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评：从清明节看中国人的生死观

“每逢簪柳日，却忆上坟时。”清明是祭祀节日，生者跟逝者在记忆与仪式中连接之时。如何看待死亡？如何面对逝者？是人类永恒共同命题。借清明时节，可梳理中国人独特生死观。

中国人在天人合一中理解生死本质。“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将天、地、人作为一个统一体看待，由是观之，则人之生死与天地联系密切，密不可分。天有春夏秋冬，人有生老病死；人受命于天地，最终也归于天地。将人之生死，置于与天地自然广泛的关联中，置于主客体相交相融的观念和视角中，既造就中国人面对生死时“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的旷达豁然，也伴随“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慨叹善感。

　　▲2017年1月，苗族舞剧《蝴蝶妈妈》在贵州省贵阳市大剧院首演。该舞剧围绕“生命”这个永恒的主题，表达了对生命的尊崇以及对“天人合一”的永恒歌咏。中新社记者 贺俊怡 摄

这影响了中国人生活的很多方面，譬如祭祀：《礼记》记载四时之祭分别为春礿、夏禘、秋尝、冬烝，均有不同用意、不同设置，是为应和天时。至今闽、粤、港等地仍有春秋二祭民俗，正是“故作大事，必顺天时”的传承。再如墓地风水文化：古人认为，逝者“居所”在天地之间的方位，不仅影响逝者更影响子嗣；而“居所”的选址、设计和建造又会反过来影响一地之风水。此可谓是主客交融生死观念的具象体现。

中国人在血脉关系中理解生死联系。在“修齐治平”观念下，家族是个体与广泛世界之间的桥梁，是人生的发源与寄托，是个体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支撑。个体生命是家族血脉链条中的一环，故一人生死非一人之事。以族群绵延超越个体死亡，是中国人寻求超脱生死的方式之一。

祭祀文化的兴盛同样是这一观念的重要体现。冯友兰指出，“行祭礼并不是因为鬼神真正存在，只是祭祖先的人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礼的意义是诗的，不是宗教的。”《中庸》载：“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中国人以祭礼表达对先祖的思念，延续对先祖的记忆，维系家族代际连结。中国人的祭祀祖先，还有另一意涵，就是祈求先人护佑子孙后代，进而光大家族。此可谓将生死关系，诠释出别样的辩证意蕴。

　　▲2016年3月27日，来自四川各地的100多名文氏家族成员，齐聚成都双流太平镇小堰村文氏天祥祠堂，举行清明节宗亲大会。据文氏家谱记载：从江西迁往四川的文氏家族系南宋文天祥的后裔。如今，文氏家族后裔分散居住在丹棱、双流和简阳等地。刘忠俊 摄

中国人在道德事功中理解生死的价值。中国人注重个体生死的意义，而意义可从道德、事功两方面定义：或德昭日月，“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或创业垂统，“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也是中国人慎终追远、报恩崇德、民德归厚根性形成的重要原因。先人之道德，塑造了后人的主体价值与行为范式；先人之事功，厚植了后人生活福祉的基础。而更高境界的“内圣外王”，正是二者的结合。

今人仍祭祀生活在数千年前的伏羲炎黄、尧舜禹汤，或是对他们高尚道德的向往，或是对其不朽功业的感念，或兼而有之。如此，生死的意义便不再局限于一人一家之中，而是升华为民族的共同记忆，族群孕育的共同观念。

　　▲2009年4月，来自美国、日本、德国、马来西亚、港澳台地区和中国内地的众多华人到湖南株洲炎帝陵祭拜炎帝神农。刘双双 摄

生者与逝者的关系，本质是生与死的关系。人们心念故人时，“郁于中而泄于外”，于是有悲有欣，或歌或泣，故种种文化和习俗其实是生者的表达。随着城市化、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的展开，人们的生死观已有所变动，丧葬、祭祀等文化仪式也随之变动——云祭扫、代理祭扫在北京等城市推广多年，近年花葬、树葬悄然流行；在欧美国家，出现碱性水解、生态堆肥等新方式，甚至有将亲人骨灰制成钻石、烟花的方式在争议中产生。中外新旧交杂之时，纵看可窥见社会转型中社会心理的转变，横看可感受到文化观念的差异。

“死生亦大矣。”面对生死命题，中国人深藏在骨髓的文化基因与日新月异的社会环境激荡碰撞，终会达致新的均衡，演化出新的观念，融化为新的民俗、新的风尚。（完）