀登的珠穆朗玛峰——它尚未达到，却已在地平线上昭然可见。

反抗文化的分离和隔绝

正如植物生命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光能同时释放氧气，动物生命通过呼吸吐故纳新，亚欧非大陆乃至五大洲上面人类的文化，则通过交换互通有无，形成更高程度的复杂性和文明。中国人把商业上的交换称作“生意”，这个“生意”即“生命的活力”；而没有“生意”，自然就是死气沉沉。“交换”实际上和“吐纳”与“呼吸”一样，是人类生命不可或缺的本质。

我们期待的，正是这一类能够揭示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换本质的、有生命力的原创性研究。在此意义上，全球史和跨文化研究并非人类历史发展的最新阶段，或如梁启超想象的那样，是始于封闭再走向开放和竞争的历程；它实际上就是历史本身，是生命的吐故纳新和返本归原。

当我们所在的时代，人类又一次因为疫情和战争而走向隔绝和分裂之际，如果文化不得不承担政治的属性，那么我们以为，反抗文化的分离和隔绝并揭示人类历史上无以割舍的相互联系，作为一项广义的政治任务，实际上变得越来越重要。（完）（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